α柳智宇下山connecting...M0 MAT
写在前面:前两天看到学诚被免去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的新闻,想起订阅的《智族GQ》杂志11月刊里,有一篇叫做《柳智宇下山》的报道。柳智宇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出家的数学天才,没想到在龙泉寺待了八年之后,他的故事有了新的篇章——他选择下山“普度众生”。花了两天时间把纸刊上的1.5万字转录上网,很长,但值得一看。



采访、撰文:吴呈杰
编辑:何瑫

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满分金牌、北大数学系尖子生、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得主……柳智宇曾被视为不世出的数学天才,背负众人期待。但北大毕业后,他却走上了一条不被理解的道路,赴北京龙泉寺剃发为僧。
出家八年后,柳智宇决定再次调整人生的方向,走出庙门,下山入世,目的是“普度众生”。但对于已满而立之年却未曾完整经历世俗生活的柳智宇而言,“众生”远比他想象中复杂。
黑塞在《德米安》中说:“对于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在那之中尽情生活,全心全意、不受动摇地生活。”柳智宇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间奋力求生,这注定是一条痛苦的、通向自我的路途。

认清自己的道路
蒋方舟身旁坐着一位瘦弱僧人,她拿不准该称呼他贤宇法师,还是柳智宇。沉默了一会,蒋方舟主动开口:高中的时候,我在食堂见过你。
那是十二年前了,高三学生柳智宇代表中国队拿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满分。低两级的蒋方舟崇拜他,公开表示柳智宇是她的偶像。没曾想,在北大读了四年数学,曾经的天才入了佛门。蒋方舟既惊讶,又困惑:“修行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点遗憾他的选择这么彻底和决绝。”
即将而立的女作家,终于和青春期偶像第一次正式会面——在龙泉寺呆了八年,柳智宇下山,他打算投身心理咨询,“普度众生”。
见面当天,蒋方舟正经历风波。她在微博上控诉媒体人章文性骚扰,和柳智宇交谈的间隙,她看到章文发表回击“蒋方舟,一直单身,交过众多男朋友”,气的浑身发抖,说感觉血液全在大脑里。
柳智宇问蒋方舟,什么感受?“非常愤怒”,她把“愤怒”重复了9遍。柳智宇主动提议为她心理疏导。当时蒋方舟还不知道,不久后,龙泉寺也会流传出僧人举报住持学诚法师性骚扰女弟子的消息。柳智宇已经看过举报材料,但没有告诉她。
柳智宇带领蒋方舟闭上眼睛,双手叠放于胸前。“第一个步骤,觉察自己当下的状态……第二步,把注意力移动到自己的呼吸上……”
五分钟后,蒋方舟睁眼说,我不愤怒了。柳智宇还在继续:“用一种慈悲心去爱惜……”整套流程结束,他问蒋方舟,怎么突然就不愤怒了。
“我在脑海里锤死了这个人。”蒋方舟干脆地说。柳智宇听完,瘫倒在沙发上。他想引导她宽恕对方,而蒋的做法正好是反面,以暴制暴。
他讲给蒋方舟一个故事。有一次他排队打饭,被人插队了。他有些恼火,转念又想,他也想打到饭,我也想打到饭,为什么不让他先打呢?他便不再生气了。
“只要努力,所有人都能理解。”
“所有人都能理解?”
