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農民和工人來說，這些新的政治自由並沒有什麼直接利益。他們自己對社會改革的要求一個也沒有得到滿足。1905年的經驗告訴他們，要尋求社會革命，而不是追隨自由主義者的政治領導。隨著杜馬時期的失敗，他們的幻滅感變得愈發強烈。在《十月詔書》之後，反對派運動的兩極分化暴露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憲政理想與廣大工農群眾的社會經濟不滿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徹底分道揚鑣。

「布拉格之春」被蘇聯的鐵血之師無情鎮壓後，捷克改由胡薩克領導，政策旋即走回史達林路線，捷克人的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進一步被剝削，不少曾經參加自由運動的人士面對嚴酷的現實都選擇向當權者低頭，或索性逃亡出國，社會氛圍也轉趨冷漠。重新上路—七七憲章宣言可是仍有一群以年青人為主的知識分子和...

這場莊嚴的對抗只是即將到來的戰爭的一個預兆。從1905年到1917年2月兩次革命之間的整個俄羅斯政治歷史時期，可以描述為保皇黨和議會勢力之間的鬥爭。起初，當這個國家尚未從革命危機中恢復時，宮廷被迫向杜馬讓步。但隨著1905年的記憶流逝，宮廷試圖收回自己的權力，恢復舊的獨裁統治。

我的兒子亞歷山大·本傑明是以出生在末代沙皇時代的曾祖父命名的，他出場太晚——正值共產黨第28屆代表大會（也是最後一屆代表大會）——沒能自己經歷這出波瀾壯闊的歷史大戲。我們的第二個兒子諾亞·繆爾來得更晚一些。我希望終有一天，亞曆克斯和諾亞能訪問一個民主、繁榮的俄羅斯。

索爾仁尼琴的一生折射了舊制度的痛楚——共產主義青年時代，戰爭，監獄，集中營，與克里姆林宮的鬥爭，被迫流亡——在經歷了那麼多以後，如今，75歲高齡的他，終於為這段旅程畫上一個完整的圓。他拿到了回家的車票。“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我也知道我會回去，”索爾仁尼琴說。“這太瘋狂了。沒有人相信。但我知道我會回家，死在俄羅斯。”

幾個星期後，俄羅斯憲法法院裁定，共產黨可以在地方一級自由集會，但作為一個全國性組織，共產黨是非法的。黨的資產和財產仍然由俄羅斯聯邦民選政府控制。從1917年布爾什維克政變開始的時代，終於在法院的判決聲中——落下帷幕。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也是整個革命的轉捩點，他們的情緒突然從不相信轉變為憤怒。“我觀察周圍的面孔，”人群中的一個布爾什維克回憶道，“我沒有看到恐懼，也沒有看到驚慌。不，那些虔誠的、近乎祈禱的表情被敵意甚至是仇恨所取代。我在每一張臉上都看到了仇恨和復仇的表情，不管是老人還是年輕人，男人還是女人。革命真正誕生了，它誕生在最核心的地方，在人民的內心深處。”

陰謀者們發動政變是為了拯救行將崩潰的蘇聯帝國，保住他們在其中的權位。他們的失敗卻成為壓垮蘇聯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沒有哪個波羅的海獨立運動，沒有哪個俄羅斯自由主義者，能像他們一樣把這一切徹底推翻。現在，亞佐夫終於明白這個道理。“我什麼都清楚了，”當他們把他帶上一輛窗戶上有鐵柵欄的麵包車時，他說。“我真是一個老白癡。是我親手毀了蘇聯。”

“我們的祖國，這個國家，這個偉大的國家，歷史、自然和我們的前輩希望我們拯救的國家，正在走向死亡、分崩離析、陷入黑暗和廢墟之中……我們變成了什麼樣子，兄弟們？”這種啟示錄風格的語言，國家之船緩緩“沉入虛無”的意象，暗示邪惡勢力正在出賣一個偉大的國家。

