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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資本主義的各種類型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書摘

本書作者:艾瑞克.萊特(E. O. Wright)
出版社: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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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第三章〈反資本主義的各種類型〉

馴服資本主義

打碎與拆解資本主義的做法,設想的都是終究能夠把資本主義取代為一種根本上不同的經濟結構,也就是社會主義。就這方面來說,追求這兩種做法的人士都懷有革命的抱負,只是他們對於達成目標所需的手段懷有不同的理解。

不過,我們也有可能看出資本主義為社會帶來了全面性的傷害,卻不必設法加以取代。相反的,目標是在於消除那些傷害。這種想法成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社會民主政黨與非革命性社會主義政黨的主要策略觀。以下是這種想法的基本論述:

資本主義如果不受管制,會造成嚴重的傷害。資本主義產生的大幅不平等對於社會凝聚力深具破壞性;資本主義會摧毀傳統的工作而任人自生自滅;資本主義會在個人與整個社群的生活當中造成不確定性與風險;而且也有害環境。這些全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先天動力所造成的後果。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有可能建立對抗資本主義的制度,大幅消除這些傷害。資本主義不需要完全放任不受管制,而是可以受到精心設計的國家政策予以馴服。當然,由於這麼做即是縮減資產階級的自主權與權力,因此可能必須經過激烈的爭鬥,而且也沒有成功的保證。資產階級以及其政治盟友必定會這麼宣稱:那些為了消除「所謂的」資本主義傷害而設計的規範與重分配,將會摧毀資本主義的活力、破壞競爭力,並且削弱誘因。不過,這類論點純粹只是為了維護特權與權力而提出的合理化說詞而已。資本主義可以受到大幅的規範與重分配以消除其傷害,但仍然提供足夠的利潤而能夠使其維持運作。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有人民的動員以及政治意志,絕對不能依賴菁英階級的開明善意。不過,在適當的情境下,確實有可能贏得這些戰役,施行必要的限制,而造成一種比較良性的資本主義。如此帶來的結果,就是遊戲規則經過大幅修改的資本主義。

馴服資本主義並不會消除資本主義造成傷害的潛在傾向,只是抵銷那種效果而已。這麼做就像是以藥物消除症狀,卻沒有治療造成那些症狀的潛在健康問題。有時候,只要這樣就夠了。新生兒的父母經常因為缺乏睡眠而易於頭痛。面對這樣的問題,一種解決方法是服用阿斯匹靈然後撐過這段時期,另一種解決方法則是把嬰兒丟掉。有時候,排除症狀會勝過消除背後的肇因。

當然,不是每一項對於資本主義的規則所提出的改革都可以被視為是反資本主義,就算是意在消除資本主義部分傷害的改革方案也是一樣。為了防範足以破壞體系的投機冒險行為而提出的銀行法規,以及阻止內線交易的股市規範,都比較算是純粹協助促進資本主義的穩定,保護資本主義免於其自我毀滅的傾向。規範捕魚以預防魚群耗竭,只是解決了大規模資本主義漁業所造成的集體行動問題而已。反資本主義改革則是以某種方式在資本主義的運作當中引進平等、民主與團結的價值與原則。這類改革一樣可能有助於促進資本主義的穩定(實際上,這正是這類改革之所以可行的部分原因),但同時也會使得整套體系以不那麼純然資本主義的方式運作。

在所謂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期三十年左右的時間,社會民主政策相當有效地促成了比較人道的經濟體系,尤其是在這類政策受到徹底推行的地方。更明確來說,三類國家政策創造了資本主義遵循的新規則,而消除了資本主義造成的部分傷害,並且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平等、民主與團結的價值:

一、一般人在人生中遭遇的某些最嚴重的風險,尤其是健康、就業與所得方面的風險,都透過相當全面性的公共授權與資助的社會保險體系而降低。

二、國家透過一套相對高稅賦的有力體系提供涵蓋廣泛的公共財,包括基本與高等教育、職業技能培養、大眾運輸、文化活動、休閒設施,還有研究與發展。其中有些主要是對資本家有益,但仍有許多都提供了廣大的公眾利益。

