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這是李怡個人經歷的失敗，不如說，他恰恰如鏡子一般，折射了整個二十世紀，前半葉全球社會主義實驗的興起與失敗，後半葉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而後帶來新的分崩離析、危機四伏。如尼采所言，他讓自己實踐在這些思潮之中，活出時代的矛盾。

李怡遺作《失敗者回憶錄》拿下書展大獎非小說首獎。頒獎現場，李怡的遺孀邱近思現身致詞，並引述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句：「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邱近思表示，李怡這本書也是為台灣而寫，因為他認為台灣太不了解中共政權，不知如何保護自己，希望《失敗者回憶錄》能對於台灣讀者有所幫助。

李怡先生的《失敗者回憶錄》敲定在台灣出版，「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他不時在報章、講座引用馬爾羅的名言，回顧自己思想、政治、陣營的轉變，在他生後仍然承受前期背景而來的罵名。

虽然黄永玉在中国大陆也是被敬为“大师”的名人，然而绝大多数人只知他“好玩”一面，却不知道他作为一个曾在五十年代回到大陆的理想主义者，后来都有过哪些挣扎和幻灭，又是如何在种种动荡中尽量坚守良心的。在”六四“事件发生后，黄永玉选择了前往香港，当时他有过怎样的心情？又创作了哪些如今依然无法在大陆谈论的作品？希望这篇李怡在八九年刊发于《九十年代》的人物报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两位刚刚离开我们的前辈。

「自由是不能夠通過血脈傳給下一代的，自由需要每一代人、每一時刻的警覺，去捍衛它。」

1008週報

李怡先生逝世，世上又少了一個無條件支持香港年輕人的和藹智慧老人。上月尾，李怡先生在臉書發文稱「作者有病」，「但無大礙」，指專欄「失敗者回憶錄」將暫停數天，「不勞各位朋友牽掛」，怎知道這一帖子成為了終章。李怡一生與閱讀寫作分不開，可以說是真正的讀書人。

1005晚報

好幾次，我忍不住要走上街頭和勇武抗爭者站在一起，在精神上支援他們。但我被一位年輕人阻止了。他說你去只會增加抗爭者的負擔。因此，除了大遊行之外，我只參加過一次銀髮族支援抗爭運動，以及一次全港手拉手的人鏈活動。

我被他們感動。我相信也有其他人被感動。有一位住新界的朋友說，他看到一個弱質彬彬的小女生，一個人背著一大袋宣傳品，走長長的路送去街站。他說要幫忙，那女生說：謝謝，不需要啦！

殖民地時代的香港，英女王與香港市民有什麼相干？實際上幾乎所有香港人都只知道有女王存在，並戲稱之為「事頭婆」（老闆娘），幾乎政府機構都有掛她的頭像，但這種存在似有若無。

不少人認為是特首林鄭月娥為迎合北京而提出修例，但我更相信這是北京的命令。因為一提出修例，中聯辦就召集香港的政協、人大及建制派議員，要求全力支持。

作出這個決定，是覺得時事評論越來越沒有意思。我分析得再有道理，香港的政治、社會仍然會往相反方向走。

一位在地產發跡的朋友，私下告訴我，他多年收地、建房、建酒店牽涉到許多官司，但每一次都贏。秘訣就是：每一件官司，法院都會在立案時即公佈主審法官的名字，他於是想方設法找到這位法官，請法官給他介紹律師。

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出版一本關於領導人的秘聞書卻提不出任何真憑實據，不會有人相信，也不會有市場，受損害的只是出版商自己——沒有盈利還會賠上商譽。

在眾聲喧嘩中，我獨持己見，選擇與他二人站在一起。我寫了篇文章，題目是《自愧不如》。

像曇花一現，像電光一閃，像彗星劃過天空，但在許多被梁天琦喚醒的香港人心中，怎會把他忘記？思想，簡稱「光時」的思想，怎麼監管得住？

港獨言論本不受社會關注，絕大多數香港人都覺得不合實際，經梁振英推廣，卻成為年輕人的重要思潮之一。因此，有人將梁振英稱為「港獨之父」。

我儘管不再主編論壇，但仍在《蘋果》寫社論。我忠於自己的認知，不受黎智英及《蘋果》偏向泛民的立場所左右。我提出自有人類以來，所有的民主都是本土民主，從沒有自上而下的恩賜民主。

這一年及以後幾年，六四的維園燭光儘管仍然燦爛，但也有本土政團和大學校園另舉行六四集會，與支聯會分庭抗禮。也可以說是傳遞不同的六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