Brachistos

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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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自左翼刊物《闯》的第二期长篇文章,原名为《红尘》。第一部分以1890-1970将近一个世纪为跨度,展开论述环太平洋经济体如何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之下形成独特的形态,又如何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创造了必要条件。原文篇幅较长,译文分为四部分发布。


综述:围剿

使得中国融入资本物质共同体的这些聚合后的危机(convergent crises)要想得到充分理解,最重要的是清晰捕捉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大趋势、还有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过渡得以发生的理论细节两个图景。我们在第一部分通过回顾资本主义在东亚的总体发展来强调历史的深度。同时我们引入了对叙述至关重要的一些关键概念,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所内在的危机动力与这些概念的联系尤其是重要原因。

基本图景是这样的:清朝东亚大陆早期潜在的资本主义过渡被日本正在进行的类似过渡迅速超过,而日本早在19世纪晚叶就成为主要的地区竞争对手。结果,这个地区分裂为欧洲资本统治的商业飞地,以及由大日本帝国运作、迅速工业化的殖民地中枢。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加快了这个趋势,最终导向日本帝国和崛起中的美国霸权为争夺太平洋进行大战。虽然日本以战败告终,但是冷战开始之后,日本受美国军队的托管,该地区的工业项目也有了延续的保证。再加上西方的条件变化,新一轮国际范围迅速扩张的基础得到了奠定。其中的物质形式就是环太平洋地域-工业复合体(territorial-industrial complex,地工复合体),新物流技术的崛起是主要表现,而当中最重要的是一系列集装箱港口和临近的工业枢纽。

1943年,大东亚会议召开,左起为缅甸总理巴莫、满州国总理张景惠、汪精卫、东条英机、泰国代总理旺·威泰耶康·瓦拉旺亲王、菲律宾总统何塞·帕西亚诺·劳威尔、自由印度临时首领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既然本部分要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之内的长期趋势,那么利润率及其与危机的关系也在理论上发挥中心作用。我们在许多利润率相关的争论上,比如如何度量最好、下降趋势的力度、企业间微观经济动能与利润率宏观规模的趋势之间的确切关系等等,不采纳严格规定的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基本面。数据已经明显表明利润率随着时间而下降的趋势,并且会有震荡的波动。生产性行业的利润率下降尤其突出,而且已经反复引发危机。有一些反向的趋势出现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扩张市场,同时寻找可以临时超剥削的劳动力新来源——一般将这种做法称作“空间修复”(spatial fix)——从而恢复利润边际。

这样的空间修复将创造出新的地工复合体。资本的抽象逻辑既然在真实世界中展开,就必然在空间内分配自身。在利润率下降的推动之下,形成了不同的固定资本集团。这在更大规模的时候会采取民族国家的形式,此时新的经济竞争方摆脱了过时设施的拖累,有能力使用耳目一新的技术,在各自的行业里挑战旧有的侍卫。这名老侍卫此时发现,自己的利润边际受过时工厂和机器拖累。由此引发的局部危机虽然外现为集团之间的贸易战争,但这些战争还是加深了全球扩张。不过这个情况同样在局部范围发生:各国内部的新地工复合体根据资本需求重塑了地区的经济地理。这个过程通常包含了大量人口迁徙的关键枢纽、节点和走廊。但是,这种复合体过时了以后会迅速变为锈带,它们在根本层面上的非人本性就会暴露。

日本和随后香港、新加坡、台湾与韩国“老虎经济体”等等在地区崛起,背后并不是比较优势的双赢利益,而是危机、战争和殖民化。我们将在下文缕清这段历史的细节,说明环太平洋的晋升如何联系起利润力的下降,联系起资本东进的缓慢地理运动,而这些因素又如何在前沿构成新地域复合体的同时,在开端处又遗留下荒芜的锈带。正是这个围剿和危机的过程,为中国僵化的发展模式创造了开口,突入资本的物质共同体。

