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理论经历了哪些变化，对中国有什么启示？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如何影响了中国政治图景乃至世界格局？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兴起和衰落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前景如何？中国的民主化具备哪些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就这些问题，本刊副主编、纽约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对陈健民教授进行了访谈。陈健民是著名学者和活动家，香港“占中三子”之一，现为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

答案：先得找和你方向一致的人

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在1989年之后的短暂停滞之后，大约在1990年代中后期重新出发，试图在更具学理性的层面阐释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探讨中国的未来及通向未来的道路。这一历程是如何展开的，与前人的努力有什么关联，经历了哪些论战与困惑，自由主义如何推动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 《中国民主季刊》副主编、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与知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教授的这篇访谈，即因着这些问题而发生。

动态清零政策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对抗冠状病毒，不如说是为了加强中共对社会和个人的全面监控，它可以被称为 "防疫极权主义"。中国政府建立"高科技极权主义"的目标，是监控到每个人在每个角落每时每刻的一举一动。……支持捍卫自由的人们，是美国和所有自由国家的道德责任和政治义务。底线是，我们不应该容忍自由世界的任何企业和机构成为独裁政权的帮凶。

《中国往何处去：政党，国家，与国际秩序》 是一门面向全球的【免费中文在线课程】。由滕彪和黎安友教授主讲。

当我和许志永在中央电视台接受“200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颁奖时，主持人小撒同学问：“法治的力量是什么？”我答：“是每一个人站起来为法治而斗争。”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我和许志永，还是主办方央视和全国普法办，恐怕都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几年后成为“维权分子”、“异议分子”、“新黑五类分子”，基本上成了“国家的敌人”。

（主要节译自 Want to support Ukraine?Here's a list of charities by subject，最初的列表来自乌克兰一家独立媒体 The Kyiv Independent 记者的整理。次序有改动。） 俄罗斯今天开始向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

要考虑的更重要的问题是，NGO为什么目标而奋斗，它们采取的方法，以及它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归根结底，重要的是中国NGO对全球公共福祉的真正影响。取得这种影响的前提是中国NGO在国内的发展可以更加强劲和自主。

本文作者基于田野材料和智利本土公共人类学家的议程，提出以“与废墟同在”的态度理解起义的异质性和可能性：“起义发生后，由于公共交通系统的中断，圣地亚哥“变得可以步行，必须步行”。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是始于零几年的南方报系，近些年由于环境和各种形势的影响逐渐转变为一个能对知识分子冠以的最为罪大恶极的称号，并且该概念的内涵被牢固地于特定的政治倾向挂钩。本文排除了对这个词一切褒义或贬义的使用，而追根溯源地力求讲明白「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因为那些问题不值得辩驳，一方面因为本文本身即是辩驳。

要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公民社会部门的发展充满了偶然性，且取决于国内和国际机会结构的转变（在中国如此，其他地方亦然）。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具有不断增强的政治主体性和集体意识的残障权利倡导者（disability rights entrepreneurs）将继续寻求变革，以为其社群创造一个更加融合、平等和多样的未来。

有些人期待，一个成长中的、充满活力的非政府组织部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国家权力。与这一期待相反，近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越发能够“塑造”非政府组织，以符合其治理的理性。[……] 遵从和共识的工程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强迫的结果。相反，地方政府已经逐步与非政府组织交融，并将其笼络进一个利益结构中。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工NGO的终结？[……] 过去行动的遗产并没有完全消失。胡温时代工人组织和劳工NGO的经验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包括记忆、联结、策略，可以在未来被利用起来。劳工NGO仍有一席之地，尽管与工会不同，但它们在改善工人条件和构建劳工运动方面可以发挥作用。然而，这可能不会在近期发生。[……] 如果政治环境放宽，支持劳工的团体可能会有重新出现的空间。[……] 粉碎的花瓣仍然可以成为新的绿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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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反歧视非政府组织的公开和正式运作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套权利倡导方法、策略和原则仍然被坚持着，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非政府组织的智慧和勇气，以及那一代非政府组织行动者所追求的价值。[……] 我们不能不说，虽然这个冬天更加寒冷，但中国的公民社会有了更充足的工具和思想储备。我们必须保持乐观，相信有一天会有更灿烂的维权运动的绽放。

互联网上流传着曾国藩在《挺经》中讲的一则故事：一老翁请客，让儿子买些果蔬，许久未回。老翁便到村口看，见儿子挑着菜担与一个挑京货的汉子在一条田间狭窄的水路上对峙。田埂窄，两人无法同时通过。老翁说家中有客，儿子身材矮小，下水必湿担子，汉子身材魁梧，下水不会沾湿担子，请汉子下水田稍避。

本文写成于2017年5月，作者Momo 时间进入5月，天气预报持续显示暴雨、雷电、阴天——中大彩虹小组的成员们已经为变幻莫测的天气焦虑了将近两周。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也是彩虹小组一年一度的大日子。每逢 5·17 前后，彩虹小组都会举办扬旗活动，在中山大学及其它高校校园扬起一面网球场一般大的巨幅彩虹旗。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咎由自取 如果在一开始所谓疫情传谣时 有记者独立的调查报道 有律师及时的介入核实 有相关NGO的援助与支持 李文亮现在只是一个善良的普通人 也许还会在夜班时给自己即将出世的孩子想想名字 但事实是这些本应存在于公民社会的对权力的制约在此却通通失效 而李文亮...

接上文《香港叙事的困局，知识精英的败局（二、民主自由是什么？）》 三、知识精英的败局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卢克文那篇文章刷屏时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兵败如山倒”，源于自己体会到了审查和宣传机器在香港问题上的次次大成功，以及那些搭顺风车割韭菜者的回回大丰收。

2019年6月9日，无数的香港人再次走上了街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带着要去发声、参与、见证并记录历史的心态，我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去到现场先是被人海震撼了，游行的人多得让人难以置信。全城沸腾，老少白衣，并不夸张。主办方民间人权阵线后来宣布有103万人，警方则称最高峰时有24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