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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或许是我们最后的反思机会

2020 年 2 月 4 日

作者：Fregata

谁都没有想到，2020年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突如其来的2019-nCoV疫情，迅速席卷了华夏大地，也再次大规模的掀起了人民对于中共的治理能力的质疑。

对于疫情过程中出现的夸张的，超乎想象的，魔幻现实主义也无法描绘的种种，我不想再细述。结合过去的2019年的内忧外患——比如30年最低的经济增速、新疆和西藏惨无人道的民族政策、贸易战的决策失误等等，可以说，中共当前的治理模式，已被证明彻底失败。

而这些内忧外患，正是任期无限，核心加身的“人民领袖”习主席领导下的诸多政策，结出的果实。在这个关口上，我想是时候梳理下习的治理逻辑，发出一点警世之言了。毕竟，宣传机器的轰鸣声，马上又会盖过一切异议。人民也会迅速失忆，回到党和国家的光辉叙事中。

重回运动式治国

倾向于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对政府、官员和群众加以调动和塑造，而不是诉诸于稳定明晰的建制机构，一直是许多共产主义政权尤其是中共的典型特征之一。这种特征从中共建党初期就已经非常明显。即便在红军遭遇重大挫折时，其内部以政治运动为载体的权力斗争也少有停顿。按照杰出史学家高华的理解，毛泽东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逐渐掌握了一整套的发动群众、抢夺话语权、排除异己、树立威信的手段^①。在建国后，他更将这种政治风格带入对整个国家的治理中。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既给毛带了巨大的成就和威望，更造成了罄竹难书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习近平任内，我们看到这种早应被抛弃的治理风格逐渐回潮。他发动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运动，夹带着形形色色的政治口号。他有可能寄望像毛一样在这种大规模的动员中获得声望和地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做到了。在这里，我想粗略描述下三场典型的运动，并引出一些适当的结论。

习任内最成功，最受群众欢迎的运动当属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这也是习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建立政治资本的最重要手段。据维基百科的数据，十八大以来被公开查处者中包含1名正国级、6名副国级、2名军委委员级、27名正部级、数百名副部级^②。这场雷厉风行的反腐运动，至少在其前中期改善了中共官员表面上的吏治情况，极大的减少了官员们肆无忌惮、吃相难看的公开敛财行为和形形色色的三公消费。但这种运动毫无疑问是治标不治本的。它并不能肃清贪腐的根源问题。时至今日，中共从高层到基层，贪腐依然是普遍现象。人们不是通过是否贪腐，而是通过贪腐的数额与职位等级去评判一个官僚是否清廉。我甚至怀疑习根本没有动力去解决贪腐的根源问题。一是根源问题关乎政治体制，二是正因为贪腐的普遍，官员们才有把柄，才会对习有所畏惧。

另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精准扶贫运动，则更带有毛时代大规模动员和政治命令压倒一切的痕迹。这场运动涉及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相信对于改善他们的收入水平有所助益。但其成果与运动过程中僵化的形式主义、巨大的人力和资源的耗费相比是否合理则颇值得商榷。我曾在云南边疆亲眼见到政府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修建的铁皮房，在刚建好没几天后，因上层领导认为不合格而推倒重建。一位贫困地区的政府人员告诉我，科室内2/3的成员都被下派到乡村进行入户扶贫，不许返城，还被勒令强制购买当地贫困户的农产品。这在当地的各个政府部门是普遍情况。这既印证了当前政治系统命令压倒一切的僵化模式，也反映出基层公务系统的冗余和低效。来自端传媒的三篇调查报告^③，更明确的暴露了这场运动的诸多问题：大范围的不合理的政治动员，不仅基层官员，甚至连教师、商人都被要求参与到扶贫运动中；不是基于经济原则，而是基于政治要求进行扶贫。很多扶贫的商业模式缺乏可持续性，甚至给贫困户造成损失；下派公务员与贫困人口之间的普遍矛盾。前者认为后者不知感恩，贪得无厌。后者认为前者瞧不起自己，认为他们的帮助理所当然，甚至欲求不满，想榨出更多的油水。

