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厌恶疫情防控中的“抄作业”比喻？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说，“‘抄作业’这个词也让我觉得恶心还说不出来为什么”。这几天“抄作业”在网络中使用的频率再次上升，让我理出了几分头绪。

对这个比喻的厌恶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头几次听到这个词语时，还是1月20号左右，各个省市因为湖北疫情扩散，各自制定防控措施。一些人用“抄作业”这个说法督促反应比较迟缓温和的省市学习那些更为“硬核”的地方，例如河南和浙江。在当时看来，还没有大范围使用的“抄作业”一词，就仅仅是一种稍显生动的修辞说法。不久之后，抄作业就成为了一个热门用语，使用范围也扩大了，从对着各个制定地方防疫策略的省市喊话，变成了向世界喊话，“快来抄（中国的）作业！”，并继续衍生出反讽句式：“xxx抄作业都不会！”

使用范围的扩大和词语本身的高频使用都透露出一种语言的败坏。疫情尚未在其他省市大范围扩散时，喊几句“抄作业”或许主要表达催促借鉴、防患未然的意思，这些呼声也大多来自所谓的“硬核”省份之外。试想，如果是河南、浙江网友拿着本地的防疫策略向其他省市喊话“抄作业”，又会形成什么样的观感？

从呼吁自己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抄作业”到呼吁别国抄中国作业，呼吁者身份的转变是让我对这三个字产生厌恶的首要原因。字面意义上的抄作业本身就是一个负面行为，大多数抄作业的人也明白这件事情不甚光彩，至少需要一些表面的遮掩。大张旗鼓使用这样的语汇，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对不诚信行为的不以为意。当然，你可以说这只是一个比喻，或者有过教师经历让我对抄袭这件事情有过于其他人的敏感。但是不管怎么比喻，抄作业，也至少要抄优等生的作业，要有一份至少接近正确答案的作业可以抄。国内不同地方的做法各有可取之处，但总体而言，媒体深入调查得出的时间线已经清楚地昭示，从湖北蔓延的疫情是人祸而不是单纯的天灾，后续的应对措施无论“硬核”还是“高效”，至多是一种补救，而不是先发制人的有备之战。即使在后续的补救中，最为关键的救援物资的调度和分配效率依旧成问题。将中国视作一个整体，作为防疫模范优等生，并呼吁他国模仿，是伤疤未好就忘了疼，是“健忘”。“抄作业”三个字虽然没有变，但从前呼吁者的身份是情急而恨不得抄作业的后进生，如今则把自己强行变成“优等生”来炫耀。

“抄作业”比喻同时掩盖的是大量真实个体所付出的代价。一场几乎让所有人都付出代价，甚至让一些家庭接近灭门的灾难不该被轻浮地理解成一次考试。本质上，这和忽视超时工作的火神山工人但却为叉车打榜的低幼行为并无不同，都是廉价的自我感动。他人赔上的生命、家人、未来的生计不该被得意洋洋地当作“正确答案”来炫耀。如果我们对于逝者还有一丝尊重，对那些抗风险能力低在疫情影响下生计无着的普通人有一丝怜悯，我们就该知道唯一能做的是痛定思痛、反省自身。退一万步，即使非要借用学习和考试的比喻，那么也只能说，我们已经是在进行不及格之后补考了。而不及格的代价不是任何抽象的主体的承受的名誉、声望，而是普通人的生命。

自然，“抄作业”的广泛传播也是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民族自信”的一个侧面罢了。在暴涨的优越感之下，任何事件中都能挖掘出自豪和骄傲。被优越感冲昏的头脑，自然可以一边批评其他国家的停航政策和“过度防疫”，一边吼着其他国家来抄大规模隔离的作业，而无法察觉到这里显而易见的矛盾。老生常谈，自负的背后都是自卑。我始终相信被剥夺的权利的人即使甘心做权力的走狗和帮凶，也不会对自身被剥夺的境遇无知无觉。被剥夺的总要去寻求补偿，一点让自己自豪的臆想可能是一个方便的出路，体制性的权利剥夺是让人心虚的亏欠，因此越是明白，越要找补。只是这样的臆想不是没有代价，它污染公共的语言，而公共的语言是我们对抗的方式，是我们记住彼此的方式，是我们形成联结的方式。因此，即使“抄作业”的使用者是还身在校园中的人或者离开校园不久的人，也没有理由容忍这种比喻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