柳智宇点头,“只是我们还没有努力到那个程度。”
两人在京郊一家五星级酒店见面,柳智宇在此参加一个心理学论坛。他从2015年开始接触心理学,最近开通了一项“佛系心理咨询”,试图把佛教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他想赶在学诚事件爆发前“给社会和父母一个交代”:这些年我没有荒废。
蒋方舟问柳智宇未来打算,他来了精神:“我已经联系了各方面资源,政府的、企业的、老师都有联系。”柳智宇说,他最不愁的是公众影响力,“因为我这几年一直是在压住它”。
刚出校门,就进庙门。年届三十,柳智宇还没经历过社会生活。在龙泉寺,手机和电脑都需要打审批才能借用。他的手机里没有打车软件,去年年底,他才第一次注册了微信号。他自幼体弱,我和柳智宇的十余次交谈,很少能超过一小时。“今天可能要早点休息,有点累”,谈话总是这样终止。
下山后,柳智宇想对公众发声,渠道是新浪博客,上一次更新是2010年4月。他每天发一篇,点击量数百。后来,他发现微博更好用,一天发三四条,评论区成了各方干架的战场。他被迫学会删帖和拉黑。
八年前的夏天,参加完北大毕业典礼一天后,柳智宇给麻省理工学院教授Gigliola Staffilani发了邮件。“很抱歉地通知您,我不会成为MIT的学生了。”他准备放弃一年7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您可能会很惊讶,我决定把一生都奉献给佛教,并成为北京龙泉寺的一名僧侣。”
发完邮件,柳智宇打包行李上山。父母立刻从家乡武汉赶来劝阻。他们比柳智宇更看重这份走上学术道路的前程,申请出国时,是他们帮儿子查信息、填表格、做简历。柳智宇为父母采摘了新鲜的浆果,挑了几本佛教书籍放在客房。父母并未理会,一番争吵后,把他带回了家。
父母为他准备了两个去美国的行李箱,还安排好了到波士顿接机的向导。7月25日,柳智宇告诉父母,想到北京和同学们道个别。第二天中午,父母再也打不通他的电话了。
出家的打算,他事先没告诉任何人。柳智宇的大学同学记得,学院里流传着“柳智宇是要出国还是要出家”的说法,但仅仅是玩笑话,谁也没想过要成真。
龙泉寺当时新建不久,日后出名,正是从柳智宇的到来开始。记者们来了一拨又一拨,有南昌的年轻人专程坐22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只为远远看他一眼。僧团只好把柳智宇转移到一个偏远的练功房里。
舆论场上,意见割裂。有人呼吁尊重个体自由,也有一些熟悉他的师友质疑他是否想清楚了。一位大学舍友不客气地说:“他对于佛门的认识,实在是太过理想化……就我有限的所知,寺庙里的森严等级,未必亚于俗世;其间的人事斗争,或许更勾心斗角。”
柳智宇的邮箱至今保留着MIT教授的回信,她说自己被柳智宇的邮件深深打动了:“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认清自己的道路。”
八年过去,柳智宇再次变更道路,准备下山。他想重新建立与俗世的联系。对于他的选择,蒋方舟有些疑虑。她觉得柳智宇比世上绝大部分人都要善良和纯粹,他想要更大程度地去渡人,但他忽略了一点:人们是不是需要被渡呢?

告别学诚
9月的第二天,柳智宇坐高铁离开北京。后座小孩大声哭闹,他侧身盘腿打坐。此行的终点是苏州西园寺。临行前,他给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发去一封短信:
“法师好,龙泉寺的僧众仍在维护学诚法师,我看不到希望,考虑离开。目前在外漂泊,准备在居士家住一段。西园寺或佛学院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虚职?我可以有空来讲讲课,并作一些佛教与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
年初,龙泉寺两位都监举报住持学诚法师性骚扰女弟子;8月,消息在网络上散播开来。佛教内外,看法不一。在西园寺,一位负责招待的年轻法师忍不住向柳智宇抱怨。“这两个举报的人,我一直真的想不通……你说对佛教的危害有多大?”他涨红了脸,说那些被性骚扰的女弟子是在“耍一些小脾气”:“其实从因缘因果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这都是每个人的业力……我们讲要忏悔对不对?”
今年2月的一天,柳智宇午睡醒来,看到举报材料,心里“咯噔”一声:“哎呀,怎么办呢?”同时他也心生疑惑,师父至于这样子吗?
