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效果可以根据三个标准来评价：对国家造成的物质损失、行动消息本身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事后游击队战斗力的保持。必须努力在所有三个方面实现成效最大化……

車站裡沒有旗幟或軍樂隊為他們送行，據外國觀察家的說法，大多數士兵臉上的表情是凝重和順從的。正是他們可怕的戰爭經歷點燃了革命的火焰。沙皇孤注一擲的賭博必將給他的政權帶來毀滅。

事實上，早在1914年之前，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就已經停滯不前了。斯托雷平曾聲稱，至少需要二十年來改造俄羅斯農村。但是，即使改革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速度繼續進行，該政權也需要一個世紀的時間才能建立起強大的農業資產階級，他們顯然已經決定把自己的未來押在這個上面。土地合併運動，就像沙皇政權的其他改革一樣，來得太晚了。

斯托雷平的政治覆滅只能用他作為政治家的失敗來解釋。如果他更精通“可能性的藝術”，或許他可以為自己和他的改革爭取更多時間。斯托雷平曾說過，他需要二十年時間來改造俄國。但部分由於他自己的過錯，他只有五年的時間。

這場莊嚴的對抗只是即將到來的戰爭的一個預兆。從1905年到1917年2月兩次革命之間的整個俄羅斯政治歷史時期，可以描述為保皇黨和議會勢力之間的鬥爭。起初，當這個國家尚未從革命危機中恢復時，宮廷被迫向杜馬讓步。但隨著1905年的記憶流逝，宮廷試圖收回自己的權力，恢復舊的獨裁統治。

對於農民和工人來說，這些新的政治自由並沒有什麼直接利益。他們自己對社會改革的要求一個也沒有得到滿足。1905年的經驗告訴他們，要尋求社會革命，而不是追隨自由主義者的政治領導。隨著杜馬時期的失敗，他們的幻滅感變得愈發強烈。在《十月詔書》之後，反對派運動的兩極分化暴露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憲政理想與廣大工農群眾的社會經濟不滿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徹底分道揚鑣。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也是整個革命的轉捩點，他們的情緒突然從不相信轉變為憤怒。“我觀察周圍的面孔，”人群中的一個布爾什維克回憶道，“我沒有看到恐懼，也沒有看到驚慌。不，那些虔誠的、近乎祈禱的表情被敵意甚至是仇恨所取代。我在每一張臉上都看到了仇恨和復仇的表情，不管是老人還是年輕人，男人還是女人。革命真正誕生了，它誕生在最核心的地方，在人民的內心深處。”

由於大饑荒，整個俄羅斯社會都被政治化和激進化了。民眾和政權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再也沒有回頭路可走。用莉蒂亞·丹的話說，這場饑荒是革命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它向她那一代的年輕人表明，“俄國的舊體制已經徹底破產了，俄羅斯似乎正處於某種邊緣。”

布爾什維克不是這樣的。他們是更簡單、更年輕的人，像卡納奇科夫那樣激進的農民工；他們是實幹家而非思想者。他們被列寧的紀律和党的堅定領導所吸引，被他簡單的口號所陶醉，被他立即採取行動推翻沙皇政權的信念所折服，而不是像孟什維克建議的那樣，坐等資本主義的發展侵蝕沙皇政權。最重要的是，列寧給了他們一個夢想：有志者，事竟成。

俄羅斯的“知識份子”（一個源自俄語的詞）與其說是一個階級，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狀態：從定義上來講，它意味著一種對沙皇政權激進和不妥協的反對立場，以及參與推翻沙皇政權鬥爭的意願。革命運動的歷史就是知識份子的歷史。大多數革命領袖首先是知識份子。

布爾什維克的基層黨員都是從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農民中招募的。一旦執政後，布爾什維克對農民表現出的不信任和蔑視，可以用這個社會事實來解釋。因為他們將悲慘的農民世界與自己不幸的過去聯繫在了一起，他們個人身分和階級身份的形成，以及他們對革命的期望，都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推動力，那就是堅信這個舊世界應該被打個落花流水。

民粹主義者在樸素的農民身上看到的“高貴的野蠻人”，不過是一種美麗的幻覺。他對農民的日常生活越瞭解，就越把他們斥為野蠻和殘暴。這種誤解是俄羅斯知識份子和農民之間關係史上一個永恆的主題——赫爾岑曾稱之為“兩個俄羅斯”。

鑒於民族主義在20世紀受到可以理解的負面報導，有必要在此重申，對於沙皇帝國的被征服民族而言，就象蘇聯帝國一樣，民族主義是人類推翻壓迫和外國統治的一種手段。列寧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引用古斯汀侯爵的話，稱俄羅斯帝國是“民族的囚牢”。

隨著自由主義神職人員的失敗，教會陷入了極度分裂和虛弱的狀態。沙皇政權的核心意識形態支柱終於開始瓦解。拉斯普京在教會內部的崛起標誌著教會自身的最終崩塌。“神聖宗教會議從未如此墮落過！”。1916年2月，一位前部長對法國大使說，“沒有比這種方式更能摧毀所有對宗教的尊重和宗教信仰了。不久之後，東正教還剩下什麼呢？當風雨飄搖的沙皇政權尋求支持，它會發現已經一無所有。”

ISA并没有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一触即发”。但是，考虑到世界局势的动态和推动事件发展的强大进程，如果不点出现制度极度危险的发展动态，那就是我们的失职。全球多民族、多种族、多性别的工人阶级——地球上唯一内在地具有国际主义的力量——必须阻止这种发展。

然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沙皇要想贏回像布魯西洛夫這樣軍事專業人士的心為時已晚。他們已經寄希望于國家杜馬及其更廣泛的改革願景，以復興他們所熱愛的軍隊的力量。這就是導致沙皇垮臺的戰時聯盟的根源。

即使在19世紀末，與西方社會比較，俄羅斯各省的市民文化仍處於早期起步階段。歷史上，大多數俄羅斯城市都是作為沙皇國家的行政或軍事前哨發展起來的，而不是作為商業或文化中心。通常情況下，這些城市由一小部分貴族——他們大多受雇於當地的文職部門——還有大量的小商販、工匠和勞工所組成。但是，並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

政府官員正在成為一條通向貴族的道路，就像貴族通向政府官員一樣。它也有屬於自己的精英價值觀，只有最粗糙的馬克思主義者才會試圖將這些價值觀描繪成土地貴族“階級利益”的同義詞。儘管如此，作家尤裡·薩馬林的格言，即“官僚只是穿制服的貴族，而貴族只是穿睡袍的官僚”，在1900年並未完全過時。

“每當皇后看到他紅撲撲的臉蛋，或聽到他歡快的笑聲，或看到他嬉戲，”沙皇的家庭教師皮埃爾·吉利亞德回憶說，“她的心中就會充滿巨大的希望，她說：‘上帝聽到了我的聲音。他終於憐憫我的悲傷’。”而後，疾病會突然降臨這個男孩，讓他再一次痛苦地躺在床上，帶他走向死亡之門。

尼古拉的頭腦是一個微型雕刻家，對行政管理每個最小的細節非常敏感，卻完全沒有能力將它們綜合為政府的一般原則。正如波別多諾采夫曾經評論的那樣：“他只看得到一個個局部，卻看不見整體，不能理解其他全部有關的事實、事件、趨勢和變化之間的相互關係。他沉迷於不足輕重的細枝末節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