由於大饑荒，整個俄羅斯社會都被政治化和激進化了。民眾和政權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再也沒有回頭路可走。用莉蒂亞·丹的話說，這場饑荒是革命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它向她那一代的年輕人表明，“俄國的舊體制已經徹底破產了，俄羅斯似乎正處於某種邊緣。”

在第比利斯、巴庫和維爾紐斯發生的大規模屠殺示威者的事件表明，儘管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可以預料，政權為了自保，仍然會採取鎮壓措施，動用坦克和機槍，甚至毒氣，無所不用其極。自1962年俄羅斯南部那個夏日午後以來，蘇聯變得更好了嗎？

布爾什維克不是這樣的。他們是更簡單、更年輕的人，像卡納奇科夫那樣激進的農民工；他們是實幹家而非思想者。他們被列寧的紀律和党的堅定領導所吸引，被他簡單的口號所陶醉，被他立即採取行動推翻沙皇政權的信念所折服，而不是像孟什維克建議的那樣，坐等資本主義的發展侵蝕沙皇政權。最重要的是，列寧給了他們一個夢想：有志者，事竟成。

《勝利與悲劇》顯示，史達林是一個懦夫，一個可悲的戰時總司令，誠如托洛茨基所說，一個“平庸但並非微不足道”的人。沃爾科戈諾夫提供了確鑿的檔證據，證明史達林使用藍色或紅色鉛筆，親自下令殺害數千人，隨意得就像一個人在酒吧點飲料那樣。

在鐵絲網圍欄外，通往塔樓的斜坡上，一位立陶宛雕塑家用木頭雕刻了一個哭泣、憔悴的基督，這是一個戈雅畫作中的形象。人們為基督建造一座神殿，周圍擺滿了蠟燭和鮮花。青少年們來到這裡，坐在泥濘的山坡上，播放立陶宛民歌的磁帶，仰望著冬日蒼茫的天空。

俄羅斯的“知識份子”（一個源自俄語的詞）與其說是一個階級，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狀態：從定義上來講，它意味著一種對沙皇政權激進和不妥協的反對立場，以及參與推翻沙皇政權鬥爭的意願。革命運動的歷史就是知識份子的歷史。大多數革命領袖首先是知識份子。

“上帝從我們身邊帶走了這個人，一個風華正茂的精神領袖。他的出現是一個奇跡，一個生活在咄咄逼人的無神論國家，縱使困難重重，仍能洞察到像索爾仁尼琴這樣偉大作家的苦難，或者像我這樣的普通女人的苦難的人。可他卻突然消失了。該如何理解呢？為什麼上帝要把他從我們身邊奪走？為什麼是現在？”

這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時刻——今年將會變得更冷。要麼戈巴契夫是自作主張，要麼他受到了來自克格勃的壓力。很難說哪個更糟糕。無論如何，“友愛部”仍在行動。

布爾什維克的基層黨員都是從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農民中招募的。一旦執政後，布爾什維克對農民表現出的不信任和蔑視，可以用這個社會事實來解釋。因為他們將悲慘的農民世界與自己不幸的過去聯繫在了一起，他們個人身分和階級身份的形成，以及他們對革命的期望，都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推動力，那就是堅信這個舊世界應該被打個落花流水。

此時，有人下令打開克里姆林宮的擴音器，開始播放愛國口號和進行曲。但這無法壓倒廣場上的激情，呐喊聲每分鐘都在高漲。這是他們的廣場，任何人都無能為力。人群中央站著一位俄羅斯東正教牧師，他的鬍子仿佛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端；他舉著一個7英尺高的十字架，大聲喊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基督復活了！”

在一黨制崩潰後的最初幾周，一位年輕的政治家，莫斯科的伊利亞·紮斯拉夫斯基，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向十月區的選民承諾，如果他當選地方人大代表並成為主席，他將不惜一切代價扭轉70年的經濟災難。“我們將在一個地區建立資本主義，”他宣佈。其寓意不言自明。紮斯拉夫斯基要挑戰史達林最大的野心——“在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