刚出家时,柳智宇对学诚满怀崇拜。他前后读了五百多篇学诚的授课和随谈记录,做了详细的笔记。他以学诚的名义发表五篇文章,《中国人的学问》《新世纪,新伦理》《融化冷漠的坚冰》刊于《生命时报》,《多元对话化解信仰危机》《中国汉传佛教与民族性格》刊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受戒前夕,他给学诚发去一封邮件:“在大殿前用砂石填砖缝,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哪怕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还能为三宝,为师父做点什么。”
龙泉寺维系着表面的平静,但僧人们的应对方式,渐渐显出差别。7月,丑闻还没有发酵,我采访了几位龙泉寺法师,都对此事避而不谈。而柳智宇刚加上我微信,就急急地发来:“龙泉寺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好。”“当权者完全没有反思,一意孤行。”“我只有自己发出声音。要让社会知道,龙泉寺至少有一些僧人是在追求真正的信仰和心灵的自由。”
当我追问柳智宇具体情况,他欲言又止。他既愤怒,又有些为难。他顾念和僧团的关系,不想和其他人搞得太僵。除了学诚法师,龙泉寺禁止其他僧人独立发声。下山后,柳智宇接受采访、开通社交媒体、推出“佛系心理咨询”,已被寺里僧众斥为异类。
面对西园寺年轻法师的愤慨,柳智宇没说什么。他处境微妙,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落脚处。济群法师接待了他,从佛法教理讲到西园寺历史,慢条斯理。红茶一壶又一壶沏着,柳智宇终于开口,说龙泉寺不少僧人都在另谋出路。
济群继续微笑,夸赞龙泉寺的法师都是难得的人才。但这事他做不了主,要和其他法师商量。
会面结束,天已经黑了。柳智宇低着头,沉默一路。第二天一早,他找到我,说给一位并不相识的高僧提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虽然我也比较有名,但是这样子也是不好,人家对我没有了解。”总之,“我想这样的话就不用勉强了”。
自从举报信公开,柳智宇在佛教界就屡屡碰壁。8月1日,龙泉寺针对举报信发出声明,称学诚为人构陷。柳智宇在一个寺里僧人的微信群中问:“有没有人愿意再站出来批驳龙泉寺的声明?”其他法师提醒,批驳目前宜由外人来做。柳智宇又发:“我们自己得和师父划清界限。”
无人响应。后来,柳智宇准备了一份个人反对声明,也迟迟没有发出。他陷于两难之中,既不想坐视不管,也不想让人觉得他急于撇清关系,落井下石。
直到两个月后,有网友在微博上发表《一个母亲的血泪寻亲记》,控诉龙泉寺强制将女儿和自己分开。柳智宇回想起自己在龙泉寺的种种,忍不住留言:“这位母亲,我能理解您的深切的担忧和对女儿的牵挂。我支持政府介入调查。”
柳智宇是第一个公开批评龙泉寺的寺内僧人。但他同时也说,在过去几年,龙泉寺“为社会注入了很大的正能量”。评论里一片骂声,有人斥责柳智宇不懂感恩:“国内还有比龙泉寺更好的寺庙吗?”他回:“个人要接受批评,团体同样要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
另一些人则不满柳智宇的“轻描淡写”:“看来贤宇法师也是被洗脑出的家,并且深受龙泉寺的精神控制和人身控制。”他回:“不要妄加揣测。”
过去,除了个别法师,柳智宇很少有和僧团师兄弟深入交流的愿望,“我自己想就行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们呢?”经此一役,柳智宇改变了认知:我和其他人太不一样了,不是每个人都享有精神的独立。更重要的问题是,龙泉寺模式到底是否有利于“人的完整的发展”?
和八年前那次不打招呼地上山一样,柳智宇决定不打招呼地从龙泉寺离开。龙泉寺给所有离寺的僧人发了5000块遣散费,柳智宇没去要。他也不打算拿回放在龙泉寺档案室的戒牒(僧人身份凭证),想借戒牒向龙泉寺施压——学诚规定要将证件统一保管,这在寺院中并不常见,很多人非议,这种人身控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精神控制。
柳智宇以前没想过此举有何不妥,他很怕自己的证件丢了,宁愿交上去。有一次,柳智宇回家,听从了班导法师不拿身份证的建议,只好在火车站补办临时身份证。现在想想,这难道不是“触犯基本人权”吗?
他给龙泉寺的高位法师发微信,要求拿回当年文章的署名权,并且“如果不和学诚法师切割的话,我觉得龙泉寺就是一个准邪教团体”。对方没有正面回应。之后,柳智宇又给近二十位僧人群发了一条:“所谓‘个人崇拜’,是片面夸大个人作用,把仍在世的个别人物当作偶像崇拜的社会现象”。只有四位回复了他,多是一个“谢谢”或“合掌”的表情。没几天,龙泉寺直接把他的戒牒寄了过来。
9月末,柳智宇找一位心理咨询师做咨询,主题不由自主地滑向了学诚。在催眠状态下,他发觉自己在船上,师父站在岸边,他目送师父变得越来越小。期间他哭了很多次,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蛮深的”。接着,他看到了一座寺院,寺里供奉着文殊菩萨。
对柳智宇来说,这是一个与过去告别的信号。

这一切都有什么意义?