自2018年1月开始，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是对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严打”的延续。自1983年，邓小平发动第一次严打以来，每隔10年左右，中共就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清扫运动。邓的第一次严打，无论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远非后来的历次严打可比。这次运动后来也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其中很多事例现在看来近乎荒诞。知名的如马燕秦因举办家庭舞会被枪决、影星迟志强因跳贴面舞被判刑监禁4年等等。其中惯用的将犯罪分子游街示众、公开审判的做法，甚至直到2010年严打期间仍有后继。

单从时间和规模上看，习近平所发动的“扫黑除恶”已经远超分别于1996、2001、2010年发起的三次严打运动，仅次于第一次严打。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目的和背景的不同。一方面，习强调“扫黑除恶”与反腐运动的联系——“把扫黑除恶同反腐"拍蝇"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也强调要打掉各地的“保护伞”，将“扫黑”和“打伞”相结合^④。这意味着不仅要对官方系统外的权力空间进行清扫，而且要针对与这些隐形势力相联系的基层官员。其本质是要清扫那些阻碍国家机器在基层运转的人情关系和山头势力。

这三场运动分别针对三种社会群体和对象。反腐运动清洗和威慑官员、党员群体，扶贫运动将社会边缘的贫困人口纳入管制，同时增加对基层公务人员的动员能力；扫黑除恶清洗建制外自发生长起来的社会权力和自组织系统，同时整肃基层官员系统里的人情关系网络。这些运动不仅仅出于经济或社会矛盾方面的考量，它们也是权力触手的试探与强化，是国家机器对于动员每个社会角落里的基层力量的预演，以及将更多资源和个体纳入管控的尝试。

这种运动式治理，依靠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命令提供推动力，并且在政治动员中强化权力架构本身。这也意味着它必然是形式主义的，因为它依赖单调的、形式化的政治口号和绩效考核；它也必然是一种粗糙的治理，无法实现精细化的管理。因为政治口号一旦追求精细化、专业化、科学化，它实际上就已经不再是政治口号，也丧失了单一的推动力；当然，更重要还在于，这种治理不可能是人道的。在这种运动中，国家意志和政治风潮总是压倒个体命运和自由空间。它不可能学会尊重个体价值，更不可能给出人道主义式的关怀。

重新塑造“中华民族”

这种非人道，在新疆和西藏得到了精确的演绎。习近平的“中国梦”需要一个做梦的主体，这个主体首先是说汉语写汉字，自认为中华文化传人的汉族人。而对那些不愿意加入“中华民族”，不愿意放弃自己文化，不愿意做“中国梦”的异族人，该怎么办呢？习近平给出了答案——拘禁他们的肉体，监视他们的行为，改造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变成政权可以接受的人。

发生在新疆的古拉格式夸张灾难，西方媒体已经大量报道，我不想再重复。让人惊讶的是，自2016年8月29日陈全国主政新疆，已经过去三年多，而大陆的多数民众对新疆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那些获知一些真实消息的人，有的自觉地为这种政策辩护，有的则缄口不言，麻木不仁。中国网友能意识到湖北人因为2019-nCoV被区别对待不人道当然值得肯定，但维族人所遭受的，却似乎是理所当然。原来所谓“中国梦”，竟然包含着民族等级制度。原来我们可以一边区别对待别人，一边却要求世界各国平等对待我们？

中共为新疆政策辩护的最大理由，来源于一句“近3年来，新疆没有再发生任何一起新的暴恐案件”^⑤。一个层层监控，经济凋敝，民众四散逃避，完全警察社会的新疆，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竟然还是一种值得表扬的成就。而更让人担忧的问题是新疆不可能永远维持警察社会的现状，政治高压作为动力的国家机器也不可能永远轰鸣。届时，新疆会面临怎样的状况，无人可知。

相似的民族改造运动也在西藏上演。日本NHK的纪录片《改善与信仰——西藏三年巨变的记录》^⑥记录了藏传佛教圣地——五明佛学院，如何迅速的被改造成旅游景区。近万名僧人被驱逐，流散四方；观景台和酒店拔地而起；传统的天葬圣地，成了游客们观赏秃鹫的景区。

对于新疆和西藏的民族改造政策并非孤例。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开始从小学实行寄宿制。孩子们脱离了他们的原生文化怀抱，转而被国家教育体制塑造。在学会了汉语和爱党爱国后，逐渐对本民族文化产生疏离甚至鄙夷，进而成为被体制同化的个体。没有人关心这些孩子在精神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以后如何获得内在平衡，如何看待自己被国家机器改造的一生。

