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鷙

臨床心理和心理治療。致力於精神疾病去污名化,關懷 subclinical 群體的心理健康。坐標德國。希望通過撰寫心理學科普文章肩負起「傳達」的責任。 過了憤世嫉俗的年齡,只想找到一條繼續生活下去的路。

勇氣就是我的超能力| 創傷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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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這個房間,活下去、不帶恐懼地活下去,就是我最有勇氣的決定。

我又做這些夢了。

夢裏我被三五女孩按在椅子上,其中一個女孩不停撓我,其他女孩負責按著我。我既羞愧又惱怒,卻因為癢無法停止我的笑。我不停懇求那個女孩停止對我的折磨。她卻說:“你不是挺高興的嗎?你一直在笑啊!”

另一個夢中,我拼命奔跑,卻總是無法加快速度,大家在我的身後,喊著我的名字說我是個四眼廢物。又是那個帶頭的女孩,她說:“我就知道不能和XXX(我的名字)組隊,肯定會輸。”

畫面一轉,我仍在逃命,而這次追我的人是我的前男友C,我知道如果他抓住我後,一定會殺了我,或者讓我繼續過生不如死的生活。

他會按著我的頭,強迫我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不服從,就強行進入我的身體。

我不想再繼續回憶了,這也不僅僅是我的夢境。這些都是我曾經,切切實實經歷過的創傷。它們,在過去的十七年、七年,幾乎每隔幾天就會出現在我的夢中,以極生動鮮活的方式,讓我被迫一次次經歷這些事情。它們提醒著我,我仍未完全從那些恐懼與無助中解脫出來。

臨床心理學給我的這兩個創傷分別取了不同的名字。一個是因重複暴露在被欺凌的場景下,引起的發展性創傷障礙,另一個則是經典的,性侵害導致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然而他們的相似之處,就是都屬於“人對人蓄意的暴力”,也屬於Terr提出的創傷分類理論的第二類創傷:它們並不是以極端的形式只出現了一次,而是以較為微弱的方式,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反覆出現。

精神疾病診斷手冊裡的每一項疾病,都有一個重要的診斷標準,那就是“影響了當事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因此它們都被稱之為“障礙”。不像器質性疾病,器官或生化值的異常明確地指向疾病狀態,精神類疾病之所以為疾病,精神健康之所以為健康,都是被定義的。而定義它的標準,就是是否適應這個高速運轉、社會化的人類世界。

而適應這個世界的一個最基本前提則是:相信一切不會隨時崩塌,相信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然而,創傷可以使人們在經歷它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甚至永久性地,失去這種對自我、他人以及周圍環境的信任感。

倘若創傷發生在形成自我意識、開始理解、嘗試與他人及周遭環境交互的幼年或童年時期,那麼許多本應在社會化過程中慢慢建立起來的生理、心理調節能力,以及自我與他人的相處模式,就會受到長久而深遠的傷害。未能發展到適合社會化的程度,心理學稱之為“發展性創傷障礙”。

從梅洛龐蒂的現象學理論看來,創傷之所以足以撼動當事人對他人乃至這個世界的信任,原因在於「自我意識」,是在與他人的交互中形成的。自我對他者的理解,以及對人際關係中"我"的把握是一個充滿著不確定性、暗流湧動的艱難旅途。而人際關係中的相互影響一旦形成,就會以自己的邏輯發展下去,成為每個不確定時刻,理解自身處境,乃至理解自我的默認模式。

“我们幸福的能力,受着幼小时代拒绝给我们的东西和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二者之间的某种平衡的支配。无论一切都被剥夺,还是万事如愿以偿,我们都将毁灭。
---萨特:《梅洛庞蒂特辑》

不論是在被按在桌上侮辱,還是被侵入時,我所感受到的都不只是我“能夠感知到”的痛苦—— 痛苦把握住了我,痛苦侵入了每片破碎的價值感,並在那裏沈澱了下來。成為了我無意識裡,重新解讀這個世界的默認答案,也成為了將我永永遠遠困住、我無法逃脫的基本生存處境。

