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用了一個很特別的角度去理解這些只發生一次的事情。他說，如果尼采所說的永劫回歸是真的，所有人生出現過的事情將重來又重來，那所有事情就會像凸起的硬塊，那實在感將重重的壓倒人們。法國大革命、二次世界大戰一切一切都會永遠的歷歷在目。可是反過來說，現實就是，我們還未知道是否一切真的會重來。

放完長假後，突然又多了一天假期。有想過快閃到台北，但星期日要上堂，只能留港。放假本來應該好好休息，但要一個過度活躍的人，無所事事的過這一天，實在是太浪費。正苦惱之際，剛好看到餐桌上的一本雜誌、一張DVD，再想起那本需要重讀的書，彷彿喚醒了我。

在歌舞昇平背後，我想到的卻是捷克（又或者是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所說的「Kitsch」。在十萬人的群體，我們看不到個人，在官方的理想，沒有人找得到自身。Kitsch，中文一般翻譯為「媚俗」，是十九世紀出現的德文字，起初是用來評論藝術品的貶意詞，形容為迎合大眾口味、粗製濫造的藝術作品。後來米蘭昆德拉擴闊其意，將它應用到政治、美好生活中。

昆德拉呢？他個人的流亡書寫，對當年尚未志切體會極權統治的香港人本來有好一段距離，然而，面對九七主權移交，香港文化興起的一股離散（diaspora）想像，卻與之產生奇異的呼應關係。今天我們曉得說，昆德拉創作全盛期所置身的東歐國度，面對二次大戰結束後的鐵幕政治，個人各式政治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布拉格之春」之後的宰制，他在作品提出的兩大主題：笑與忘，常能激發讀者的感性共鳴。

我終於明白了，昆德拉之所以能在我的文青時代紮根在心，是因為他為我展示了一種文學哲學化的敘事可能：昆德拉寫的當然不是嚴格的哲學，要滿足一種文青的知性需要（而不是青年知識份子的知性需要），這種寫法十分吸引，我甚至覺得，那才是理想的哲普（哲學普及）文字書寫方式。

經常會聽到人說，「要認真地生活」、「做人最緊要真誠」。究竟甚麼是「真誠」？怎樣才算「認真」？到底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來生活？在收錄於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中的〈愛德華與上帝〉中，米蘭昆德拉通過主角愛德華的故事對這些問題提出了獨特的看法。

昆德拉, 《庆祝无意义》

蜉蝣的生命稍縱即逝，它們連進食的器官也沒有；我們會覺得蜉蝣的生命“無足輕重”，那麼人呢？我們的生命與蜉蝣又有什麼分別？

1992年初，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我和几位同学被挑到西安电影厂实习，我们第二专业是戏剧影视。之前已经上过一两门影视课（我等于没上），写过剧本。在西影，我们跟着一位导演实习，看别人寄来的剧本，还被拉去在一个武侠片《乱世瓢丐》（1992）里当实习演员。

昆德拉的高明之處是藉著角色的命運表達出深刻的哲學思辯，他筆下的知識分子也許一直都要面對所謂完美的政治體制對人類追成的困擾，最初是一些有識之士想建立烏托邦社會，但這些前衛的想法往往又令他們及其同胞飽受折磨。

2004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台灣出版，我正好當時迷上法國文學，看了第一次，那時我還未成年，有許多不明白的部分；十年後，台灣出版社發行了30週年紀念版，我又重溫了一次。

第三節｜無論如何都得跑圖片取自網路我們已經在前兩節討論過薩賓娜與弗蘭茨的互動和其他一些不可避免的命運議題（很抱歉，一切都是那麼的不可逃避）。現在，在這之中（或說在兩人之中），對於重和輕有著不同的應對方式，這些差異出現在各種地方，使兩人走向不同路途，薩賓娜是弗蘭茨的嚮導，在這段關係...

第二節｜縈繞不去的重擔媚俗是一座屏風，遮掩著死亡。圖片取自網路我們很榮幸的有弗蘭茨成為我們的冒險者，他展現的特質最後讓我們看見（不那麼好的）結果 — 劫難的輪迴，或者說，無法逃避的重擔。弗蘭茨的人格特質使他導向悲劇的重大缺陷：他崇尚偉大的進軍且（我會稱之為）懦弱。

第一節｜無從選擇的背叛巴門尼德（ Parmenides）：「輕為正，重為負」真是如此？”Es könnte auch anders sein.”（很有可能並非如此）圖片取自網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完成於一九四八年，共七部分：輕與重、靈與肉、誤解的詞、靈與肉、輕與重、偉大的進軍、卡列寧的微笑。

如果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會重複、重複再發生，那麼即便再微小的憾事，也會被乘以無數倍，成為無限大的遺憾。這就是「永劫回歸」的概念──如果生命將會無止境地重複，你還能肯定你的人生是值得活的嗎？你能夠保證當你第一千萬次重複你的人生的時候，你還覺得值得嗎？

1968年8月20日深夜，二十萬華約軍隊駕著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武裝鎮壓這次布拉格之春改革。當時參與這場運動的，有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有後來成為捷克總統的哈維爾，Josef Koudelka也在現場。

【「通勤快讀」是我創建的新標籤——通勤路上的快讀短篇。】 從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開始，米蘭•昆德拉這位流亡作家就成了一代人自由與「性啟蒙」的文學大師。二八年華的少男少女們也有些不去讀都市言情的，卻在昆德拉的文字與政治裡尋得了些許的自由和放縱。

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時想起一次義教的經歷。大學一年級寒假在貴州山區一間小學待了四天，負責教小二至小五的學生。義教最後一天，離別的時候有個陌生臉孔的小六女生走過來跟我說：「哥哥，我想好好看清你的臉，把它刻在我的腦海裏，那我就不會忘記你了。

好多篇章，沒有經歷可能真的看不懂。就譬如近日重新掀開昆德拉《笑忘書》，第一章就讀到以前讀不透的地方。第一章裡的男主角Mirek因為跟朋友對政權抱持異見，一直被監察，也因而失去了醫生的工作。偏偏他相信，「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而他並不認為自己違反憲法，所以堅持保留著日記與討論的會議紀錄。

和多數人一樣，因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認識米蘭·昆德拉，他的文字總在浪漫中帶點對人性、對政治、對現世的嘲諷，絢爛美好又警世。《笑忘書》中的角色雨果不斷地說著：「要寫一本關於政治的愛情書。」米蘭·昆德拉的作品多帶著這樣的基調。書中透過七則短篇，描寫被俄羅斯侵略底下的捷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