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次又一次饱受极端天气之苦，农业和农村更是首当其冲。从5月份河南小麦遭遇烂场雨，到东北五常水稻遭遇“雨洗禾花”……7月末华北暴雨更是一记警钟：62人遇难，34人失踪，8个蓄滞洪区启用，百余万人受灾。气象学家解释，这些极端降水事件未来还会增多，因为全球变暖使热带向两极扩展，过去几十年北半球热带的范围向北推动了约100公里，这对中国北方意味着气温更高、降水也更极端化。

今年8月初，黑龙江五常遭遇了罕见的暴雨与洪灾，当地250万亩农田中有约40%被淹没。洪灾两个月后，直播电商中却出现了销售五常大米的主播，以丰收的田野为背景，告诉消费者灾情并不严重，可以放心选购稻花香大米。五常在今年夏天到底经历了什么？矛盾信息背后又揭示或掩盖了什么？作者Yvonne试图通过一户普通农民的故事，去理解极端气候事件如何影响着农民。

去年，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农民种子网络与食通社曾经联合发起一项调研。根据200多位受访农户和农场提供的信息，我们发现，每家农户平均每年花费20-40%的年收入来实验、落地各种农业实践来适应气候变化。偏远地区的农户、或是面对气候变化脆弱度较高的农户付出的成本占年收入的60-80%。这意味着，相对于外部的资金投入，农民自身才是适应气候变化的主力。

在2022年也因季风降雨经历历史级大洪水的巴基斯坦，错位的洪水同样昭显了从灾区到全国再到世界生态格局的多层面裂缝。本文是作者在2022年深入信德省的苏库尔灾区后写下的手记和分析。穿行在重建的茅草棚，随意搭建的灶台，简易的婴儿车，还有当作船的床之间，他发现，传统的生态人类学仰仗的地方知识 -社群柔韧性-在地能动性等概念在错位的洪水下略显苍白。

在许多“战友都倒下”的时候，他为什么还在？

徐教授通过自述与问答环节进一步说明了他的研究过程、与科学家一道的工作方法，以及民族志写作思路。对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徐教授的写作或许并不好懂，但不难发现的是，风沙之于他正如松茸之于罗安清，他要做的不只是在中国研究风沙，而是以风沙为方法来研究中国，探索作为天气系统的当代中国的形成。沙尘扬起，“飘升”（rise）至大气系统，而中国的上升/崛起（rise of China）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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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让我们清楚看到，能源完全可以成为战争时期限制、对付敌人的强大武器，增强公众对气候科学和由此延伸的能源政策的基本了解，能让更多人选择支持符合常识、科学的合适的政策，而不是被误入歧途。一款由气候互动、MIT斯隆商学院等实力机构联手开发的强大气候预测模型，颠覆...

导读：罗切斯特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Adam Frank 与行星科学研究所（Planetary Science Institute）的 David Grinspoon 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Sara Walker 进行一场所谓的「思想实验」——他们使用科学理论探究了一个领域宽泛的问题：生命会对行星产生什么影响。

社会主义者支持大规模的低碳工作和永续基础建设投资，以及在不减少薪资的情况下引进四天工作制。这不仅可以借由重新分配工作解决资本主义的常态性失业问题，并且能解放工人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达到更好的工作，社会生活和休闲平衡。

随着河南与山西的雨灾，令国内愈来愈多民众开始意识到气候危机正实实在在的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次广东旱灾也令人意识到气候灾难迫在眉睫。中国政府与世界所有资本主义政权一样都不可能根本性的解决危机，而中共运动式的短期减排指令往往只会顾此失彼。

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广大斗争，气候运动与工人斗争和工会联合起来，并通过罢工和封锁进行斗争，才能实现必要的变革。

为了实现地球需要的革命性变革，我们需要一个由劳动人民和青年组成的、群众性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组织。从开尔文格罗夫公园到格拉斯哥绿地再到全球各个角落，我们高呼——“我们的运动势不可挡，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是可能的！”

那些化石燃料公司和亿万富翁有的就只有金钱，但如果我们拒绝运转他们的工厂，拒绝让他们建造新油管，甚至拒绝让他们控制我们的政治制度，这些钱并无用武之地。

中国在十月底对COP26的“庄严承诺”被广泛视为毫无新意、令人失望。习近平对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承诺太保守，也太迟。当前的煤炭危机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社会制度变革，而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带来这样的变革。

中文配音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微信公众号有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热点。气候变化指工业革命后尤其近几十年来地球气温的极速升高、极端天气的日益频繁。对于这种气候变化的成因，则几乎一致指向了人类活动。引用维基百科这段定义性说法（当然并不是说维基百科是权威的，而是其来源是权威的、内容是可验证的，这段话...

我认为，那种“只要对方对我方如此刁难，我们就无法在气候变化方面有任何合作”的态度是错误的。假使没有中美的合作，世界就无法真正走向它需要去的地方。此外，假使我们至少有这样一个可以共同进步的领域，这也会有助于两国的整体关系。

气候问题不光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我们的孩子这一代人，他们可能要面对更多的挑战。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我们总替孩子着想。今天我们讲的是40年以后的事儿，40年以后我们可能都不在了，但是我们相信那样的一个变革的社会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生活得更安全。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COP26？因为这不仅关乎我们这一代人眼下的生存，更关乎我们的子女和后代的未来。今天，这项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气候公约即将进入到第26次谈判的历史时刻。而这可能将是人类最后一次做出有意义改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