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A. 西里娜和阿列克谢·A. 扎库尔达耶夫论从写给汉学家阿理克的书信中所体现的史禄国

奥巴马竞选没有强调黑人利益，强调的是全体美国公民的利益，所以才能获得全国多数人的选票。我们不能把奥巴马看成是美国黑人精英，他是黑皮肤的美国国家精英。

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子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

现在美国人在处理人际矛盾时遵循的是法律，尊重的是彼此的公民权，如果大街上一个黑人开车撞了一个白人，他们可以要求警察来处理，可以上法庭打官司解决，因为这只是两个公民之间的问题。而在今天乌鲁木齐的大街上，如果一个汉人撞了一个维吾尔族，周围的人们很快就按照民族分为两个群体，各自支持本族的当事人，而没有人去问问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究竟是什么，是否应当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去解决矛盾。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民族政策方面。1921年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得匆忙，没有提出政治纲领。1922年二大的《宣言》中，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内容是完全参照苏联模式，把蒙古、西藏、新疆等称为“异种民族”，提出“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建国的思路就是苏联的模式。

胜利油田在山东开矿采油就是这样，没有给当地财政和民众带来什么利益。但是山东的汉族百姓对胜利油田的反感，不会联系到“民族”问题，这就跟维吾尔族对中央企业在新疆开采油气的看法不一样。山东汉族居民会说政府官员剥削老百姓，央企剥削我们基层社会，而新疆的维吾尔族就会说这是汉人掠夺维吾尔族的资源。

1959年达赖集团叛乱的时候，他们坚决支持解放军。“民主改革”解放农奴，他们才真正翻了身，分到房子，有了工作。但是“拨乱反正”之后，他看到共产党把有些农奴主又请回来了，还给他们安排政协、人大、政府的职位，动员他们回来定居。这些贵族回来以后神气得很，耀武扬威。为什么共产党的政策又变了？

民族关系不是利益关系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让我用两个假说来解释这种现象。一个是社会学里的“破窗理论”或“破车效应”；一个是生物人类学上的“建立者效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开国领导人在反复权衡和汲取长征到抗战再到三年内战胜利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基本政治制度设计。

打个比方，新疆到处贴一些类似于“露出你美丽的脸庞来，不要再盖头”的标语，作为一个宗教性习惯，表明宗教影响到了它的社会生活习惯，但这到底意味什么？

我们看到部分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科技体制下在一些领域做出了开创性成果，有的甚至获得物理学、化学诺贝尔奖。但是毋庸讳言，他们接受教育、成长和研究过程深受西方文化和科技体制的影响。

政府给一些1959年参加叛乱的贵族平反及提供大量现金赔偿，拉萨老城区有许多贵族大宅院，1959年后主人跟随达赖流亡印度。民主改革时，这些住房无偿地分给本地农奴和贫民，例如有个三层楼的大院子分给15-16户支持政府平叛的贫苦农奴居住。而现在政府要求街道办事处限期把目前住户全部迁出，修缮院落，归还给原来的贵族。由于实在无法安置现有住户，街道干部非常为难，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给这些阶级敌人“落实政策”？

我们在喀什调查，当地幼儿园老师一个月工资为500-600元，小学老师一个月大概1200元，中学老师1500-1600，村里学校的教师收入不如县城，县城里的赶不上地级市，地级市赶不上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赶不上北京。现在越是条件好的学校，教师的工资越高，大学也是如此，211、985学校的老师岗位津贴就要高于普通学校，这种做法的导向，我认为有问题。

我觉得当时"破四旧"运动对宗教信仰、历史传统文化的破坏是全面的，并不是只针对少数民族的，而是针对全国各民族的，也包括汉族。我记得那时去清东陵，看到路旁所有石像的脑袋全没了，很多的古庙都毁掉了，像孔庙、灵隐寺、大昭寺、布达拉宫这些著名的古迹寺庙都是中央直接下令让部队保护起来的，要不然的话全部砸光了。

当时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提出的政治口号叫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显然把汉人和满人分成两个不同的民族，等于是鼓动汉人的民族主义去反对满族。这个口号是从兴中会、同盟会开始叫响的，但是大家有一点并不一定清楚，这就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汉人民族主义的口号，实际上是日本的右翼组织黑龙会下属一个机构叫做玄洋社向孙中山建议的，后来变成了兴中会的誓词。

那些把中国当作潜在敌手或竞争对手的国家或政治势力，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大做文章，打“藏独”牌、“疆独”牌、“台独”牌来牵制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一旦中国强大起来，它们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也会毫不犹豫地背弃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在“牌桌”上把它们抛出去，它们过去也曾这样做过。对于这一点，中国各族民众和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近十几年来，有关我国民族问题的讨论一直在学术界持续，而且讨论的主题涉及到如何回顾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理论、现行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实际社会效果，涉及到中国的民族政策在21世纪是否需要进行系统的反思等重大方向性问题。围绕这些相关话题，学术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汉人向来号称是四万万，或者不止此数。用这样多的民众，还不能够真正独立，组织一个汉族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彻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工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推荐一本书： 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 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917357/） 民族主题的相关论点其实观察近代史的一个很好的窗口。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中，有民，有族，但是没有民族。

这篇论文是费孝通在看到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费之于顾为晚辈，此时“名声”也不如顾，但是能就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平心静气的讨论，不“舔”也不“喷”，在当前的背景下看来，殊为难得。

来自网络从汉服到少数民族元素在旅游业中的频繁出现，从历史沿革到如今的少数民族高考和生育政策，民族成为了我们研究人类学一个无法逃开的话题。这篇夜话，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上海纽约大学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博士后王菁教授与我们一同讨论，王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担任访问学者，并于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