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自己的名字

丰县事件的第四份官方通报，昨晚已公布。主要结论如下：

• 通过DNA检验比对，认定“杨某侠”即云南福贡县亚谷村的小花梅；
• 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而当初将小花梅带到江苏的同乡桑某妞及其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
• 各部门对这一家的后续保障工作。

说实话，我读完有点不舒服：既然DNA已比对确定杨某侠本名就是小花梅，那后面为何仍称她为“杨某侠”？那毕竟是虐待她的董家为她取的，本身就是违背其意志的象征。“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这样的称呼，也很难说是对她的尊重，谁愿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但不论如何，这份调查结果已被普遍视为网络舆论追责的胜利，毕竟，如果不是这两周来海啸般的汹汹舆情，这个过着暗无天日生活的女性恐怕极不可能这么快得到解救。

尤其是这一事件发酵的时间点正值春节、冬奥会两大盛事，十多亿的话题量仍不能换来一个热搜，而官媒在最初的十天里都保持着耐人寻味的集体沉默——第一家报道此事的官媒是上海新闻综合频道，已晚至2月7日，同一天，那位受苦受难的女性终于出现在了央视新闻画面上。

一般来说，当一件事终于“引起高度重视”时，那即便不是事件的结束，至少也是“结束的开始”，等到一个权威结论一锤定音，围观的人群就会默契地应和：“都散了吧，这事结了。”

在最新的这份通告中，有一点值得注意：该事件的最初两则通告（1月28日、1月30日）都由丰县调查发布，但2月7日的第三则已改由“徐州发布”，并说明徐州市和丰县分别成立了调查组，通告中至少也提及“市县两级”，到这第四则，看来已撇开丰县，表明此事已由更高层级全面接管——可能也只有市一级调查，才能推翻此前县一级调查中所宣称的“不存在拐卖行为”这一结论。

很多人也都在嘲讽四则官方通告前后矛盾，但且不说“官方”本身前后并非同一个“官方”，它所谈的“拐卖”也不是同一个事实：最初说的“不存在拐卖行为”是指她并非董家买来的，现在按拐卖罪侦办的则是针对桑某妞夫妇，董某民涉嫌的仍是非法拘禁罪而非拐卖妇女罪。

一件事的真相往往是在不断拷问、追索之下才逐步浮现的，谁都不是一开始就全知全能的，尤其是那些事实不清的事件，前后说法不一是常有的事，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并不是要一份无懈可击的官方调查结果，而是以这一事件为开端和抓手，关注当地更具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此事到现在为止，仍有诸多疑点有待查证：小花梅1996年第一段婚姻结束后，被桑某妞以“治病”为名带到江苏，之后到1998年8月与董某民领证结婚，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桑某妞将她拐走后，竟然无须给她家人一个交代？董某民究竟是否买妻？

我有朋友善意地推测：小花梅当初被拐走，很可能是桑某妞与家人的合谋，所以事后家人也没追查，但到江苏后小花梅却走失了，因而董家确有可能不是直接从桑某妞手上买来的，是看到这个流浪的女子后才带回了家。

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贺萧在《危险的愉悦》一书中谈及民国时期的拐卖妇女案时说，“有关人口买卖的故事实际上讲的都是受害故事”，“尽管说来说去都是绑架拐卖的故事，但我们必须牢记，许多这样的买卖，其实被卖女人及其家庭都是知道并同意的”。

我也相信“小花梅”就是丰县事件中女性当事人的真名（毕竟DNA检验很难作假），但即便她不是被直接拐卖到董家，仍不改变本案的三个重点：拐卖妇女值得关注并需要打击；小花梅所受的虐待有损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地方政府不作为。

小花梅的处境在苏北乡村不是孤立的个案，离丰县不远的泗阳县来安乡姜集村一度拐卖妇女多达560名，年龄最小的仅16岁，最大的也才22岁，人贩子以3000-6000元的价格卖给周边地区，以此“发家致富”。

这次查实小花梅的真实身份，起初的线索就是在查档案时发现她在1998年结婚登记时写明了原籍是“云南福贡县亚谷村”，这至少表明三点：当时她至少神智清醒，知道老家地址，会用汉语表达；连老家的村子都知道，那不太可能不记得自己名字；她老家哪里，一开始就是当地人都知道的，也没隐瞒，然而当地从未采取任何行动。

