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煦 《三生有幸——幸福心理學的三种時間尺度》作者,心理統計課程講師。

統計課講師的幸福心理學

先談談預告中的第二個命題——有兩類相去甚遠的實證研究,一類是演繹見證,最典型的是視覺錯覺的心理學研究——幾乎所有人都能從Kanizsa三角形的三個局部看到被遮住的輪廓線。這類研究論文的重點是實驗材料呈現,不需要統計實驗結果。另一類是歸納推斷,最典型是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未必所有個體都有效果,研究論文需要報告統計結論。比如:青年時代的正向情緒水平可預測壽命,最快樂的25%被試,平均壽命比最不快樂的25%被試多0.82個標準差。這兩種實證結論應用於個體,前者可類比藥到病除,服下足量安眠藥總是可以入睡;後者可類比保健品頤養身心,未知其效但確保無害。

讓我們開個腦洞:如果心理學家象巫師一樣可以讓某一位(前25%)最不開心的被試經過干預、與隨機抽取(前25%)最開心的一位被試交換壽命,這個干預可望延年益壽,在常理上似乎不可能造成損害——也許唯一的代價是延請巫師的高昂費用。然而,還沒有忘掉大學統計課程正態分佈的朋友可以計算出:隨機抽一個(前25%)最開心的被試和一個(前25%)最不開心的被試,前者壽命比後者高的概率是72%。所以,這個假想的壽命交換有28%的概率折壽。但是我們通常樂意讓臨床心理學(而非巫師)施行干預,因為我們相信正向情緒水平的提升是保健品不是藥物,即使不巧沒有益處仍然絕無妨害。

臨床心理學甚至臨床醫學最大的秘密就在這裡:基於實驗設計和統計推斷的藥效結論提供了臨床干預的某種正當性,但這種正當性在個體層面並不充分,仍然有相當比例的個體可能受到損害。關鍵在於這個損害是否可以被控制在可接受的確定範圍。這很大程度決定了臨床干預的安慰劑效果。比如通常的外科手術,即使誤診,術後也可自然痊愈,這種手術就有很好的正向安慰劑效果。但切除部分器官的外科手術並不如此:梁啟超的主刀醫生切錯了健康的腎。這類失誤後果嚴重的手術,失誤率都要求小到可以忽略,絕不容許28%的概率切錯左右。

著名的人格特質測評產品《蓋洛普優勢識別器》就應用了這個機制。對於任何用戶,蓋洛普公司的測評工具既可以算出人格特質中的優勢方面,也可以算出人格特質的劣勢方面。實際上,這個產品只報告推算出的五個最強優勢。原因很簡單,個人優勢推算中的誤差無傷大雅,用戶仍然可以獲得正面的安慰劑效果;個人劣勢推算中的誤差則不然。心理學領域的學術同行初試臨床工作或者市場應用,最常見誤區就是對用戶個體貿然誤用針對群體的統計方法,在育兒幼教的市場,不恰當的干預問題尤為嚴重。

臨床心理學一度盛行心理動力學,這個流派的臨床實踐傾向從求助者的早年回憶和原生家庭尋找負面原因。在長時記憶的可塑研究、同卵孿生相關係數研究發表之後,這類臨床方法的原理已被證偽,然而有一些同行還在致力於發現早年經歷與成年表現的各種統計相關。在成年親密關係的研究領域,這類相關係數通常不到0.2,即使某些研究在統計上顯著,應用與個案時仍然有44%或者更多的反例。如果貿然應用於個體臨床實踐,這類無中生有杜撰的負面原因勢必造成普遍的負向安慰劑惡果。

群體統計結論的個體誤用尤其是社科學術公眾媒介科普傳播的痼疾頑症。如果某研究者(不牽涉政治正確地)相信陸客群體比本地港人身高多0.1個標準差,這位學者如果越過研究社群小圈子向公眾媒體宣講,公眾認知不會去解讀0.1個標準差是什麼意思,多數公眾必然被誤導,以為隨機抽取任一位陸客就會比(隨機抽取的)港人更高,然而這個判斷幾乎一半情形(47.2%)都是錯的。本文用身高舉例正因為身高不那麼敏感,但如果有哪個不識相的研究者去估算陸客群體比港人公眾「公德指數」低多少個標準差,勢必搞出類似沃森評點人種智商的大新聞。用族群、家庭經濟地位、口音這類成年後難以改變的屬性去預測道德或者智商,雖然對於群體統計上成立,但對於個體總是冒犯,正向的誤差與負向的誤差絕不會互相沖抵,負向的誤差給人印象等同惡意詆毀。如果有學者公眾形象47.2%情形都在惡意詆毀、胡說八道,他無異於無行文人、江湖騙子。