有時候我自責地問自己,和那些經歷戰爭、生命受到直接威脅的人相比,我怎麼有資格,總是想結束自己的生命呢?有一次,我意外地讀到,創傷之所以成為創傷,就是因為個體在那一剎難,經歷的恐懼與壓力就像其生命受到威脅一樣。對於一個孩子來說,被同學凌辱的時候,他主觀感受到的威脅,就像自己馬上就快要死了一樣。

在霸凌發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感到自己是不被歡迎的,理應被忽視的。內心也對同齡女孩們充滿了恐懼。因為自卑,我不敢拒絕別人,無法保護自己,看上去也總是怯懦而軟弱。這種退縮的姿態,反而成為了讓我再次被加害人選中的原因。

被熟人性侵的受害者們總有相似的特質,那就是她們曾經被傷害過。無論是像林奕含一樣有著暴力的、冷漠的家庭環境,或是因為在學校的遭遇而自卑退縮。加害人選中這類看起來脆弱、沒人保護、膽小聽話的女孩們,這樣即使他們欺負她,她也無力還擊,甚至不敢告訴別人。可悲的是,事實的確如此。

在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在每一次"被否定的自我"或“無助感”被激發的時候,原初的痛苦處境就會重現,而當時用來應對這個痛苦處境的策略就會再次被自動激活。就像某些動物用“裝死”來應對具有生命威脅的情境,在面臨極端恐懼時,有時候人們會喪失應對的能力---無論是戰或是逃。身體原始的保護機制反而是”僵住“,甚至出現“解離症狀”:自己彷彿只能站在自己身邊看著經受痛苦的自己,身體被凍住了,彷彿只能按照對方的指令行動,像一具木偶,而自己卻對此無能為力。

即使我的情況不曾那麼極端,但我仍多少失去了保護自己的能力。在別人對我有過分要求或是無端指責的時候,我彷彿一個被他人操縱的木偶,無法第一時間維護自己,而只能在事後想起時懊惱不已,甚至為自己感到羞愧。與自我保護能力一併受到損害的是,判斷自己是否身處險境的能力。

「缺少愛的人的問題在於,他們不知道愛是什麼樣的,所以很容易被騙,相信不存在的東西」         ---- 英劇《去他X的世界》

安全與信任感也是這樣。在人與人之間信任感形成的年紀,無論是童年時期的友誼建立,還是青年時期的愛情關係。如果那時無法建立牢固的,對這個世界與他人基本的「元安全感」,那麼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很可能因為安全感的缺失,而被欺騙,將「控制」、「佔有」誤讀為安全,身處險境卻毫不自知。或是不再能忍受不確定性,持續保持高度警惕,生活在恐懼中。

受到壓力和威脅的身體,會緊繃自己的肌肉,降低消化能力--- 這就是身體應對危險的應激模式。若威脅長時間不消除,或是身體長期暴露在壓力環境中,這種應激模式就很容易導致慢性疾病。

因為害怕再次被欺負,害怕受到無端侮辱,小時候的我總是弓著身體,希望以這種方式讓自己隱藏起來,不被欺負我的人看見。被強迫進入的時候,我的全身肌肉都盡其所能地緊繃起來,希望以這種方式防禦可怕的外來物體。

然而這種原始的防禦機制無法保護我,只帶給了我慢性的、不斷持續的慢性疼痛,和消化道問題。新出現的慢性疼痛、消化問題,以及和它們雙向作用的睡眠障礙,又成為了阻礙我從創傷中康復的新壓力源。

我曾經多次想過要一了百了,永遠地逃離這種無助的處境。但我明白,如果我真的這樣做了,那麽我就讓這些創傷定義了我。結束生命也並不真的是“一了百了”,它並不能結束我靈魂的困境。倘若在死後的中陰世界,我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我生前固有的心境,那麼,帶著強烈憤怒、悲傷、痛苦,結束生命的那一刻,很可能永恆地困住我。並且,與惡夢不同的是,我將再也無法醒來。

所以我開始下定決心,想要慢慢踏上治癒我靈魂的路。我希望我的夢境可以開始擁有色彩,而不再僅僅是強烈的恐懼情緒。我不想再被因創傷而起的情緒、反應模式所操控,那些的本質也無非是自己當時的恐懼之心。我也不希望自己唯一的定義就是「創傷幸存者」,失去實現“世俗理想”的力量。我仍想要堅持自己從前的夢想,去外國讀書、工作、旅遊。我也仍想要和普通人一樣,擁有一位伴侶,建立一個家庭。我更希望的是,能夠讓我的創傷有它的價值,那就是去講述、去療癒,成為心理治療師,去幫助那些和我一樣,困在無法逃脫的噩夢中的人們。