2017年底,柳智宇考取了三级心理咨询师执照。母亲资助他参加心理培训的费用。大半年后,他开通了一项“佛系心理咨询”,形式是在微信上文字交谈,每次1个小时。广告在新浪博客上打出去不到一天,柳智宇告诉我,已经有四个人来找他。“看来需求量太大了,我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
心理咨询师穆姣阳注意到,开通服务后,柳智宇随时在回微信消息,“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受制于身体,他希望能快速高效地解决问题。
张梦颖是第4位来访者。“你共情的技术有点生硬”,第一次交流结束后,张梦颖告诉柳智宇。柳智宇很快发来:回到我们的关系,我做了很多的努力,你能感觉得到吗?“我也不会怎么介意,”一个月的咨询过后,张梦颖称她的状态好转不少,“因为我知道他的发心是好的。”
柳智宇很早就表现出帮助他人的热情,尽管有时方式生硬。高中时,他是学习委员,代替老师管理纪律。班上大部分同学都调侃他,总结出“柳智宇三句话”:“谁谁你怎么能这样呢?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幼年时,柳智宇就和同龄人不同。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园子里捉蚱蜢,柳智宇总是独自一人,到处转悠。太阳落山,他感到空虚:一下午又过去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些什么呢?
“没意思,没意思!”柳智宇喊起来,父母和叔叔在客厅看报聊天,奶奶从厨房里走出来,笑着问:“那什么有意思啊?”他答不上来。
柳智宇的父亲是华师一附中的物理老师,母亲是工程师。“这个小孩从小就和别人受的教育不一样。”柳智宇的高中物理老师蒋大桥和他同住一栋教师公寓,他记得柳智宇家里专门建了小实验室,摆满了瓶瓶罐罐。“你说一般的家庭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在老师、父母、同学、柳智宇本人眼中,儿时的他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长辈抛出一个批评的眼神,他就会自责又害怕。他渴望表扬,而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考高分。他不看电视,不看报,也没有什么朋友。学校组织看电影,他借着影片闪烁的微光,做完了一张物理复习卷。他最期待考出好成绩后的那堂课,“有时候上一堂课,就一直在等着一句表扬的话。”
但听话和认同,是两码事。柳智宇身体不好,体育中考前,老师暗示他不用担心结果。考立定跳远时,他偷偷带上卷尺,生怕考官多算了,但结果还是满分。他觉得这对其他同学很不公平,和父母说要举报,父母一脸惊恐。后来他自己写了一封匿名信,偷偷递到信箱。
因为其他家长的举报,考官事后受到了处分。这无法弥合柳智宇和父母在精神上的分道扬镳。父母教导他成为“好学生”,他曾为此自豪;但他从此觉得,父母不再能理解他要走的路了:“他们所关心的是我的前途会不会受影响,而我所关心的,是一条心灵的出路。”
出路在哪里?那时他觉得在数学。四年级的周末,柳智宇去上刘嘉老师的数学培优班,题目很难,最初一道题都做不出来,费尽脑力,渐渐能做出一两道题。但他并不感到挫败,反倒觉得解法中充满智慧。
每次上完课,已过晚上九点。柳智宇走过繁华的街道,仍在回味课上的细节。他写文章记录当时的感受:“那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数学的世界,其中并没有凡庸琐碎的得失毁誉,只有自然的美、人类心智的美。”
与之相比,世俗生活是那样平庸。游戏和异性,青春期男孩的两大欲望,他都极力克制,连与人聊天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常常是咬着牙与它们斗争”,因为会使自己“沉沦”。
“脑筋的灵活程度,我教了一辈子书,这是第一人。”十余年后,高中数学竞赛教练余世平还是会对柳智宇竖起大拇指。他凭借优异成绩进了华师一附中理科实验班。高三,柳智宇拿到北大数学学院的保送资格,并入选国家集训队。整个学校都对他寄予厚望,这所湖北省首屈一指的竞赛强校,此前还从未出过一枚奥数金牌。
