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7章第Ⅱ節：瘋狂的司機

正是在戰爭期間，李沃夫親王成為地方自治聯合會的領導人。與日俄戰爭一樣，前線的需要掀起了一場公共組織的愛國運動浪潮。市民委員會和俱樂部自願在下班後幫助收集衣服、食物和藥品等物資，而數百名年輕婦女則報名成為護士，竭盡所能應對大批傷患和死難者。皇后將冬宮的一部分改建為外科繃帶工廠，上流社會的女士們紛紛挽起袖子開始工作。布魯西洛夫的妻子娜傑日達義務加入了在烏克蘭的俄羅斯紅十字會。“我夜以繼日地工作，”她在1914年8月寫信給他說，“感謝上帝，因為這讓我不去思考，讓我覺得自己有用處。”克倫斯基的妻子奧爾加在一家比利時醫院工作，她回顧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之一”。

當我彎下腰為士兵們洗髒腳，或為他們清洗和包紮發臭、腐爛的傷口時，我體驗到一種近乎宗教般的狂喜。我向所有這些為俄羅斯獻出生命的士兵鞠躬致敬。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狂喜。

對那些養尊處優的資產階級婦女來說，現在終於有一次“為人民服務”的機會，可以贖回自己的罪過。

李沃夫的地方自治聯合會，是在戰爭頭幾周與它的姐妹組織“城市聯合會”一起成立的（因此又名全俄地方自治和城市聯合會——譯注），成為大多數這些活動的領導者。針對政府缺乏有效的後勤保障的問題，它實際上主導了軍事供給活動。如果沒有李沃夫的奔走，俄國的戰爭努力將難以為繼。首先，聯合會得到了公眾饋贈金錢和財產的支持。一位地主捐出了他的整個莊園——一片肥沃的土地，面積達一萬英畝。農民們把一車車的捲心菜、土豆和自家紡織的亞麻布送到聯合會在後方的倉庫。政府本來必須提供大部分資金，但很快就可以看出來，由於其自身官僚機構的缺陷變得越來越明顯，它開始依賴聯合會。越來越多的志願者帶頭在前線設立戰地食堂和醫療單位，運送傷患並為他們提供醫療護理，採購軍用物資，防治疾病，賑濟難民並為貧困士兵的家庭提供支助。到1916年，聯合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國家基本組織，一個國中之國，擁有8,000個附屬機構，幾十萬名員工（所謂的地方自治會工作者）和20億盧布的預算。作為這個非正式政府的領導，李沃夫不知疲倦地工作，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兩三點。他辦公室外面的隊伍一直排到莫斯科的大街上。正如一位部長在1915年秋勉強承認的那樣，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特別政府的主席。在前線，人們只談論他，說他拯救了國家。他為軍隊運送補給，為饑餓的人提供食物，為病人治病，為士兵開設理髮店——一句話，他簡直就是應有盡有的古姆百貨。【1】我們要麼結束這一切，要麼把權力交給他。”

這句話很有預見性。因為李沃夫將在1917年3月成為民主俄國的第一任總理。他在地方自治聯合會的經歷，培養了他行政上遠見卓識和隨機應變的能力，使他能夠勝任這一職務。二月革命的公民精神根植於戰時志願組織的活動。大多數民主革命的領導人，包括第一屆臨時政府的所有部長（除3位以外），都是從這些組織中產生的。然而，李沃夫始終是一個不情願的革命者。如果沙皇願意下放權力，任命一個公眾信任的政府，李沃夫就不會加入反對派了。他對政治的興趣遠不及他直接改善“人民”生活的渴望。正是這種對實際工作的追求，使他在19世紀90年代投身地方自治會運動，儘管他加入了立憲民主黨，但他從未對該党感到滿意。簡而言之，他是為戰時公共事業而生的。

李沃夫對地方自治聯合會的領導始于同樣實際的目標（“國家”的利益），就像他在圖拉地區所展示的那樣（“人民”的利益）。李沃夫政治生活的核心是一位熟人所描述的“腳踏實地的有機愛國主義”。這植根于他對農民的熱愛，以及他相信農民的創造力是俄羅斯力量源泉的堅定信念。類似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他獻身地方自治聯合會的核心。正如他在1914年所看到的那樣，聯合會的職責是通過努力將人民與政府團結一致支持戰爭來調和兩者。執行會議結束時，他用男高音的聲音唱起了國歌。

然而，到了第二年秋天，即使是李沃夫也不能再置身於日益增長的政治反對聲浪之外，因為憤怒的公眾將最近的慘敗歸咎於政府及其軍隊指揮部嚴重的管理失職。一段時間以來，他自己的組織一直在官僚機構的不斷阻撓下掙扎，現在已經走投無路了。馬克拉科夫，這位憑藉貝利斯案飛黃騰達的保守派內務部長，認為聯合會不過是篡奪政府職能的特洛伊木馬，一直竭力限制其獨立權力。他甚至反對在後方挖掘戰壕和墳墓的大約8萬人的勞工隊，理由是一個公共組織不應該被允許有自己的“軍隊”。儘管有人指出，這支部隊的武器不過是斧頭和鐵鍬，但馬克拉科夫堅持自己的立場，命令李沃夫遣散勞工隊。到了9月，隨著國家杜馬休會，這位溫文爾雅的親王已經準備好投入戰鬥。“我們不打算繼續處於任人宰割的被動地位，”他在第三屆地方自治聯合會大會上疾呼。俄國人民，他繼續說，正在發展成為一支“類似國家的力量”，通過為國家服務，他們有權在戰爭結束時要求政府實行憲政制度。因此，公共組織的工作不再像他以前看到的那樣，是把人民團結起來支持沙皇的手段，而是向人民自治過渡的手段。

戰爭期間，親王在政治激進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在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中非常普遍。1914年8月，國家杜馬解散了自己，以象徵性的姿態表達對政府的愛國主義聲援，但這場蜜月期並沒有持續到冬天。炮彈危機和米亞索耶多夫醜聞打破了這一點。實際上，這兩件事的真相都不如公眾所認為的那麼糟糕——米亞索耶多夫並不是德國間諜，炮彈短缺也不是國家軍事失利的唯一原因——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才是它們真正的本質。因為炮彈的短缺和米亞索耶多夫汙名化都成為這個政權背信棄義和對戰爭無能的情感象徵。“令人尊敬的俄羅斯”現在團結起來，要求重新召開國家杜馬和建立一個享有公信力的部委，支持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米留科夫領導的立憲民主黨準備在1月底舉行為期三天的國家杜馬會議，批准軍事預算。但遭到以克倫斯基為首的激進派持續猛烈的公開批評。6月11日，米亞索耶多夫的靠山蘇霍姆林諾夫終於被迫下臺。這位聲名狼藉的戰爭部長立即被逮捕，接受高級調查委員會的審訊，該委員會最終以叛國罪判處他在彼得保羅要塞服刑。馬克拉科夫（內務部）、謝格洛維托夫（司法部）和薩布勒（神聖宗教會議）也很快被解職，尼古拉試圖通過拋棄他最保守的部長來安撫不斷高漲的公眾反對怒潮。