然而,從創傷中康復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簡單。曾經經歷的創傷從未真正離去,它就像一隻不受我控制,卻住在我身體內的野獸。新的挫折、新的壓力,都會成為餵養它不斷壯大的飼料。而隨著它的一呼一吸,它的能量,也就是壓力,不間斷地影響著我的身體,造成新的病痛,成為滿足它貪欲的新食物。

因為背痛不再能長時間伏案工作、因為疼痛與消化問題難以放松入睡、因為缺乏睡眠更容易疲憊⋯⋯在康復之路上,身體的遲鈍總是令人挫敗。而與此同時,之前由創傷引起的很多自動反應機制,也令我垂頭喪氣。當我認識了一位聊得來的異性,也非常喜歡對方,卻還是無法改變自己在擁抱時緊張、退縮的反應,令對方困惑不解。甚至是在我終於鼓起勇氣,向對方解釋了我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來信任、熟悉彼此時,對方的面露難色,甚至落荒而逃,也足以讓我再灰心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決心要好好生活下去的我,又怎能因此放棄一切呢?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將它們也納入我的康復計劃中。說起簡單,打破身體:病痛-失眠/噩夢-更脆弱/更多病痛的惡性循環,以及面對種種難以避免的二次傷害卻是無比艱難的過程,堅持走在這條路上,就已經消耗了我幾乎所有的勇氣。

但這也不完全是一個悲傷的故事。我想我正在經歷的,是創傷後成長的過程。

“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描述的是這樣的一個現象:很多經歷創傷的人,在經歷了世界的撼動後,反而能夠更樂觀、坦然地生活了。這是因為創傷成為了一個契機,成為了一個可以讓人們正視生命意義的“可教育時刻”(Teachable Moment)。經歷創傷的人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命和意義問題,思考什麼才是對自己而言真正重要的,從而能夠經歷深層次的認知改變。

正是因為創傷經歷,我似乎比其他同齡人要早熟地多。上初中後,我就開始瘋狂地迷戀閱讀,在書中,我看見了很多和我一樣經受過挫折的人,讀到了他們的希望、迷惘與堅持。也開始理解很多個體悲劇背後的社會根源。並開始關注社會公義問題,以及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我的經歷讓我更加敏感,能敏銳地感知到他人正在經歷的痛苦,並且更能共情那些因為各種原因遭遇不公,成為社會邊緣群體的人。

在後來,從性暴力中慢慢恢復過來的我,慢慢地開始更珍惜那些真正愛我的人。我不再為一些生活小事煩惱,不再那麼容易指責他人,更能換位思考,也擁有更強的、關愛他人與照顧他們的能力了。正因為遇到過想要控制、踐踏我的人,並且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將之誤讀為愛,現在我才能更感激那些一直對我好、關愛、陪伴、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明白這些連結人與人,最誠摯的真情有多麼可貴。偶爾感到幸福的時候,也會因為幸福的珍貴,更用力地去感受它們。

我曾和同樣遭遇過人際暴力的朋友討論,我們怎樣才能把創傷變得有價值。討論的共識就是,將它們書寫下來。幸存者有義務通過書寫、紀錄來進行表達,讓大家看見在這個社會,還存在不公平、暴力、可怕的地方。並不是所有人都足夠幸運,能夠受到足夠的保護,可以永遠活在陽光下。

紀錄、傳播,能為那些求助無門、甚至因為遭受過的暴力,生活被完全毀掉的人提供一些希望。讓更多人看見,才能呼喚起促進變革的聲音。而真正能使悲劇盡可能減少、為校園暴力受害者、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慰藉的,只能是法制和社會支持系統的完善。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每一個聲音,都是重要的。

負起傳播的責任,並且從自己的專業角度盡可能地為受害人提供幫助,不僅是創傷後成長之路上我的最重要任務,它也能夠給予我從噩夢中醒來、堅定地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這份勇氣,可能就是我的生命中,最厲害的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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