对柳智宇来说,竞赛之路行至此,不再是探究数学的奥妙,而是在一轮轮机械训练中向金牌靠拢。
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濒临失明。
昔日的队友在数轮筛选中相继淘汰。柳智宇孤身一人,坐在空旷的自习室里与题目搏斗。他突然感到眼睛发涩、酸胀,走路时必须不断眨眼。母亲带他跑遍全市各大医院,均无疗效。等待取号时,母亲念一会书,柳智宇就靠在她的膝上朦胧睡去。检查室里,仪器触碰到眼睛,强光直射,眼皮被翻开。时间一长,眼里充满了各种奇怪的色彩和图像。
他被迫摸索出了一套不用眼睛做数学题的方法:把图形拆解为局部,记在脑子里,就像到一个路口就知道该怎么走。
某种意义上,日复一日地做题,成为一种自我催眠的方式,唯有将精力集中在题目里,才能抵御眼疾的侵扰和外界的重托。但日子久了,困惑还是浮了上来——我这是为了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国家集训队在沈阳封闭训练,华师一附中校长特地从武汉飞去探望柳智宇。饭桌上,柳智宇吐露了长久以来的压抑。他对校长说,我个人不需要这块金牌,而你们一附中需要这块金牌。校长蒙了,数学教练赶紧给班主任文勇打电话:柳智宇现在不想搞了。
“他觉得你们太功利、太世俗了,他要反抗。”文勇揣摩出了柳智宇的心思,叫他回来上课,没提这件事,一周后才找他谈心。文勇用尼采的哲学说服他:你今后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个平台证明自己。柳智宇想了想,答应回到国家集训队。
那年的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全世界总共三个满分,柳智宇是其中之一。但并非人人都为此兴奋。竞赛是条比高考更残酷的道路,很多天资不够的人快走到头了,才发现此路不通,再去挤高考的独木桥。他们是天才们——例如柳智宇——的陪练。
和同学们微妙的间隙,柳智宇早就感受到了。他将同学们的处境看做一种磨难。他想帮助他们,为此发下“利众生济渡沧海的大愿”。
但这种“大愿”,周围人很难理解。拿到保送后,柳智宇找到竞赛失利被动参加高考的同学乔欢,说现在大家似乎都很紧张,怎样才能帮助你们。乔欢回答,我需要的就是做更多的题目,掌握更多的方法,你的帮助对我不是很重要。柳智宇听完,郁郁地走了。
为了融入同学们,柳智宇开始关心体育和音乐,看同学间争相传阅的漫画书。但他还是抑制不住想要帮助别人的冲动。有一次,他指出数学组一个同学的问题,那位同学在网上痛骂他,得到不少支持。柳智宇这才发现,很多人将他视为傲慢的伪君子,总拿着一套道德说教去批评别人。“你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梦境,但是我要说,梦该醒了。”那位同学写道。
一次奥数比赛获奖后,柳智宇的照片和获奖喜讯贴在了学校墙上。第二天,照片上的头就被人撕了下来。

“克里斯马”
今年7月初,柳智宇回了一趟北大。他挑选了百合、米兰和大红的康乃馨,来到未名湖畔的蔡元培像前,为老校长献上花束。
2006年的北大新生开学典礼上,一位老师讲述了蔡元培革新北大、在五四运动中营救被捕学生的事迹。柳智宇坐在台下,暗自许诺,将来也要成为北大校长。他想在这里实现高中未了的心愿,引领一群人探索“生命的真谛”。
但此时的柳智宇,照顾好自己已是难事。眼疾加重了,他上课只能用耳朵听,还要靠同学们为他读书。“这些内容你能不能帮我说一说”,每当这样恳求对方时,他都难以启齿。母亲放不下心,一字一顿地念高等数学的教材,做成录音带,从武汉寄过来。
更令他在意的是,他发现自己开始对数学丧失感觉。汪亮是柳智宇的十年好友,也曾读数学专业,后来考取了哲学系博士。汪亮说,他们最初被数学吸引,因为数学是“对宇宙大道的一种向往”。但一个阶段过去后,发现“数学只是大道的一部分”。现代数学太艰深、太细微了,一位老师告诉柳智宇,他研究的领域,全世界只有二十个人懂。
即使兴趣消退,毕业时柳智宇的绩点仍排在全年级第四名。但周围很多人觉得,他本应做得更好。大三下学期一次讨论班结束后,导师马翔找他谈话。“大一的时候我本来对数学很有热情,可是一年下来兴趣全无。”柳智宇顿了一会,继续说,“如果我把数学学好了,就能帮我身边的那么多人解决他们的问题吗?”