失败的过渡

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开始于晚清,这个过程迟缓且不均匀,特点是低水平的工业化和持久的政治不稳定。这样首次不完全过渡最终激发了内战并导致政治崩溃,而随后不断上升的革命运动将在未来奠定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地区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也将暂时中止。这次首次过渡虽然失败,移民形式、贸易线路和工业地理却也发生不可扭转的转变,过渡所施加的惯性力还常常超出了革命体制试图控制的范围。这个时期大致从晚清持续到民国和抗日时期,这期间本地区出现高度分化的工业结构,在未来发展模式无法挣脱的周期性危机有许多因素也出自这个结构。【1】可以说,这种惯性持续得比发展模式本身还久远。1970年代中国向资本主义的第二次过渡发生的时候,一个世纪以前首次过渡的主要工业集群、贸易路线与人口迁徙网络,此时将再次迎来复苏。

【1】参见我们此前的《高粱与钢铁》(“Sorghum & Steel”),尤其是第二部分记录的上海罢工潮:http://chuangcn.org/journal/one/sorghum-and-steel/2-development/

塑造这首次过渡的因素不仅有历史中的事故,还有本地区更为古老的商业模式。南方沿海向来是地区贸易的重要角色,(公元907年唐朝覆灭后)丝绸之路衰落,沿海贸易就掌控了前资本主义商业。【2】但是,每个朝代同样存在着强劲的反制趋势,助力去抑制商业化势力释放的力量。这其中一个持久的威胁,就是这些半非法的贸易网转变为独立的海盗军。这个威胁到了清朝(1644-1912)增添了反满的叛军性质,为首的是忠于明朝的国姓爷郑成功,他在清军侵略福建的时候逃亡海外。郑成功在台湾推翻了荷兰人的统治,将台湾岛变成自己的叛军基地。清朝的应对之举是不但禁止一切沿海航行(地区的大半国际贸易也因此非法),还将沿海人口遣移到内地,夷平荒废的村庄,希望以此切断郑成功的供给线。【3】

【2】元朝的跨地贸易曾经出现短暂但显著的复苏,此后则稍逊色。虽然明清年间屡次遏制商人、海盗和半独立政权的势力,但是南宋巩固起来的海上贸易网(上述三者构成了这些贸易路线)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上述内容是这段复杂并有趣的历史简化版总结。关于海上空间与郑氏家族在空间发挥的作用,最佳的英语文献见杭行的Hang Xing,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1620-17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822年广州十三行大火

郑成功的叛军一旦扑灭(1663年台湾也被收复),沿海人口与航行也逐渐恢复。大陆市场重新向欧洲方兴未艾的贸易网开放,并且开放得更加直接,而这些网络很快就开始出现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性质。【4】王朝鼎盛的时候,大陆与西方的贸易预算不仅健康,有茶叶、陶瓷、丝绸和其他制造业出口,还坐拥地区贸易的中心,连孤立主义的日本也要依赖进口自清朝的原材料。【5】但是国家对贸易早就踌躇不决,害怕商人势力日增,害怕叛乱可能再起,害怕欧洲人的能耐见长。于是朝廷对关键商品实施严厉垄断,并开始将外贸限制在数量不断下降的官办口岸。这个趋势在1757-1842年的广州体制处达到巅峰,当时所有外贸只能走广州一个口岸以及相连商行仓库的通道(十三行)。随着日益强大的殖民帝国寻求通往大陆市场的更直接通道,这个体制才在毫无掩饰的欧洲入侵之下被消灭。这些入侵最戏剧性的就是两次鸦片战争,结果清朝与欧洲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条约规定之下,贸易重新开启,这次集中在一连串沿海的“通商口岸”。【6】

【4】郑家在这类贸易中长期发挥垄断的中介作用,有人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别类的政治-商业核心,如果能保住台湾基业,与清朝建立和平关系,本来就可以成为当地资本主义过渡的基础。更多细节见杭行的Hang 2016.
【5】Rhoads Murphey, East Asia: A New History, Pearson Longman, 2007. p.151
【6】Robert Nield, The China Coast: Trade and the First Treaty Ports, Joint Publishing (HK) Co, 2010. pp.10-11