但這只是沙皇夏季政治大退讓的開始。自由主義商業界很快就加入了國家杜馬和公共組織要求改革的呼聲。炮彈危機和春季的軍事失敗迫使政府在6月成立了一個改善炮兵供應的特別委員會。它包括來自國家杜馬的三名十月黨人和彼得堡最大軍火公司的老闆，以及戰爭部的官員。對於莫斯科的自由主義商業領袖來說，這無異於一記耳光。自1908年以來，他們積極開展活動，以提高他們在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如裡亞布申斯基所說的“行動中的商人”）。他們資助了自己的全國性報紙（《俄羅斯晨報》），成立了自己的政黨（“進步黨”），並在藝術上慷慨解囊（例如，特列季亞科夫畫廊和謝赫特爾氣勢宏偉的現代建築，都是由這些工業家委託建造的），以推進他們自己莫斯科版本的自由曼徹斯特主義。在他們看來，特別委員會只是彼得堡工業巨頭及其政府贊助人的一個小圈子（有一天會被稱為“軍工綜合體”），旨在將各省的小企業排除在利潤豐厚的軍工生產合同之外。在這個計畫中，有很多東西可以證明莫斯科工業家的不滿是合情合理的。親政府的彼得格勒大型鋼鐵企業獲得了太多訂單，而規模較小的省級企業卻沒有得到有效利用。例如，龐大的普梯洛夫工廠收到了價值1.13億盧布的炮彈訂單——遠遠超過它能按時交付的數量——價格比市場平均價格高六倍。普梯洛夫用這筆錢來補貼他生意上的巨額虧損，包括自己奢靡的生活方式，以至於他的公司最終破產，不得不在1916年被政府接管。與此同時，中等規模的生產商也紛紛倒閉，因為沒有政府的訂單，他們買不起燃料或原材料。彼得格勒的官僚機構對他們的命運漠不關心，正如一位商人寫信給戰爭部提供其家族工廠服務時所發現的那樣。幾周後，他收到了回信，只是一張簡短的便條，說他的信中沒有提供所需的政府印章。

為了打破大型軍火生產商的壟斷，莫斯科的商業領袖們組織了軍事工業委員會。通過他們在1915年7月成立的中央辦公室，委員會成功地在政府的軍事訂單中，為他們的省級公司贏得了一小部分但可謂救命的份額。儘管如此，委員會真正的意義與其說是經濟上的，不如說是政治上的。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的領導人都是沙皇制度的自由主義批評者。1917年第一屆臨時政府有一半的部長都來自這支隊伍。他們希望在戰時的工業管理體系中獲得更大的發言權，並為其他公共組織的盟友在國家杜馬和在政府機構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這些不同機構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例如，李沃夫既是地方自治聯合會的負責人，也是前國家杜馬代表和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成員。通過聯合行動，這些公共機構能夠凝聚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他們爭取到幾位思想比較開明的部長的同情，這些部長已經意識到政治變革的必要性，他們還得到了一些高級將領的支持，如布魯西洛夫，後者從經驗中知道其工作的價值。眾人一起開始了爭奪權力的鬥爭。

眼看壓力越來越大，沙皇最終同意在1915年7月19日重新召開國家杜馬。自由派、反對派現在擁有了一個平臺，可以借此重新要求建立一個民眾信任的政府。三分之二的杜馬代表，從溫和的右派到溫和的左派，與志同道合的國務委員會成員一起，組成了一個進步陣線，以鞏固這一運動。正如其中一位成員所說，這是一個“三色”聯盟，旨在用帝國旗幟包裝政治改革。該聯盟的目標是通過說服沙皇任命一個能夠贏得人民支持的新政府，來防止國家陷入革命（其富裕的成員和其他人一樣害怕革命）。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帶領國家走向勝利。歷經四個月悲傷而痛苦的煎熬，每天都傳來關於前線失敗、工業罷工和日益嚴重的社會混亂的報導，聯盟領導人將自己的計畫視為政權找到政治解決其權力危機的最後一次真正的機會。他們竭盡全力敦促沙皇接受他們的建議。更激進的派別——左派立憲民主黨、克倫斯基的勞動黨和社會主義者——呼籲建立一個對國家杜馬負責的議會政府，但遭到了立憲民主黨領袖、聯盟主要締造者米留科夫的堅決反對，儘管他因此面臨著自己的政黨被一分為二的風險。李沃夫甚至承諾，在戰爭期間，一旦任命了託管政府，進步陣線將不再“尋求議會鬥爭的道路”。

在部長會議內部，贊成與進步陣線達成妥協的人越來越多。蘇霍姆林諾夫的繼任者波利萬諾夫和克裡沃申領銜，很快又有8人加入，特別是在沙皇宣佈他決定接管軍事指揮權，從而將政府交給了皇后和拉斯普京擺佈之後。8月28日，“部長們的反叛”達到了頂峰，他們直接呼籲沙皇任命一個得到國家杜馬信任的新內閣。只有“老僕人”戈列梅金，這位聲名狼藉的總理，拒絕加入改革的行列，他盲目地相信服從沙皇是自己的神聖職責。第二天，他匆匆趕到莫吉廖夫，敦促尼古拉關閉國家杜馬，解雇不聽話的部長們，以恢復他的獨裁權力。皇后一直相信她丈夫的使命是“像恐怖的伊凡一樣”統治國家，她也添油加醋，譴責反叛的部長們是“比國家杜馬更壞的惡魔”，“需要抽打”。

到了這個階段，要說服沙皇重新確立其專制權並不難了。畢竟，這可能是他擔任最高統帥的主要目的。在他看來，他對自由主義反對派的任何讓步都無法阻止公眾對他的政府的批評，事實上，批評的聲音只會更加響亮，是時候阻止他的權威受到任何進一步的侵蝕了。沙皇認為，在這個帝國的生死存亡之秋，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專制的鐵腕時，他的大臣們卻認為應該要求他放棄個人統治，是可忍孰不可忍。9月2日，他下令解散國家杜馬，並重申他對其忠實的老僕人戈列梅金政府的信任。當總理返回彼得格勒並向部長會議宣佈這一決定時，人們一片譁然。“他瘋了，這個老傢伙。”有人聽到外交部長薩佐諾夫說。