他觉得数学解决不了人心的问题。大一冬天,柳智宇加入禅学社。中学时,数学便不只是他探索终极智慧的唯一手段,他积极寻觅各种精神资源,有时是儒家,有时是《离骚》,有时又转向了老庄。
在禅学社,他觉得精神指向渐渐清晰起来,原因是遇到了一位艺术系的师姐。师姐声音柔柔的,笑起来像姐姐又像母亲。每天中午,柳智宇都和她约好在食堂吃饭。有一次,柳智宇支支吾吾地说,我总想为别人做些什么,可是似乎做什么都没有用。师姐没说什么,只是一直笑着看着柳智宇。他忍不住泪流满面,长久以来精神上的孤独感,一下子有了着落。
师姐教会他唱佛曲,带他走进《广论》班。他听广论并不相应,但还是按时参加,坚持了一年。后来在自述中,柳智宇把这种选择解释为“走投无路”:“因为我知道除了佛法没有别的办法。”有一阵子,柳智宇每天轮流给学佛的两位同修打电话。
大二上学期,柳智宇和师姐一同到龙泉寺做义工。一队出家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走来。“将来你会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师姐问。“有可能。”柳智宇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很有可能。”
柳智宇对我说,就是在这时,他立下了出家的决心。他常去龙泉寺,一上山,就找厕所打扫。也在同一时期,师姐即将毕业,许多广论老学员离开,柳智宇转而参加耕读社,担任副社长。
在耕读社一次座谈会上,聊到爱情的话题,大家正争得面红耳赤。柳智宇站起来,只说了一句:“我觉得人不需要爱情!”众人面面相觑,一下子安静下来。柳智宇的名声就此传遍耕读社。
耕读社元老李明博曾带柳智宇去中医学社看身体,对方边给柳智宇按摩,边对李明博说:他的肚子太硬了,肯定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骨子里很固执”,李明博总结。在倡导儒释道三家并重的耕读社,柳智宇的“固执”抬升了他的地位,也激起了内部分裂的矛盾。
在耕读社首任社长的推荐下,一场活动结束后,柳智宇放映了佛教纪录片《和谐拯救危机》。片子有很强的宗教渲染色彩,在社团内部爆发争论。有社员在BBS上弹劾他,历数柳智宇几宗罪:把宗教理念和社团宗旨混而为一;自许高尚,满心想着感化他人;以个人意志粗暴干预社团活动……
但在耕读社时任领导层看来,柳智宇的佛教徒身份是一个加分项: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更愿意为社团付出。换届时,柳智宇接任社长,反对的同学离开。
柳智宇接手后的耕读社进入飞速扩张期,他也在社团中收敛起自己的宗教热情。刚开学,耕读社举办新生心理讲座,两百多人的教室,许多人在门外挤不进来。周末清晨,柳智宇带领社员到清华南门,为路人派发免费早餐粥。那一年,耕读社被评为北大十佳社团。
曾经的低沉情绪离柳智宇越来越远,偶尔觉得心力交瘁,他又会遇到新的求助者。为了帮助他们,我的心力不能低,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他给自己打气。
汪亮说,柳智宇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克里斯马”。这个词来源于《新约》,用来形容耶稣之类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
不是每个人都能被柳智宇的“克里斯马”感召。刚进北大,母亲就定期从武汉过来,为柳智宇洗衣服。GRE考试前一天,母亲和柳智宇一起去考场踩点。第二天再陪同柳智宇参加考试,目送他进入考场才离开。
父母察觉到了柳智宇想出家的念头。他们遍寻了柳智宇的师长:拜托刘嘉从武汉飞去北京看望柳智宇;找到马翔,让马翔提醒柳智宇专注在数学上;因为基督教可以结婚,甚至让李明博劝柳智宇转投基督教。
柳智宇了解父母的担忧,时常为违背了父母的期望而感到不安,但并不打算妥协。他一开始还会争辩,后来自知无用,就学着在表面上不忤逆父母的意思。母亲叮嘱“你身体寒,要多吃羊肉”,长期吃素的柳智宇就去食堂点上一碗羊肉面。申请出国被他视为“报答父母的恩德”,父母让他考GRE、读美国新闻、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文章,他一一照做。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全额奖学金。父母高兴极了,盼望着儿子走上数学家的道路。