越来越大的军事挫败再加上内部叛乱,使清朝在世纪前后分崩离析。这些年大波难民争相离开大陆,满足了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在美洲。与此同时,国内的劳动力供应(以及原材料和农用土地)对欧洲殖民者和邻近政权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大多主要沿海城市未来就会建立工厂区,其中以上海和广州尤为重要。这些城市慢慢融入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贸易新网络的同时,也在清朝那里获得了事实上的自治地位,在随后的军阀和民国治下成为重要的现代化地点。同时,山东部分地区实质上被德国分割,当时的德国在全中国范围为不少新工业企业提供了资金。因此,本地区的早期资本主义基础设施大部分掌握在外国手里,沿海城市也应该理解为高度国际化的殖民地,联系起欧洲与日本资本所统治的国内生产网。除了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到1907年,84%的航运量、34%的绵纺量、100%的铁产量都在外国手里。西方人连战略资源都控制了,他们拥有的铁路不少于93%。”【7】就连少数的大型本国所有工业联合公司,比如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也完全依赖进口机器和德国日本金融家提供的资本。【8】

【7】同上, p.15
【8】Elizabeth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20
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发行股票

到两次世界大战间时期,上海已经成为商业资本和大陆的早期劳工运动两个地区中心,广州(以红色广州著称)则紧跟其后。但是这些资本主义过渡的早期地点缺少强势国内政权的约束力,因此统治它们的或者是外国资本,或者是相当寄生性、为欧洲和日本公司充当中介和承销商的国内资本家阶级。所以,大陆资本主义过渡失败,不光是因为清朝打压商业压力,还是资本家在欧洲的经济扩张带来的产物。这次扩张推动了帝国主义时代,从中诞生了尤其暴力,并在太平洋对岸成功建立的掠夺剥削体制。正是这些体制厚颜无耻的暴虐反过来助长了反帝叛乱的火焰,最终中止了大陆的资本主义过渡。不过,这首次失败的过渡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塑造社会主义时代以后第二次过渡的性质与地理。

构建东亚

日本的情况相反。欧洲的施压引发的不是政治ajkldsfhuioawef崩溃,而是明治维新(1868-1912),包括大规模工业化、政治与社会制度广泛改革等等的资本主义过渡全方面开始了。【9】日本改革的成功在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中显露无遗。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当时是清朝的藩属国),现代化的日军在战争中,对阵长期以来是亚洲最强大的地区力量,而当时多数人预测日本将速败。但是,清朝最先进的军事力量北洋水师终于无法匹敌,日本不仅夺得朝鲜半岛,还有邻近的辽东半岛,入侵行动深入到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战事将了,清朝被迫割让对朝鲜的影响力,并且不顾台湾当地激烈的反对,用条约将台湾岛让与日本。日本在1895年入侵台湾,未来数年开始进行针对游击抵抗力量的战争,20世纪初还镇压了一系列叛乱。

【9】有大量文献争论明治维新的确切性质以及维新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些争论涉及全球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但对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尤为关键,他们对封建主义与日本早期工业化的性质观点不一,成为不同思想学派的基本分野。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的总结,见Makoto Itoh,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Macmillan, 1990. pp.150-155
大韩帝国第一代皇帝光武帝

日本在朝鲜半岛获胜并直入满洲,这被临近的帝国主义势力俄国和德国(当时拥有山东领土)视作自身在该地区远景的威胁。日本在当时表示求和,割让辽东半岛,同意建立名义上独立的大韩帝国,并在1900年帮助西方列强打击义和团。但是,地区的紧张形势很快就导致俄日战争(1904-1905)爆发,结果日本再次意外获胜,而这一次对手是帝国主义一个主要势力。不过,与俄国签署的和约依然偏向谨慎和求和。没有大片领土割让,俄国也无需被迫支付高昂赔款。这个结果激发了日本国内广泛的民族主义抗议,这不仅表明地区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持续反抗受到欢迎,还表明这种反殖民主义与日本自己的帝国规划结合起来。

虽然日本在合约中没有对朝鲜和满洲直接使用殖民宣称,但大韩帝国还是成为“保护国”,日本还成立半自治性质的关东军监管该地区。关东军很快就会成为实际的占领军,在缺少直接监控的情况下时常干预本地事务。同时,朝鲜保护国也逐渐引入了改革,而每次改革都将更多政治和经济权力割让给日本,一直到1910年大韩帝国正式被大日本帝国吞并为止。满州也发生了类似的一系列事件,针对当地军阀进行越来越直接的军事干预,而经济影响力也随之增加,最终1931年发动入侵,建立日本的傀儡国满洲国。

