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危机。我看过一些人在四十、五十岁的年龄从体制里出走，他们突然推翻了之前的人生，彻底改变轨道。这个“体制”不仅仅是指公职，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主流式生活。他们辞职、离婚、移民、重新求学……决定去做自己一直以来渴望的事。因为在生命走向衰老甚至死亡的时候，人总会升起一种紧迫的冲动——他们想真实地活着，他们想去真实的世界，因为他们想去寻找、实践真实的自我。

中国当代年轻人整体的保守程度冠绝全球。年轻人本该是最离经叛道，对社会既有的规训最厌恶，对束缚人性的体制最反抗的群体。但在中国，大量的年轻人的思想意识甚至比不上父辈 — 他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所迸发出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至今让中国人怀念。你从未见过哪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如此成批量的向往体制，或者集体的对来自别国的文化抱持着蔑视或是仇恨，又或者如此的拥护主流叙事，甚至自觉地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

辞职后的第6天，最近整个人真德特别丧，早上在家感受和分析着自己的情绪，尝试着和去理解心口的隐痛，那些压抑心中痛苦的感觉。重新把企业微信下载了回来，看到几位链接较深的“合伙人”给我私发的留言，让我好像逐渐了解，心口很难受，可能也是之前的工作积压的很多情绪没有释放吧。

最近翻看了一些自己大学期间写的内容，感觉有些唏嘘。以下引用为原文：陈丹青说：韩寒之所以成为韩寒，是因为他没有将自己交给体制，使得他能从体制外学到更多东西，而保存了自我，并从所见所学中找到了自己能表达的点。大学四年就快结束，让我开始反思着大学四年，我到底学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