接著談預告中的第一個命題:Martin Seligman研究團隊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現的「習得無助」如何解釋抑鬱症發病率在富庶國家、地區的劇烈增長。「習得無助」的研究團隊近年發表了五十週年回顧文章,涉及當年統計報告中的一處偏頗。在最初的研究報告中,研究團隊為「無助症狀」設計了操作化的定義:加以適當電擊,使得平均八隻實驗犬有七隻跳躍閃避、有一隻放棄閃避的努力。放棄閃避的行為即定義為無助症狀。實驗發現,反抗無回饋的無助條件可以使八隻實驗犬中的七隻健康犬有七分之五習得無助症狀,反抗即有回饋舒緩的自助條件可以使八隻實驗犬中的一只無助症狀犬獲得療治。直觀上,五大於一,似乎無助條件比自助條件的效果更為彰顯。然而,無助條件只能傷害七分之五的健康犬,自助條件卻可以療治百分之百的無助症狀犬。從這個視角,「習得自助」或許在未來將替代「習得無助」成為這類行為科學研究主題的學名。

在Seligman 2002年出版的《真實的幸福》書中,「無助症狀」被用於解釋四十年來抑鬱症發病率在富庶地區的十倍增長。筆者拙著《三生有幸》4.3節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解讀——

(Seligman對這種抑鬱症發病率十倍反差的解釋是,富足國家提供了生理滿足的消費捷徑。如果用斯金納學說的術語:)在大衆消費經濟尚未建成的20世紀60年代,個體生活處境的改善是勤勉努力行爲最直接的强化因素。如果用60年代香港媒體的口頭禪「手停口停」,基本生活處境的惡化也是放弃努力滑向抑鬱最直接的懲罰因素。在21世紀的發達國家現代社區,這個强化操作聯結被普遍削弱,飲食起居的保障條件不再匱乏。
臨床診斷的抑鬱症種類複雜,習得無助解釋的抑鬱現象與臨床標準還有距離。對于抑鬱症十倍增長的普遍現象,Seligman 《真實的幸福》提出的解釋雖然不是定論,但極具說服力,也符合斯金納的强化操作理論,與動物畜養的獵食豐容現象彼此印證。
近二十多年的經濟全球化,「中國或成最大贏家」,一綫城市的抑鬱症發病率與富庶國家消費社會逐漸幷軌。根據2011年的統計數據,抑鬱症(生平出現至少一次確診的患者)占人口比例,深圳是6.5%,日本是6.6%。德國9.9%,美國與法國最高,分別爲19.2%,21.0%。
對于四十年抑鬱症罹患率增長10倍的數據,Seligman在《真實的幸福》中還羅列了若干解釋,包括「不適當的自尊,受害者心理的蔓延,加上過度的個人主義」。行爲科學的方法論有一條最基本的法則,由19世紀英國學者Lloyd Morgan提出——「一個動物行爲若能在較低級的心理演化與發展層面獲得解釋,决不要以更高級的心理過程另作解讀。」Lloyd Morgan 法則又被稱爲吝嗇律。根據吝嗇律的原理,四十年抑鬱症罹患率增長10倍的現象在動物行爲學層面就可以解釋,不必再用更高層級的社會心理學去解讀。
Seligman在《真實的幸福》第二章指出,習得無助現象是一種單極抑鬱症(Unipolar Depression,沒有躁狂症狀的抑鬱症),動物與人在症狀與治療方法上都很相似。從吝嗇律出發,應該反過來,將單極抑鬱症解讀爲習得無助的嚴重情形。受習得自助實驗啓發,對抑鬱傾向的干預可以想到很多簡單易行的方法,幷不需要特別高級複雜的干預活動。只需要設計感官層面能够明顯感受正面回饋的簡單任務,讓求助者習得自身處境改善與主動行爲之間的聯結。比如說刷馬桶,幷不需要刷到非常乾淨,只需要把很髒的馬桶刷到中等乾淨程度,根據2.2節的參照律,這個過程就可以習得處境明顯改善和主動行爲之間的聯結。如此簡單的日常活動就可以舒緩抑鬱——其實這是真實的案例。攻讀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博士學位的博士候選人,可能因爲學科課題的特性,無法象理工科博士候選人那樣有比較明確的進展梯度。他們的課題在大部分努力的時間中甚至完全看不出任何實質性進展。這樣一種過程,主動行爲與處境改善的聯結很容易被打斷,所以人文社科博士生人群成爲典型的抑鬱症高發群體,特別容易陷入習得無助。畢恒達老師的暢銷書《教授爲什麽沒有告訴我》就寫到這樣一條花絮:「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家裏的馬桶刷得特別乾淨。原來每天坐在電腦前面,却經常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于是就猛刷馬桶、擦地板。」

拙著《三生有幸——幸福心理學的三種時間尺度》主題偏意識心理學、心靈哲學,又兼雜敘太多研究方法細節,不太適合大眾閱讀。特摘選其中與社會現實關係較密切的兩個命題寫為本篇,期待與各位Matters讀者的在線交流。

本篇文獻多引於拙著《三生有幸》一書索引網頁 http://xiaoxu.lxxm.co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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