隨後，彼得堡爆發了為期兩天的總罷工，抗議關閉國家杜馬。但除此之外，反對派的反應相對溫和。李沃夫當選公共組織代表團的團長，懇求沙皇“將權力的重擔放在因國家的信任而變得強大的人的肩上”。但尼古拉拒絕接見他們。相反，他們被傳喚到內務部，在那裡被告知，他們“干涉國家政治”是一種放肆的行為。沙皇已經下定決心要像一個獨裁者那樣統治，任何建議，無論多麼明智或忠誠，都不能使他回心轉意。9月16日，部長們被召集到莫吉廖夫，接受最後的訓話。“揮舞你的拳頭，”沙皇皇后敦促她意志薄弱的丈夫。“你是獨裁者，他們不敢忘記。”她甚至懇求他用拉斯普京的梳子梳頭發，以加強他的意志力。下定決心要為改革辯護的部長們，卻在面對沙皇時失去了勇氣。“部長們的反叛”嘎然而止，君主制通過政治手段拯救自己的最後機會就這樣失之交臂。

國家杜馬的解散凸顯了自由主義者的無能。權力牢牢地掌握在羅曼諾夫宮廷手中，即使有十位最高級別的政府官員站在他們一邊，自由派也無法阻止沙皇將權力攥在自己掌心裡，除非通過革命。9月份，立憲民主黨政治家馬克拉科夫在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中總結了自由派的窘境。他將俄羅斯比作一輛汽車，由一個瘋狂的司機（尼古拉）以無法控制的速度開下陡峭而危險的山坡。乘客中有自己的母親（俄羅斯），也有稱職的司機，他們意識到自己正被帶向不可避免的厄運。但沒有人敢抓方向盤，因為害怕造成致命的事故。司機知道這一點，嘲笑乘客的無助和焦慮。“你們不敢碰我，”他告訴他們。的確，在這種可怕的情況下，馬克拉科夫總結道：“你不敢碰他。”

你不敢碰他——即使你願意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因為你正在和你母親一起旅行，你不敢危及生命，擔心她也可能被殺死。所以你會把方向盤交給司機。此外，你還儘量不妨礙他——你甚至會用建議、警告和協助來幫助他。你是對的，因為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自由主義者之所以突然洩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害怕引發街頭暴力。他們被夾在專制統治的兇神惡煞和社會革命的血雨腥風之間，而革命無疑也會淹沒他們。米留科夫擔心，如果國家杜馬與現政權公開衝突，並鼓勵民眾造反，正如他黨內一些左派人士所主張的那樣，那將導致“暴民的狂歡”。普希金所夢見的“毫無意義且無情的俄羅斯暴亂”終將成為現實。自由主義者不願冒這個風險，而是選擇了作壁上觀：如果他們能堅持到協約國勝利，也許能打開新的改革通道。這並不是最體面的姿態（史達林將其描述為“跪地起義”），但是，要避免走向街壘，他們也確實無計可施。從本質上講，這標誌著回到了1906年的狀態，當時《維堡宣言》未能發動群眾保衛國家杜馬，使自由主義者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除了希望說服政權實現自由化外，他們別無他法。十年後，有了維堡的前車之鑒，他們更加害怕群眾，後者現在絕不可能——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把自己限制在自由派所設想的狹隘的政治革命中。

尼古拉被自己展示力量的成功所鼓舞，緊接著採取了一波更進一步的措施，以遏制自由主義者對其獨裁統治的挑戰。計畫11月舉行的杜馬會議被無限期推遲，該會議原本是為了安撫9月休會的批評者。隨著政府重新與彼得格勒大企業利益集團結盟，軍事工業委員會的地位逐漸下降。而且，主要的反對派部長們一個接一個地被解職。薩馬林，神聖宗教會議新任檢察官和拉斯普京著名的批評者，是第一個被趕走的人，這激起了教會和保守派輿論的憤怒。農業部長克裡沃申很快就緊隨其後。接下來，內務部長謝爾巴托夫被赫沃斯托夫取代，赫沃斯托夫是拉斯普京的盟友，唯一的特點是大腹便便，他立即承諾要制止所有對政府的公開批評。他加強了員警對杜馬政治家的監視，禁止公共組織的集會，強化審查制度，並將政府資金揮霍在“黑色百人團”的團體上，這些團體將軍隊的失敗和戰爭所有的弊病統統歸咎於猶太人。

在所有這些人事變動中，都有皇后暗中操縱。由於沙皇在前線，她現在成了彼得格勒真正的獨裁者（如果有的話）。“親愛的，”她給丈夫寫信說，“我是你後方的銅牆鐵壁。我在這裡，千萬別小看老太婆，她可是穿著一條隱形的‘褲子’。”冬宮主要的電話裝在她的客廳裡，她端坐寫字臺前，面前擺著一幅瑪麗·安托瓦內特的肖像。她喜歡吹噓自己是自凱薩琳大帝以來俄國第一個接待政府部長的女人，她的這些妄想得到了拉斯普京的鼓勵，後者有效地利用她作為自己爭權奪利的喉舌。她寫給尼古拉的信中充滿了“我們的朋友”的忠告，她喜歡這樣稱呼這位“神聖的”農民。“這不是我的智慧，”她寫道，“而是上帝賦予我的某種本能，超越了我來幫助你。”或者：“我們這些被教導要從另一個角度看待一切的人，看到了這裡真正的鬥爭是什麼和意味著什麼——你展示了你的統治力，證明你是獨裁者，沒有獨裁者，俄國將不復存在。”看來，幾乎沒有什麼國家大事是拉斯普京的專長不能解決的。皇后會給沙皇寫信，附上拉斯普京關於糧食供應、交通、財政和土地改革的建議，儘管她自己也承認，這些事情讓她頭暈目眩。她甚至試圖說服她的丈夫將其軍事戰略建立在拉斯普京“夜視眼”的基礎上，但尼古拉在這方面斷然拒絕。

皇后大部分的心血都花在舉才薦賢上。她從拉斯普京和她自己發起的“隱秘事業”的朋友和敵人的角度看待世界。她對部長、武裝部隊的指揮官和宮廷成員的好惡取決於他們與“事業”的關係。支持拉斯普京是上位的最快途徑，批評拉斯普京則是下臺的最快途徑。從1915年9月到1917年2月，在“皇后統治”的17個月裡，俄國有四位總理，五位內務部長，三位外交部長，三位戰爭部長，三位交通部長和四位農業部長。這種“走馬燈內閣”的做法，不僅剝奪了有能力者的權力，而且還擾亂了政府的日常工作，因為沒有人在任期內擁有足夠的時間來履行他們的職責。官僚主義的無政府狀態隨著權力集團黨同伐異、互相傾軋而加劇：一些部長會順從皇后或拉斯普京，而另一些部長則仍然忠於沙皇，或者至少忠於他們認為的沙皇，儘管在緊要關頭，沙皇似乎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立場，而且無論如何都不敢真正反對他的妻子。伯里斯·施蒂默爾是“皇后統治”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理，他在1916年1月接替年事已高的戈列梅金，此人最廣為人知的身份是一位被指控貪贓枉法的省長，以及被指控平庸無能的內務部助理部長。用薩佐諾夫的一句妙語來形容，他是“一個在任何地方擔任行政職務時都會留下斑斑劣跡的人。”事實證明，國家事務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範疇。他經常向皇后和拉斯普京徵求意見，以至於連極端的君主主義者普利希克維奇也開始把這個可笑的人物比作果戈理《死魂靈》中的奇奇科夫，在拜訪完省城所有的要人之後，奇奇科夫在馬車裡坐了很久，不知道下一步該去謁見誰。