从更大的范围上讲，今天的少数民族同化改造政策，不过是中共浩大的人民改造工程中的一环。他们与当初毛泽东进行的天翻地覆的人民改造运动有着相同的极权主义逻辑——人民必须虔诚的支持政权，如果不能，则必须被改造。如果不能被改造，则应予以消灭，至少也要使其噤声。

维稳——党内的政治正确

中共在新疆制造如此夸张的人道主义灾难，耗费巨额的经费和人力物力，仅仅是为了维稳。这强烈的反应了在习任期内所发生的政府治理目标的转向。

在胡温时期，对于官员政绩的评估基本停留在唯GDP主义。这种不计后果的单一经济指标当然有诸多问题，并且遭到了各种批判。习近平上任后，为了安插亲信，树立权威，这种考核标准实际上被置换成了“政治忠诚”，其强调的是对党的忠诚，更确切的说是对习近平的个人忠诚。蔡奇、赵乐际、陈敏尔等一大批官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前台。相反，反应迟钝的山西官场则被掀了个底朝天。在习坐稳大位后，一方面继续强调政治忠诚，另一方面，维稳，也就是在任内不出大乱子，成为官员们最大的政治正确。

在全国的舆论环境被充分控制的情况下，官员们实际上丧失了改进治理能力的动力。毕竟维稳，只需要通过删帖、封禁、舆论引导、转移视线等办法就能抹除影响。实在不行，再派国宝、公安做下传讯、威胁之类的工作就足以震慑绝大多数当事人。剩下那几个人权律师之类的刺头，大不了关起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想要有所作为，甚至可能招致不测。对于官员们，当下最大的作为，已经变成了充分执行习的政治意志。

不仅体制的变革不再可能，许多原本不涉及体制问题的普通商业纠纷或者社会矛盾，也被当做不稳定因素拦截。结果是，维稳系统甚至成了社会病灶的保护伞。

我们可以随意举出一长串的案例：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次又一次的疫苗问题，一次又一次的医闹乃至杀医，校园里上演了多少遍的毒跑道、毒教室……这些类似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在社交平台上上演，又一遍遍被封禁被遗忘。这些问题原本早就该被深究到底，被充分讨论，被提上改革日程。而维稳系统恰恰在压制问题被讨论的可能性，压制改革的可能性。我们甚至可以说，维稳，就是不改革，就是倒退。

善治还是恶治

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政治体制的问题，仅仅想谈论政权对社会的两种治理模式。所有政权都必须解决其合法性问题，也就意味这必须回应民众的诉求，使得人民认同其统治地位。如果一个政权，通过建立透明公开的监督体制、完善合理的组织建制和法律规则、积极快速的响应能力来回应民众的诉求，尊重民众权利，尊重个体的尊严和命运，则是一种文明的治理、善治。相反，如果政权选择操纵媒体和舆论，打击迫害异见分子，扩大权力触角，增强管制能力，不是回应民众诉求，而是通过打压和迫害让民众不敢提出诉求，通过洗脑和舆论攻势取得民众认同，这显然是一种恶治。

前者将公民作为基本的人来治理。公民有获知真相，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权力。更确切的说这是一种人道的治理。在后者的模式中，则根本不存在公民的概念。统治者眼中，民众本质上不过是国家机器上的的零件，是可以操纵、管理、引导的社会要素。是统治者用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他们不配知道真相，不配享有自由，不配独立思考。其命运应当服从国家权力的安排。在这种治理模式中，政权存在的目的是实现元首的政治意志，而非公民的个人发展。

在习的治下，官僚系统已经逐渐变成实现国家意志的工具，他们活在极度形式主义的政治话语里，活在一套不断自我增强的政治逻辑里。这种逻辑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部机器，这个机器被赋予一个终极目标，叫做“中国梦”。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并不是解决人民的基本诉求，或者进行系统的社会变革，而是通过进行习所发动的一系列伟大运动，比如一路一带、乡村振兴计划、中国制造2025、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