他们没有等来儿子踏入MIT大门的那一刻。等来的,是“北大数学天才遁入空门”的新闻头条。
父母、老师、同学、记者都在打柳智宇的手机号。手机是开的,但始终无人接听。柳智宇母亲因此大病一场,父亲接受了几次采访,态度飘忽不定,有时他称此事是一起网络恶搞事件,有时情绪激烈,“我们坚决反对孩子的这个决定”。饱受媒体轰炸两天后,柳智宇父亲哑着嗓子说:“让他清静清静,不要再打扰孩子了。”
北大未名BBS保留了柳智宇2009年所写的善行日记,这个签名为“纯净的心”的ID从春节更新到了夏末。日记的通常格式是:观功念恩(别人做了什么好事)、善行和反省。善行范围庞杂,借路人两块钱,柳智宇也有丰富的内心活动:
“今天吃饭的时候有人找我借十块钱,说是北航的学生,没钱回去。我就给了她两块钱,让她乘公汽回去。她问我的电话号码,说以后还给我,我说不用了,你就把钱还给那些大家上乞讨的人吧,还给他们是一样的。她谢谢我就走了。我觉得她有可能是骗钱的,但我觉得即使是骗钱的也需要关怀和帮助,这个社会太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爱了。但是我又在想,如果她真的是北航的学生,我这样想是不是也没有信任她?那么我内心应该怎么安立呢?”
反省则大多是同一个主题:我做的善行,到底是真心为别人着想,还是仅仅是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和柳智宇在他下榻的酒店闲谈。我问出了那个认识他以来就困扰着我的问题:佛法强调清心寡欲,可是总想要帮助别人、影响社会也是一种欲望,两者难道不会冲突?
柳智宇回答说,善法欲——也就是希求成佛的欲望——不包括在内。
“会不会有的时候也和你的私欲缠绕在一起呢?”我追问。
柳智宇背对着窗,轻轻地笑了起来,“那就是我需要修行的一个课题。”暮色淹没了他的脸庞。

找另外一条路
上个冬天,柳智宇找来乔欢等四位高中同学,在龙泉寺聊了一个下午。见面后,柳智宇被拉到了班级微信群里。同学们列队欢迎,过了一会儿,柳智宇的空白头像冒出来一行字:“大家不要把我加到群的事情外传,以免引起波动。”
柳智宇还是乔欢印象中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她同时也感受到了他想做些什么的强烈渴望。寒暄过后,柳智宇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要帮助别人,我想要改变社会”,询问这些旧相识有什么建议。全程他几乎没有提及龙泉寺和佛教。
从龙泉寺出来后,一个同学说,这个小破庙已经满足不了他。乔欢想起了高中那个总想着拯救世界的古怪男孩,“柳智宇还是那个柳智宇”,她告诉关心的亲友们。
庄子是柳智宇最初的信仰,之后,屈原、蔡元培、孔子,乃至耶稣,都在不同阶段成为柳智宇的偶像。柳智宇曾说佛教是自己的归宿,但乔欢觉得,佛教也只是他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他可能本来觉得这条路是他最理想的路,走着走着发现跟他想的不一样,他就要找另外一条路。”
出家两年后,余世平两次上山去看他。第一次,他来到传达室,说我要见柳智宇。“这里没有柳智宇,”对方回答。禁不住余世平纠缠,又说:“你想见柳智宇,人家现在法号是贤宇法师。”
余世平说,那我就见贤宇法师。进去后,柳智宇端坐在高台上,被水果和鲜花簇拥。两个义工一直环伺两侧,余世平找不到机会说悄悄话,只能把他带的巧克力送给了柳智宇。
在柳智宇父亲的请求下,半年后,余世平又去了一次。义工把余世平引到接待室,门一关,走了。“机会来了。”余世平转身,冲着柳智宇就是一顿骂:柳智宇你搞什么鬼名堂?你赶快给我出去。
柳智宇招呼老师坐下。余世平一口气说出好几条出路:工作、考研究生、去佛学院任职都行,只要“你不要在这儿搞了”。“余老师,你看我这样能下山吗?”柳智宇笑笑,“现在在网上只要点柳智宇,铺天盖地的都来了。我一下山的话,那年轻人肯定是把我围住了。”劝了许久,柳智宇只反复地说一句话:这个事情我是要走到底。
刚上山,柳智宇就展露出普度众生的愿望,连被白炽灯烧死的飞虫都要拯救。他用饱含情感的4000字详述了如何在三四层楼高的架子间穿梭,制作铁丝网灯罩以隔绝飞虫。最后终于买来不伤虫子的LED灯,他使劲向法师磕头:法师,能不能今晚就安上,我不想再死一只虫子了,我已经不能忍受了!