也許最具破壞性的人事變動是1916年3月波利瓦諾夫被免職。在大潰退的可怕損失之後，他對重建俄軍的貢獻比其他任何人都大。英國駐俄武官諾克斯少將認為他“無疑是俄國最能幹的軍事將領”，並稱他的免職是“一場災難”。在皇后眼中，波利瓦諾夫的罪行是他願意與公共組織合作，改善軍隊的供應。“哦，我多麼希望你能擺脫波利瓦諾夫，”一月份，她寫信給丈夫說。“他簡直就是個革命者。”波利瓦諾夫與軍事工業委員會主席古契科夫的友誼，在宮廷看來特別令人震驚，因為去年11月，這位十月党領導人曾邀請當選的工人代表與他一起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的中央管理機構。“我希望你能關閉那個墮落的軍事工業委員會，”皇后在3月懇求她的丈夫說，“因為他們業已成為反皇權的大本營。”至於古契科夫，她問，“能不能吊死他？”

波利瓦諾夫的繼任者舒瓦耶夫將軍的任命無可辯駁地證明，對於戰爭部長來說，現在無條件服從被認為遠比軍事專長更重要。舒瓦耶夫本人曾告訴諾克斯，如果沙皇命令他從窗戶跳下去，他會樂意照辦。當他對戰爭嚴重的領導失誤導致公眾越來越多地指控其“高層叛國罪”時，他只能誠實地自我辯護說，“我可能是個傻瓜，但我不是叛徒。”

在公共組織的説明下，波利瓦諾夫大大改善了軍隊的供應和士氣。這一點在西南戰線最為顯著，布魯西洛夫於3月被任命為西南方面軍總司令。他為前線指揮部帶來了一股清新的軍事專業化之風，提拔了克萊姆博夫斯基和韋利奇科（他們後來與布魯西洛夫、波利瓦諾夫一起為紅軍注入了類似的專業精神）等才華橫溢的軍官。布魯西洛夫很快就與公共組織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而這一點的影響很快就在前線感受得到。“一點一點地，”他回憶說：

我們的技術裝備得到了改進；儘管供應的步槍各式各樣，但不管怎樣都有足夠的子彈；而炮兵的彈藥，特別是輕型火炮，也大量運達……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能夠打敗敵人，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界線。

4月15日，俄國前線指揮官在最高統帥部與沙皇會面，研究夏季作戰計畫，布魯西洛夫的樂觀情緒使他在戰爭委員會中尤為突出。分別擔任西北和西部戰線總司令的庫羅派特金將軍與埃弗特將軍對進攻的前景感到悲觀。儘管被警告說不會從北方抽出額外的人員或物資支援，但布魯西洛夫承諾，通過在他自己的西南戰線上對奧地利人發動進攻，可以緩解當前的局勢。其他指揮官對他的膽大妄為感到震驚和惱怒。“你剛剛被任命為前線總司令，”其中一個人在軍官們坐下來吃飯時對他說，“你很幸運，沒有被挑選出來參加進攻，所以不用像他們那樣被迫拿自己的軍事聲譽冒險。想像一下，這該有多大的危險！”但是這種趾高氣揚的態度，正是沙皇最喜歡的將軍們的典型特徵，與布魯西洛夫自己的決心，以及或許有幾分天真的樂觀主義相去甚遠。布魯西洛夫確信上帝正引領俄羅斯走向勝利，這一信念反映在整個戰爭期間他寫給妻子的家書中。“我仍然相信”，他在大潰退的高峰時給她寫信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們必將贏得戰爭。”

袍澤們的嘲笑也不能抹殺布魯西洛夫戰術的純粹獨創性，用東線重要的歷史學家諾曼·斯通的話說，他的攻勢是“戰爭中最輝煌的勝利”。布魯西洛夫的軍事天賦之所以出類拔萃，在於他樂於從1914-1915年的慘敗中汲取戰術教訓。自從戰線被固定下來，運動戰讓位於陣地戰之後，歐洲的將領們就試圖通過把人員和彈藥集中在戰線的一個點上來突破敵人的防線。德軍在戈爾利采的突破就是這種“方陣”戰術的一個經典案例，此後俄國的將領們也一味效仿。布魯西洛夫是一個例外。他認為，由於俄國擁有的鐵路太原始，不可能希望把他們的部隊集中在一個地方而不被發現，從而讓敵人擁有足夠的時間來部署後備防禦力量。如果在實力對比懸殊的基礎上，再不能出其不意，俄國絕無可能指望獲得決定性的勝利。所以他反其道而行，建議在前線的幾個點上同時發起攻擊，從而使敵人即使掌握了進攻位置的情報，也很難猜到哪裡最需要防禦預備隊。

為進攻所做的精心準備，是史無前例的。布魯西洛夫計畫的精髓在於兵不厭詐，所以一切都要保密（甚至連皇后都無法知道攻擊何時何地開始）。進攻戰壕比平時挖得更深，並用一種新發明的噴漆裝置偽裝起來。在奧地利人的鐵絲網下修建了突擊通道，距離他們的防線不到100碼，這樣，當攻擊發起時，第一波攻擊者就能一鼓作氣沖入敵人的戰壕。利用航空攝影仔細研究敵方陣地。這使布魯西洛夫能夠建造奧地利戰壕的全尺寸模型，在上面訓練他的突擊部隊。這也意味著，當進攻開始時，俄國人知道奧地利炮臺的精確位置，在某些地方，甚至知道個別機槍的準確地點。儘管俄國炮兵在數量上處於劣勢，但他們有一個決定性的優勢，那就是了解自己的目標，而這也確保了攻勢旗開得勝。

6月4日，進攻開始，用布魯西洛夫的話說，“在西南戰線上展開了雷霆般的炮擊”。“整個戰場被一片巨大的濃煙和塵土所彌漫”一位奧地利軍官寫道，“這使得俄國人能夠一波接一波地越過被摧毀的鐵絲網，直插我們的戰壕。”不到48小時，俄國人就突破了奧地利50英里長的防線，俘虜了4萬多名戰俘。到第九天，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20萬人，超過了哈布斯堡王朝在東線一半以上的兵力，奧地利參謀長康拉德開始談論媾和的必要性。