如果我们做一下分析，会发现，在习任内这些年，真正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有效的推进或解决：被诟病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被不断质疑的社保、医保制度，举世瞩目的高房价与相应的畸形土地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复杂的债务风险，生育率已经如此之低还依然存在的计划生育制度……

相比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中共满足于“中国梦”的宏大构想，满足于“一带一路”的基建输出，满足于在联合国耀武扬威，满足于“战狼”式的民族热情，满足于所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019-nCoV——一次更大规模合法性危机的预演

对于中国的现状，这次2019-nCoV冠状病毒的肆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观察窗口，几乎可以说是当前中共治理问题的展览馆。也只有灾难能解构所有的宏大叙事，能揭穿所有的太平粉饰，能让狂热的人归于冷静。可以说这是习近平执政以来最好的一次反思机会，我认为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反思机会。

让我稍微描述一下灾难中已经发生的若干事件：最早发表真相的八名义士被处理，因为那是“造谣”^⑦；官员相互甩锅，隐瞒疫情，连照本宣科都做不好^⑧；各个医院被逼到要绕开官方，向校友会求助；春节联欢晚会在盛世狂欢的时候，医院走廊里尸体无人处理，护士发布的视频第二天还被“辟谣”^⑨；武汉协和医院一边救死扶伤，一边还要和红十字会角力，争取资源^⑩；热心人不能直接给医院捐赠，要走红十字会的官方渠道，为了避免“某些人钻空子”^⑪；疫情要在正月十五出现拐点，因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⑫…….

这些人间悲剧，这些比后真相更加后真相的网络现实，为我们揭示了当前中共的权力疫病：

隐瞒和欺骗人民成了常态，甚至成了治国之本。

完全没有精细管理能力，治理系统形式化、政治化。应对疫情的主要方式是封城、封路、封人，既不给民众留出反应时间，也不考虑社会实际运转所需要的流动性。通过粗暴的瘫痪社会来解决问题，结果制造了更多问题。

对待哪怕一点点温驯恭良的社会自组织能力都如畏虎狼。分明自己没有组织能力，却要把产能统筹，把捐赠渠道统筹，结果是大范围的物资匮乏，医生们被逼到用雨衣、垃圾袋防护。^⑬

“媒体姓党”后，官员们免除了被曝光、被质疑的恐惧。结果是官僚系统自行其是，对社会问题或民众诉求毫无反应，唯一还能让他们产生应激性的是政治压力。至于他们天天挂在嘴上的“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则根本不值一哂。

可以说这是一场中等规模的合法性危机，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全面合法性危机的提前预演。

香港大学的慈继伟（Jiwei Ci）教授认为中共正在耗尽其合法性来源，并将在未来若干年迎来更大规模的合法性危机，习近平握有越大的权威，就会对他的继任者造成越大的阻碍^⑭；独立学者荣剑先生认为习近平破坏了邓小平留下的任期制和隔代指定的政治遗产，中共将会重新面临毛泽东时代的接班人困境。^⑮

在我看来，极权主义式国家机器，必须依靠政治高压推动。这种不断自我增强的政治高压只会使官僚系统，进一步使整个国民活在癔病式的光辉叙事中，活在形式化的政治话语中。这种高压，这种政治癔病必须有一个出口，在毛时代，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式的建设狂潮，是“人民”和“敌人”间你死我活、永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在今天，是新疆的警察社会和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是互联网上对“八千”、“公知”、“废青”的“粉红狂潮”式网暴。

极权主义从来不惧怕外部对抗。极权主义的症结在于，它的内在动力结构总是使它失控，进而造成惨绝人寰的人道主义灾难。这种灾难将肃清它的合法性基础。如果这次灾难不能让我们抓住变革的机会，如果政府继续在恶治的轨道上沉沦，我们还会有下一次反思机会吗？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是习近平寿终正寝时，还是等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时？

附录：

①《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②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

③这三篇报道链接如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217-mainland-poverty-reduction-programs-officials/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216-mainland-poverty-reduction-programs-a-viilage/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216-opinion-poverty-reduction-programs/

④http://www.gov.cn/zhengce/2018-01/30/content_5262021.htm

⑤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469030

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X-upXT7agY

⑦http://www.caixin.com/2020-02-01/101510170.html

⑧http://shangshanruoshui.blog.caixin.com/archives/22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