三、國家也建立了管制體系,以便因應資本主義市場當中的投資人與公司因其行為而產生的最嚴重的負面外部性:包括汙染、產品與工作場所危害、掠奪性市場行為、資產市場波動性等等。同樣的,其中有些管制規範純粹是迎合資本家的利益,但也有些保護了勞工以及一般大眾的福祉。

有這些政策存在,不表示經濟就不再是資本主義經濟:資本家還是可以依據市場中的利潤賺取機會自由配置資本,而且除了繳稅之外,他們還是可以任意利用那些投資帶來的利潤。改變的部分是國家負起責任,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資本主義市場的三項主要缺陷:個人面對風險的脆弱性、公共財的供應不足,以及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人經濟活動所帶來的負面外部性。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一種運作頗為良好而且緩和了不平等與衝突的資本主義。資本家也許不是特別喜歡這種做法,但這種做法的成果相當不錯。資本主義在關鍵面向受到馴服。資本主義仍然持續存在,但已不像原本那麼強取豪奪。

那是黃金時代的情形。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幾年的今天,已是非常不同的世界。全球各地,甚至包括社會民主大本營的北歐,都出現了要求縮減各種「優待」的呼聲,包括社會保險、降低稅賦並減少提供公共財、對資本主義生產與市場的許多面向鬆綁管制,以及將許多國家服務私有化。這些轉變全都被歸屬在「新自由主義」的大纛之下。

把國家消除資本主義之害的意願與明顯可見的能力予以縮減的做法,是幾股力量共同造成的結果。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使得資本主義企業遠比以往更容易把投資轉移到世界上管制比較寬鬆而且勞動成本也比較低的地方。這種資本流動的威脅,連同種種科技與人口變化,已然導致勞工運動的零碎化與弱化,降低了抵抗與政治動員的能力。與全球化結合之下,資本的金融化已造成財富與所得的不平等大幅增加,進而提高了社會民主國家的反對者所擁有的政治影響力。資本主義不但沒有受到馴服,反而是如猛獸出閘。

也許那三十年的黃金時代只是歷史上的一個異數,在一段短暫的時間裡因為有利的結構條件與強大的民眾力量,使得那種相對平等並且社會民主式的模型得以成為可能。在那之前,資本主義原是一套強取豪奪的體系,而且在新自由主義之下也再度展露出這個面向,回歸到資本主義體系的正常狀態。也許,資本主義在長期之下是無法馴服的。對資本主義主張革命式斷裂的人士,向來主張馴服資本主義只是一種幻象,把應當用於打造政治運動以推翻資本主義的心力分散到了其他地方去。

不過,事情也許沒有那麼糟糕。有一種主張認為全球化對於國家提高稅負、管制資本主義以及重新分配所得的力量造成了強大的束縛,這種主張之所以在政治上能產生效力,部分原因是大家相信這樣的說法,而不是因為那些束縛真的有那麼強大。畢竟,國家提高稅負的能力有一大部分來自於雇傭勞動者依其收入接受課稅的意願,不是來自於資本家轉移資本以逃避課稅的意願,而雇傭勞動者接受課稅的意願在很大的程度上則是取決於集體團結的緊密度。在政治上,可能性的限制必定有一部分是來自於眾人認為那樣的限制存在。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受到強大的政治勢力支持,而不是一種具有科學準確性的陳述,呈現出我們在改善這個世界的過程中所面對的真實限制。在黃金時代構成社會民主主義的特定政策也許在今天已不再那麼有效,而需要受到重新思考,但透過一些規則來消除資本主義若干最嚴重的傷害而馴服資本主義,仍舊是反資本主義的一種可行的表現。重振進步性的社會民主所面臨的政治障礙雖然相當多,但這不表示資本主義的本質已使得資本主義造成的傷害不再有可能受到國家採取行動予以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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