如果在布魯西洛夫攻勢之後，埃弗特和庫羅派特金也在西線和西北線發動他們原先承諾的進攻，那麼極有可能一舉擊潰敵人，從而徹底扭轉戰爭的進程。興登堡後來承認，如果再發動第二次進攻，“我們[將]面臨全面崩潰的威脅”。根據最初的作戰計畫，布魯西洛夫的戰線被認為是埃弗特和庫羅派特金的次要戰線。然而他們都沒有準備好進攻。公平地說，他們的任務要比布魯西洛夫的更為艱巨。因為他們必須與德軍作戰，而德軍要比布魯西洛夫在西南戰線上戰勝的奧匈帝國軍隊強大得多。但他們的虛榮心也是一個因素：失敗風險的增加使他們更害怕失去自己寶貴的聲譽。也許真正的責任應該歸咎於最高統帥部。阿列克謝耶夫在日俄戰爭期間曾在庫羅派特金和埃弗特麾下服役，他仍然對他們感到害怕，不敢強迫他們進攻。沙皇也放縱了這些膽小的將軍們——他們是他宮廷的寵兒——而無視布魯西洛夫每天提出的下令進攻的請求。一定程度上，皇后也是這起事件的幕後推手。她用拉斯普京的“專家”建議炮轟她優柔寡斷的丈夫，反對在北方發動攻勢，“因為，”用拉斯普京的話說，“如果我們在南方繼續取得勝利，那麼他們（德國人）就會在北方撤退。”

這種軍事上的愚蠢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布魯西洛夫攻勢的推進速度減慢。最高統帥部沒有開始第二次進攻，而是把部隊從北方轉移到布魯西洛夫的前線。然而，這些部隊並不足以維持他進攻的勢頭，因為德軍由於埃弗特和庫羅派特金的不作為而獲得了喘息之機，能夠向南方調撥增援部隊。布魯西洛夫意識到自己的優勢正在減弱，便又回歸正統戰術，向科維爾挺進，但用他自己的話說，“避實擊虛……盡可能地保護我的士兵”。雖然緩慢但肯定的是，俄國人的進攻漸漸停滯不前。在八個星期的戰鬥裡，布魯西洛夫的軍隊俘獲了42萬5千人，佔領了加利西亞大部分地區；敵人被迫從西線撤軍，從而減輕了義大利和法國在凡爾登的壓力；而羅馬尼亞，難能可貴的，最終被說服站在俄國人一邊參戰。魯登道夫稱之為“東方危機”。1918年，他將以最高的讚譽向布魯西洛夫致敬，在西線親自使用這些戰術。

在經歷了東線漫長的失敗和西線血腥的僵局之後，布魯西洛夫攻勢讓他一夜之間成為英雄，不僅在俄國，而且在整個協約國都是如此。格列諾夫斯基寫了一首讚美詩《致布魯西洛夫》，以傳單形式銷售了數萬份。法國和義大利的作曲家為這位戰爭英雄獻上了大合唱、進行曲和歌曲。整個歐洲的人們潮水般湧入戲院，觀看名為《布魯西洛夫》的電影。將軍本人後來寫道：

我收到數百封來自俄國社會各個階層慶賀和祝福的電報。每個人都道出了他們的心聲；農民、工人、貴族、神職人員、知識份子和學校裡的孩子們，都想讓我知道，這個國家偉大的心臟正在與我的勝利軍隊中深受愛戴的士兵一起跳動。

布魯西洛夫已經證明，在稱職的指揮官的領導下，帝國軍隊仍然有能力取得軍事勝利。如果沒有最高統帥部的破壞，他的攻勢可能會成為恢復軍隊士氣的跳板——甚至有望最終奪取勝利。但是，這是否足以拯救沙皇政權還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整個國家的政治危機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無論如何，隨著進攻的失敗，甚至對於像布魯西洛夫這樣的君主主義者，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清楚，用他自己的話說，“俄國不可能在現行政府體制下贏得戰爭”。勝利不能阻止革命，但只有革命才能帶來勝利。

對布魯西洛夫來說，舊政權無能的終極證據出現在7月初，當時阿列克謝耶夫為了挽救進攻而把精銳帝國衛隊調到他的前線，這是最後一次孤注一擲的嘗試。諾克斯形容這些年輕的貴族是“歐洲體格最好的人類動物”。每個衛兵穿著深綠色的閱兵服，鑲著金色穗帶，個個身高越過六英尺。但是他們帶來了一個毫無血性的指揮官——貝佐布拉佐夫將軍，他是宮廷的另一個寵兒，他違抗布魯西洛夫的命令，派衛隊穿過一片空曠的沼澤地進行攻擊。當戰士們在齊胸高的泥濘中艱難跋涉時，德國飛機從他們頭頂上空飛過，用機關槍掃射。諾克斯驚恐地看著飛機俯衝下來擊中目標，“傷患們慢慢地沉入沼澤裡”。在一次愚蠢的行動中，這支國家最優秀的戰鬥力量犧牲殆盡，舊政權因此失去了在其統治下獲勝的最後機會。

1916年，隨著戰爭第三個漫長年頭的到來，布魯西洛夫對政府的不耐煩越來越多地為社會其他成員所認同。像布魯西洛夫和李沃夫這樣的愛國貴族曾希冀，一次成功的戰役能使政府和社會團結起來，從而避免激進改革的發生。他們現在意識到，事實恰恰相反：激進改革是軍事成功的必要先決條件。食品、燃料和基本生活用品日益短缺，物價飛漲，交通癱瘓，政府及其軍火商腐敗透頂，以及犯罪和社會動盪急劇增加——所有這些，加上戰爭無休止的屠殺，造成了公眾不斷增長的驚謊失措和歇斯底里。“越來越多的人，”1915年11月，高爾基寫信給一位朋友說，“表現得像動物和瘋子。他們散佈愚蠢的謠言，造成了一種普遍恐懼的氣氛，甚至毒害了聰明人。”在有產階級中，人們紛紛感到俄國正處於一場可怕災難的邊緣，一場劇烈的社會暴亂迫在眉睫，而政府對此毫無準備。大家公開蔑視沙皇及其政府。每個人嘴邊都掛著“革命”這個詞。“暴雨將至，”1916年8月，古契科夫寫信給阿列克謝耶夫說，“一個可憐的、懦弱的、無能的政府就要大禍臨頭了，可它所採取的措施——穿上長筒靴，打開遮陽傘——只夠保護自己免受一場陣雨的傷害！”

意識到災難即將來臨，富人和貴族沉溺在最後絕望的個人狂歡中。他們喝光了庫存的香檳，花鉅資從黑市購買魚子醬、鱘魚和其他和平時期的美味珍饈，舉辦饕餮盛宴，背叛自己的妻子和丈夫，在賭場裡豪擲千金。外國人對他們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目瞪口呆，更震驚的是他們毫不掩飾地炫耀自己縱情聲色。“在經歷了英國戰時的艱苦生活後，他們的財富和對財富的揮霍讓我眼花繚亂，”駐彼得堡的英國情報官員撒母耳·霍爾爵士寫道。此等歇斯底里的享樂主義在1916年初的一首匿名諷刺詩中得到了最好的表達：