随着小花梅身世的逐渐显露，公众舆论反倒趋于分裂：有些人认为此事已水落石出，可以告一段落；有些人相信小花梅确实早有精神疾病，董家虽然虐待她，但铁链锁住，可能也事出无奈；还有些人则怀疑官方通告里对她身份的认定，坚信其真实身份是12岁走失的四川女孩李莹，现在的通告仍在掩盖什么。

之前就有读者留言说：

我承认我的境界没那么高，我认为如果真的是精神病患者，那么家人锁住了她就是合理的，毕竟精神病患者容易伤害自己和别人，这也算是对她和其他人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她不是精神病患者，那就离了大谱了。

这是很讽刺的一点：即便是在这样的事上，很多人的同情心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是一个正常人（尤其如果是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囚禁，这种反差就让人感觉冲击力极大，但如果是精神病患者，那“家人锁住了她就是合理的”。

这本身就反过来印证了我此前在《丰县事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的观点：国人常常默认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是生来就有的，对一些边缘人甚至无论怎么凌辱都没问题。

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怀疑“小花梅”不是丰县案中女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也落入了同样的思维陷阱，因为他们认为官方是想说明她在老家就有精神疾病，因而其后续遭遇都是合理的，基于此，他们就力图证明，这位受苦受难的女性“原本是个正常人”，是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后才堕入这样的境地。

这样的论述确实更容易引发共情，因为“正常人”就意味着可能是自己，预期中的未来发生了急转直下的突变，然而，非常讽刺的是，这其中也隐含着这样一层意味：如果小花梅起初确实并非“正常人”，连这些曾关注、同情她处境的人，其共情基础都会丧失。

这在中国社会同样有深厚的基础。1988年6月3日，北京大学研究生柴庆丰被两个流氓刺死，社会学者赵鼎新评论当时引发的舆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些抗议活动所表达的普遍情感，与其说是民主式的，不如说是精英式的。比如，在柴庆丰事件期间，没有学生质疑审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是否合法，也没有学生想到这些嫌疑人应当享有与学生平等的权利。

事实上，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如果不是他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恐怕也未必能激起那么大的波澜。这绝不是否定他们死难的意义和公众的情感，至少正是顺应原有的意识，才推动了社会改变，但我们绝不应该由于当事人并非“正常人”，就不去同情其处境，甚至连带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也不给予。

虽然在这类拐卖妇女事件中，最能激发公众同情是女大学生被拐（电影《盲山》的情节设置也是如此），但你细想一下就能明白，无论在人贩子还是买妻者眼里，女大学生未必是最优选择，因为她们会更难控制，高学历对他们来说非但不是增值的，反而是风险——长相好、好生养、易控制，可能远比学历高更重要。据说男人最喜欢“漂亮但不聪明的女人”，东亚文化中男性审美尤其偏好“白瘦幼小”，恐怕都出于潜意识里的这种控制欲。

去年，一位贵州布依族女性德良在被拐35年后，寻亲成功。记录此事经过的《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一文中说，人贩子会精心挑选拐卖对象，“看你的兄弟强不强、父母强不强，如果在当地有威望，你敢拐卖他女儿是不可能的。”

德良之所以被拐，也是因为家里弱势，自己又“先天性听力弱，脑子慢”，在嫁到邻村后，被夫家嫌弃，丈夫默许人贩子带走了她。她后来的遭遇没小花梅那么悲惨，被卖到河南给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当老婆，虽然这无疑也违背她的意愿，但至少看起来没遭受那样恐怖的囚禁虐待，女儿对她看来也很不错，使得她最终的寻亲看起来倒像是一个温情感人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此事从头到尾都是社会的自发联结，官方根本没有介入。

回老家的12天让她有了发自内心的笑容，但即便如此，“她身上有一些东西永远地被摧毁了，回家也并不能挽救什么”，“她活在自己的时间与创伤里，仿佛再也没有往前走过”。尽管如此，对这位已久久失落自我的女性来说，找回自己身份仍然是治愈她余生的开始。

看到她的真名终于被找到的那一幕，我不禁潸然泪下：

李新梅再次冲着妈妈喊：“德良！德良！”漫长的、没有名姓的35年过去了，那是德良第一次听到别人喊出自己的名字，她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变大，还带着一点羞涩，她有些迟疑地说：“你知道我的名字了？新梅啊，我就是良。”

这种丧失身份的痛苦，是每个人最深层的痛苦，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首歌里唱的：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个体，高矮胖瘦、弱势、残障，是人就应被当人来对待，反过来说，他们权利的被剥夺，往往是被身份开始的。在丰县事件中，那位受苦的女性不是“生育八孩的母亲”，不叫杨某侠，她有自己的名字：小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