在日本国内同时出现的,是对军国主义的支持迅速增长,并在日本掌舵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中达到顶峰。这个共荣圈由“大和族”领导,并且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组织。虽然这种帝国战略的基本逻辑的文化基底既体现在种族伪科学当中,在普遍见于东亚的种族-文明话语中也体现为某种本土形式,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消减为文化要素,其根源也不能在“封建”阶级残余的威权主义基底中寻找。【10】大日本帝国不是长期统治该地区的藩属帝制国家的延续,而是明治维新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截然不同的现代产物,性质上与资本主义西方的帝国主义帝国类似。在几十年时间内,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导致了国内市场饱和、强大的管理-军事型国家(managerial-military state)成长,还有四大财阀的垄断企业统治经济。所有这些特点都促成日本沿着传统上属于帝国主义的阵线进行军事和经济扩张。所以,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扩张与德国意大利一样,是资本主义危机和大英帝国政治霸权衰微的产物。

【10】这个立场有一些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持有,而研究该地区的西方学者之中首批传播这个立场的显赫者有E.H. Norman,作品是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1940).
1920年东京的三菱财阀本社

在新的地区等级制度这里,(逐渐与军事国家结合的)日本资本是推动力,促成地域征服、大规模基建规划和为协调工业化提供资金。台湾、朝鲜和满洲等最早一批殖民地成为大部分投资的优先地点,而东南亚周边国家和中国其他地区则被视作附属的傀儡国,用处是打开新市场,供应关键工业资源(比如印尼的石油)或者农产品(比如菲律宾)。大衰退以后全球贸易大幅下滑进一步刺激了帝国扩张,此时日益浓烈的保护主义切断了日本初级商品的其他来源。【11】在总体下滑的背景下,这个由日本、日本殖民地、各个傀儡国,以及“共荣圈”里的弱国组成的新“日元集团”,内部贸易其实是在增长的。【12】1895年向日本出口量占台湾总出口20%,到1930年代末,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8%左右。【13】地区间贸易是以轮辐形态组织的,日本是中心,殖民地和附属贸易伙伴则鼓励他们根据日本意愿将自身的生产专门化,不鼓励他们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直接贸易,并给予不同程度的基建发展作为奖励。

【11】关于此次下滑与最近全球贸易趋势的对比,见Kevin O’Rourk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 collapse in trade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7 November 2009. <http://voxeu.org/article/government-policies-and-collapse-trade-during-great-depression>
【12】关于日帝经济性质的更多讨论,见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以及柯志明,Chih-ming Ka,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Westview, 1995.
【13】Mark Selden, “Nation, Region and the Global in East Asia: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Volume 8, Issue 41, Number 1, 11 October 2010. <http://apjjf.org/-Mark-Selden/3422/article.html>

这种等级制度的排序标准是一般认识范围内的种族特征再加简单的地理分布,而与日本在文化上的亲近度则成为种族纯洁的度量。由此,贸易集团内的分工将种族与民族起源的伪科学理论,编入了领域之间的物质差异之中,而这种差异在生产产出、教育水平,以及对疾病、入侵和殖民的耐受度方面,直至当时为止都相对相像。大日本帝国将“东亚”概念化一个有机等级秩序的种族-文化连续统,这个连续统内部又受采纳汉字书写系统和新儒家对古代的特殊观念所统一,帝国的规划因而在资本的新循环中得以建构一个可以识别的地区。【14】虽然帝国的野心最终没有成功,但早期这种日本扩张主义为全球资本主义成功创造了一个东方的中心。这个中心的定义,是日本群岛和太平洋沿线岛屿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在随后的冷战秩序里,这个重心会被加强为抵御共产主义扩散的保障。资本主义东亚因而可以缓慢围剿中国战后的发展模式,而这个资本积累的新枢纽一拉线,就能助力中国自身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

【14】该地区各类前资本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概念早已存在,其中大多的依据是中国南海内的贸易线路,和各个大陆王朝为中心的藩属关系。但是早期地区融合有许多重要地点(马尼拉、马六甲、河内)建立的时候,在日本的帝国规划和随后的冷战秩序那里,都处于资本主义东亚的内核之外。关于地区诸如此类的演化,见Mark Selden,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its Enemies in Three Epochs: Political Economy and Geopolitics, 16th to 21st Centurie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ume 7, Issue 9, Number 4, 25 February, 2009. <http://apjjf.org/-Mark-Selden/3061/artic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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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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