我們不會因為失敗而悲傷，

我們不會因為勝利而快樂，

我們所有煩惱的根源在於：

今晚我們能喝點伏特加嗎。

沒有勝利我們也毫不在意。

對！和平與安靜才是正義，

陰謀和醜聞，黑夜全出動，

還有女人和美酒溫柔相伴。

我們只想知道，到了明天

部長們會有什麼樣的高論，

或者誰帶著誰去劇場看戲，

或者坐在古巴旁邊的是誰……

拉斯普京是否仍呼風喚雨，

還是我們需要另一個聖人，

克舍辛斯卡婭過得還好嗎，

舒賓家的宴會進行得怎樣：

如果大公爵把迪娜帶回家，

麥迪迪有什麼樣的好運氣——

哦，齊柏林飛艇會不會來。

把整個彼得堡炸個稀巴爛。

公眾把憤怒的炮火主要對準宮廷，人們普遍認為一個圍繞皇后身旁的、暗中密謀的親德派是導致俄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從米亞索耶多夫事件和大潰退開始，關於高層叛國的說法在1916年不脛而走，因為有傳言宮廷裡存在一個“黑色集團”，據說該集團正在尋求與柏林單獨媾和。皇后（這個“德國女人”）統治地位的不斷提高，拉斯普京的反戰情緒，宮廷中大量德國人的姓氏，以及沙皇將施蒂默爾提升為實際上的“獨裁者”（到6月，他已經擔任總理、內政部長、外交部長和最高國防部長的職務），這些都極大地助長了猜測。許多人相信，皇后和拉斯普京為德國人工作；他們與柏林有直接聯繫；尼古拉定期向他的叔叔德皇威廉通報俄國軍隊的動向。當這些謠言到達前線時變得更加荒誕不經。從他們的家信來看，士兵們心灰意冷，願意相信：德國人賄賂施蒂默爾讓他把俄國農民餓死；而宮廷大臣弗雷德里克伯爵已經同意把俄國的西半部賣給敵人。

圍繞皇后的各種性醜聞傳言也得到了類似的證實。亞歷山卓的“性墮落”成為沙皇政權病入膏盲的一個隱喻。據說她是個蕩婦，是拉斯普京的情婦，也是她的侍女安娜·維魯博娃——據說她與拉斯普京和沙皇同床共枕——的女同性戀情人。這些傳言都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維魯波娃是一個天真無知的老處女，她迷戀拉斯普京的神秘力量和皇室舒適的家庭生活。1917年，臨時政府為審查對她的指控而任命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從醫學上證明她是個處女。至於皇后，她過於拘謹，不會參與任何嚴格意義上對王朝繁衍來說不必要的性行為。對她的叛國指控也沒有任何依據，儘管德國特工有可能從拉斯普京的高談闊論中竊取資訊。他經常到一個彼得堡銀行家的家裡吃飯，法國大使認為這位銀行家是德國在俄國的重要特工。

這些謠言的重點不在於它們的真假與否，而在於它們煽動憤怒的公眾起來反對王朝的力量。在一場革命危機中，重要的是觀念和信仰，而非事實。妖魔化羅曼諾夫宮廷使其反對者能夠將矛頭指向人民在戰時遭受苦難的罪魁禍首。譴責宮廷為“德國人”是將這種革命怒火定義為“民族”愛國情緒並使之合法化的一種手段，仿佛國家的所有問題都是出於少數高層外國人的邪惡影響，只要剷除他們就可以解決。1917年的二月革命被認為是一場愛國主義革命。反德和反君主主義的主張與新的民主意識緊緊交織在一起，二月革命的領導人試圖將這種思想培養成俄國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石。從這個意義上說，在1915年6月大潰退高峰期發生的反德暴動，是民眾革命情緒高漲的第一個跡象。憤怒的莫斯科暴民燒毀和洗劫了德國人的商店和辦公室。鋼琴店遭到襲擊，貝希斯泰因和布呂特納夫婦被從窗戶扔下來。任何被懷疑是德國人的人（這往往只意味著穿著得體）都受到襲擊和搶劫。在紅場上，人群高聲辱駡“德國女人”，要求將她關進修道院。還有人呼籲沙皇退位，讓位給尼古拉大公。歇斯底里的公眾把從炮彈短缺到小官員腐敗的一切弊端都怪罪在德國人頭上，通過高喊“高層叛國”的戰鬥口號，新的權力覬覦者搖身一變，成為萬眾矚目的民族英雄。

自由主義者儘管害怕群眾，但很難抗拒這個榨取政治利益的機會。通過代表“國家”反對王朝，他們可以將自己再次置於反對運動的領導地位。這一點似乎越來越重要，因為反對戰爭及其經濟困難的抗議正在變得激進化，出現了大規模的罷工和示威，其中許多是由社會主義者領導的。“我擔心，”1916年秋，一位立憲民主黨領導人對他的同事說，“政府的政策將導致國家杜馬無力為安撫群眾做任何事情。”秘密員警的報告明確指出，“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杜馬的敵意越來越大，並指責國家杜馬“故意拒絕援助群眾；在這方面，不僅對十月黨人，而且對立憲民主黨人也提出了最尖銳的批評”。如果國家杜馬要避免變得過時和無效，它就必須更貼近街頭的情緒，為革命運動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就是左派立憲民主黨、克倫斯基的勞動黨以及越來越多公眾人物的看法，其中包括李沃夫親王，他在進步陣線的一次會議上表示，拯救俄國唯一希望在革命。“放棄進一步與現政府進行建設性合作的嘗試吧，”他在12月寫道，“它們註定要失敗，只會阻礙我們實現目標。不要沉迷幻想；遠離怪力亂神。現在已經沒有一個我們可以承認的政府了。”

政權的負隅頑抗加強了這種觀點。9月，普羅托波波夫被任命為代理內務部長，這讓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如米留科夫等人燃起了希望，他們仍然試圖通過和解從政府那裡贏得改革。普羅托波波夫是一位十月党的地主和紡織品製造商，是進步陣線的成員，也是國家杜馬副主席。他的任命被廣泛視為政府向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屈服——隨後不久將任命杜馬部長。但事實上，這只不過是宮廷一個狡猾的政治手段。國家杜馬定於11月1日召開，而普羅托波波夫作為一個“杜馬人”，被認為是控制國家杜馬的最佳人選。“請讓普羅托波波夫擔任內務部長，”皇后敦促她的丈夫。“因為他是杜馬的一員，這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並使他們閉嘴。”普羅托波波夫是一個狂熱的神秘主義者（他曾告訴克倫斯基，他是在耶穌基督的幫助下統治的），而且，自由主義者不知情的是，他是拉斯普京的門徒（他曾告訴布魯西洛夫，拉斯普京正在“拯救俄羅斯免於革命”）。他野心勃勃，自負得可笑——他顯然被沙皇賦予他的榮譽沖昏了頭腦——因此他不大可能與反對派結盟，危及自己的地位。當他的真實角色變得清晰時——他很快就穿上了帝國憲兵隊的制服，這是沙皇壓迫的典型象徵——一位國家杜馬老同事懇求他辭職。普羅托波波夫回答道：“你怎麼能要求我辭職呢？我一生都夢想成為副省長，而現在我是部長了。”

對新部長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在國家杜馬圈子裡，希望被仇恨所取代。普羅托波波夫對沙皇夫婦的諂媚奉承令人作嘔。他沒有在自由主義反對派和政府之間架起一座橋樑，而是把自己變成了宮廷的走狗，並被嚴厲譴責為議會事業的叛徒。應拉斯普京的要求，他下令釋放蘇霍姆林諾夫——全國大多數人都希望以叛國罪將他絞死——並禁止公共組織在沒有員警在場的情況下開會。

到11月1日國家杜馬重新召開會議時，甚至溫和的米留科夫也不得不承認，與政府合作的時機正在迅速流逝。由於他自己的立憲民主黨內的激進分子呼籲公開反抗，他現在決定在國家杜馬的開幕詞中譴責政府，以奪取主動權。他列舉了政府濫用權力的種種劣跡，依次譴責，每次都以“這是愚蠢還是叛國？”來結束。據米留科夫後來回憶，他演講所產生的效果“就像捅破一個充滿膿液的水泡，人人都知道但一直在等待公開曝光的基本罪惡現在昭然若揭”。他成功地將塔夫利宮再次變成革命的論壇。那天在國家杜馬還有其他更激烈的演講——例如克倫斯基的演講——但像米留科夫這樣謹慎的政治家，而且是與協約國外交官關係如此密切的政治家，公開使用“叛國”一詞，這一事實足以讓公眾得出結論，叛國是存在的。其實這並非米留科夫真正的目的。對於自己的反問，他會回答“愚蠢”。然而，公眾的情緒如此激動，以至於當他們聽到他的演講時，幾乎必然會回答“叛國”。這篇演講被禁止在報刊上發表，只能靠被翻得破爛不堪的打字稿傳閱，這一事實只會使人們更傾向於認為講話比實際上更激進。在某些版本的打字稿中，會在演講的中間插入一些特殊的社會不滿（例如，除了聲稱其他壓迫行為外，政府對教師的待遇也很差）。“我的演講後來被人稱為革命風暴來臨的信號，”米留科夫回憶道，“這不是我的本意。但全國普遍的情緒為我的言論起到了傳聲筒的作用。”對於任何未來的自由主義者（尤其是1917年的自由主義者）而言，這都是一個有益的教訓——他們試圖用語言的力量阻止一場社會革命。為了幫助國家杜馬的同事們發洩情緒，米留科夫激揚文字、鼓舌搖唇，成功地在全國範圍內點燃了激進抗議的火種。

米留科夫沒有意識到的是，不僅激進派，連保守派都認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阻擋的，甚至是可取的，他自己為了與政府達成妥協而採取的與議會鬥爭的綏靖策略正在迅速失去優勢。正如最高統帥部的一位將軍所言，人們“普遍認為有些東西必須被打破和消滅，這種信念折磨著人們，使他們不得安寧”。即使是沙皇的直系親屬現在也站在自由主義反對派一邊。11月7日，尼古拉大公敦促沙皇讓國家杜馬任命一個政府。自1905年以來，作為專制制度最堅實的支柱，貴族聯盟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分部也給了他類似的建議。簡而言之，在宮廷中，除了狹隘的統治集團之外，幾乎沒有人不認為有必要對政府的結構進行根本性改革。

然而，尼古拉再次試圖通過半心半意的讓步來為自己擺脫困境。11月8日，在國家杜馬的歡呼聲中，施蒂默爾被解職，特列波夫成為新總理。這是自由主義者與政府和解的最後機會。因為特列波夫視自己為斯托雷平的衣缽傳人，他決心通過讓步來贏得杜馬中溫和派的支持。米留科夫已經準備好接受他遞過來的橄欖枝（毫無疑問，他將在內閣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在勞動黨的克倫斯基和孟什維克的尼古拉·齊赫澤的煽動性演講刺激下，激進派和社會主義代表決心推翻政府，他們呼籲與“群眾”結盟，準備發動人民起義。

這就是為什麼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從11月到2月革命期間，國家杜馬一直處於分裂狀態。用秘密員警的話說，米留科夫的立憲民主黨“懷著恐懼和緊張的心情”觀望革命前景，“那怕政府做出一丁點讓步，就會欣然接受”。然而，讓步的希望正在迅速消失。因為皇后堅決反對特列波夫（她希望他像古契科夫一樣被絞死），而激進左派的威脅卻與日俱增。這就使克倫斯基和其他國家杜馬激進派越來越氣焰熏天，他們會打開塔夫利宮的大門，即使不是直接向街頭人群開放，至少也會向市民中更有禮貌的代表敞開。他們演講的措詞變得越來越暴力，因為他們試圖表達——從而抓住——街頭的情緒。他們公然號召人民推翻政權，並嘲笑溫和派呼籲冷靜是一種藉口，用克倫斯基的話說，是為了呆在其“溫暖的扶手椅”上。然而，他們也有理由擔心，民眾的情緒也會在超越他們的控制範圍，街上的民眾非常蔑視國家杜馬，正在其他地方尋找自己的領導者。因為正如民族党領袖瓦西裡·舒爾金所說，“再沒有人相信花言巧語了”。

從現在起，問題在於革命是由下而上還是由上而下。“宮廷政變”的想法已經流傳有一段時間了。古契科夫就是其中一個陰謀的中心。它的目標是奪取從最高統帥部開往皇村的帝國列車，迫使沙皇退位，讓他的兒子繼承，由尼古拉的兄弟米哈伊爾大公擔任攝政王。這些陰謀家們希望通過任命一個新的託管政府來阻止社會革命的發生。然而，由於軍方、自由主義者和皇室的支持有限，他們把政變計畫推遲到1917年3月——那時已經太晚了。與此同時，在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將軍的幫助下，李沃夫親王正在策劃第二個陰謀。他們計畫逮捕皇后，迫使尼古拉將權力移交給尼古拉大公。屆時，李沃夫將被任命為一個新的託管政府的總理。一些自由主義政治家和將軍支持這一計畫，包括布魯西洛夫，他告訴大公：“如果我必須在皇帝和俄羅斯之間做出選擇，那麼我將為俄羅斯而戰。”但這個陰謀也被挫敗了——因為大公不願意捲入其中。還有其他各種陰謀，其中一些由沙皇的遠房親戚發起，目的是迫使其他一些羅曼諾夫家族的人退位，以安撫國家杜馬。對於這些陰謀，歷史學家意見不一，有些人認為它們是二月革命的開端，有些人則認為它們只是無稽之談。這兩種觀點可能都不準確。因為即使陰謀家們的意圖是認真的，並且成功地實施了他們這些計畫，他們也很難指望在自己也被街頭革命掃地出門之前，能夠長期掌權。

唯一成功的陰謀是刺殺拉斯普京。以前曾經有人想方設法除掉他。1916年1月，赫沃斯托夫在被解除內務部長職務後，曾試圖謀殺他這位以前的贊助人。特列波夫曾向拉斯普京提供20萬盧布的現金，要求他返回西伯利亞，不再參與政治。但皇后挫敗了這兩項計畫，結果，拉斯普京在宮廷中的威望進一步上升。正是這一點，最終說服了宮廷邊緣一個強大的陰謀集團行刺拉斯普京。這場陰謀的核心人物是菲力克斯·尤蘇波夫親王，他29歲，畢業于牛津大學，是俄國最富有的女人的兒子，雖然是個同性戀者，但最近才與伊琳娜·亞曆山德羅夫娜公主結婚，她是沙皇最喜歡的妹妹的女兒。羅曼諾夫宮廷裡的另外兩名同性戀者——沙皇最喜愛的侄子德米特裡·巴甫洛維奇大公和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大公——也參與其中。拉斯普京越來越多地涉足高級貴族的同性戀圈子。他喜歡和男人“上床”，就像和女人一樣。尤蘇波夫在自己的婚禮後找到了他，希望他能“治癒”他的性“疾病”。但拉斯普京卻試圖勾引他。這激起了尤蘇波夫的強烈反感，他與德米特裡大公和尼古拉大公一起，策劃了拉斯普京的倒臺。除了他們自己的同性戀仇恨（也許是為了掩飾），他們還向國家杜馬右派領導人、拉斯普京直言不諱的批評者普利希克維奇表達了深切的政治意圖，後者加入了他們的計畫。他們對拉斯普京對沙皇的影響，以及有關俄羅斯將因此與德國單獨簽訂和平協議的傳聞感到憤怒。他們發誓要“剪除”拉斯普京，並把皇后關進精神病院，他們天真地認為，一旦沙皇擺脫了這兩個人的控制，定會幡然醒悟，成為一個好的立憲國王。

三位陰謀家一起計畫把拉斯普京引誘到尤蘇波夫的河邊宮殿，藉口是要見他美麗的妻子——伊琳娜公主。他們將在那裡用毒藥殺死他，並將他的屍體沉入涅瓦河河底，這樣他就會被認為是失蹤而不是死亡。謀劃者似乎並不謹慎：彼得格勒一半的記者在謀殺發生前幾天就知曉了全部細節。坦率地說，儘管謀劃者免於接受警方調查，卻沒有人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他們，這真是一個奇跡。

在12月16日這個致命的日子裡，拉斯普京被明確警告不要前往尤蘇波夫宮。他似乎已經預感到自己的命運，因為他在這一天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銷毀信件，把錢存入他女兒的帳戶，並進行祈禱。但伊琳娜公主的絕色天姿對他來說實在是難以抗拒。午夜過後不久，他坐上了尤蘇波夫的車，身上散發著一股廉價肥皂的味道，頭髮塗抹得油光鋥亮；他穿著自己最華麗的衣服：黑色天鵝絨長褲，嘎吱作響的皮靴，以及皇后送給他的帶緞子金腰帶的白色絲綢襯衫。尤蘇波夫把他的客人領到一個地下室沙龍，聲稱自己的妻子還在宮殿大廳招待客人，稍後會加入他們。拉斯普京喝了幾杯他最喜歡的、摻有氰化物的馬德拉甜酒，還自己拿了一兩塊含有氰化物的蛋糕。但一個多小時過去了，這兩種毒藥都沒有起作用，尤蘇波夫忍無可忍，只能孤注一擲。他從樓上的寫字臺上拿起一把勃朗甯手槍，重新返回地下室宴席，邀請拉斯普京檢查一個掛在洗手臺上的水晶十字架，並趁“聖人”彎腰查看之際，朝他的側面開槍。隨著一聲野蠻的尖叫，拉斯普京倒在地上。謀劃者們以為他必死無疑，便去處理他的大衣。但就在此時，拉斯普京突然蘇醒過來，走向一扇側門，該門通向一個院子直達堤壩上。普利希克維奇在院子裡發現了拉斯普京，他踉踉蹌蹌地穿過雪地朝門外走去，大聲喊道：“菲力克斯，菲力克斯，我要把一切都告訴皇后！”普利希克維奇開槍，兩次都沒有打中他。於是又開了兩槍，拉斯普京中彈倒地，為了確定人已經死了，普利希克維奇踢了踢他的太陽穴。拉斯普京的屍體被鐵鍊拖著，運到城市一個偏僻的地方，然後扔進了涅瓦河，最終在12月18日被沖上岸。此後幾天，成群結隊的婦女聚集在該地，從河裡收集被拉斯普京的肉體所淨化的“聖水”。

拉斯普京被殺的消息在貴族圈子裡受到了熱烈歡迎。12月17日晚，德米特裡大公出現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劇院時，觀眾們起立鼓掌。皇后的妹妹，葉麗薩維塔公主寫信給尤蘇波夫的母親，為她“親愛的兒子的愛國行為”祈禱感恩。她和其他15位皇室成員懇求沙皇不要懲罰德米特裡。但尼古拉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回答說：“任何人都無權參與謀殺。”德米特裡被流放波斯。根據沙皇的特別命令，不允許任何人在車站為他送行，瑪麗亞·巴甫洛夫娜公主因試圖這樣做而被軟禁家中。

與謀劃者們的意圖相反，拉斯普京的死讓尼古拉與悲痛欲絕的妻子走得更近。他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定地抵制所有改革的宣導者。他甚至將4位持不同政見的大公驅逐出彼得格勒。隨著革命日益臨近，他越來越多地退縮到自己在皇村平靜的家庭生活中，切斷了與外界甚至宮廷其他成員的一切聯繫。在1916年王朝的最後一個耶誕節，這對沙皇夫婦和羅曼諾夫家族之間沒有按照慣例交換禮物。

1917年1月一個寒冷的日子，拉斯普京經過防腐處理的屍體終於被安葬在皇村的宮殿外。二月革命之後，一群士兵挖開了墳墓，把屍體裝進一個鋼琴盒裡，帶到帕爾戈洛沃森林的一塊空地上，澆上煤油，放在柴堆上焚燒。他的骨灰嫋嫋升起，隨風飄散。

【1】 莫斯科最大的百貨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