比起在北大,他有更多时间用于思考,日常生活常被抛诸脑后。衣服纽扣总是扣错,冬天穿围巾,也会穿成歪歪斜斜的样子。贤甲法师担任班导时,经常得刻意过去帮他整理一下。柳智宇会突然露出羞涩的表情,但很快又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贤甲法师说,当柳智宇过分关注某个问题时,往往会毫无知觉地冒犯到别人。
他对严守戒律的苦行生活充满热忱。即便身体虚弱,也按照印度佛教徒做的那样,长期不吃晚饭。母亲来到寺庙,被柳智宇的行为气坏了,她威胁柳智宇,如果再不吃饭,就去告寺庙虐待。柳智宇只能乖乖听话。
在龙泉寺,柳智宇清晨四点起床。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四点半上早殿,上午工作或学习。十一点吃饭,然后午休。下午一点半起来,继续工作或学习。四点半上晚殿,接着还是上课。九点二十打板,僧人们倦鸟般各自归巢。
相似的日子过得飞快,柳智宇却逐渐着急起来。有时他想,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龙泉寺隐于山林,每日只是早晚课、诵经、拜佛。别说是扭转时代的步伐,连赶上都是难事。过去学数学,努力就能立竿见影;为什么出家这么久,一点感觉都没有?
柳智宇找到师父答疑,师父的回答云淡风轻:这是正常的,有感觉就不正常了。
很多事都和他想象的不一样。出于一贯以来对教育的热情,柳智宇还未受戒,就带过四五个被家长送来的青春期小孩。小朋友们脑筋活泛,有一位还为他按摩和拔罐。但当柳智宇管教愈多,孩子们开始逆反,联合起来整蛊,在课上大吵大闹。柳智宇觉得“心中神圣的东西被玷污了”。最后,他不得不使用体罚——上手打,或者让学生们手捧香炷,在佛陀像前罚跪。
学修不到一年,柳智宇又给师父呈交了一份《对僧团教务的建议》。不同老师带课有不同风格,过于随意,他主张,可以分成专门的课题组,设置固定的课程。建议被驳回了,师父说,现在很稳定,不需要改。柳智宇低沉了很久,怀疑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在当年的年终总结里,他写:“一年过去了,不再想,也不再敢有那么多想法了,事实证明:听师父的就是对的。”
柳智宇暂时受挫,但并没有扑灭他的野心。2014年起,柳智宇辗转上海、福清、天津等地,参与一个庞大的文化工程,将南山诸律典“八大部”系统校勘,按照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出版一套32本的律宗典籍。他主动要求总负责最后的修订和出版工作,发愿“宁舍阳寿二十年,令南山律典广布人间。”
现实和愿景之间,存在不小距离。手下的法师不仔细,他标准又高,收到的书稿要返工一半。有时一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即便到了夏天,也只有空一个月洗一次澡。电脑盯久了,眼疾复发,工作20分钟,必须休息20分钟。这套丛书最终署的是学诚的名字。
柳智宇渐渐习惯压抑自己的感受。寺庙里,僧人们各有各的想法,他发现很多时候很难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他给新戒沙弥上课,因为不敢找执事法师协调,时间定在了同学们状态不好的早殿后。他谨慎挑选上课内容,“怕引起某些法师不满”。有一次柳智宇拖堂,被同学告到了班导法师那里。讲课成了件劳心劳神的事,他也变得拘谨和多疑。由于气虚,每次上完课,他要做40分钟的艾灸治疗。
“很多时候会对周围的人,以及自己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柳智宇总结在龙泉寺的八年。这一度让他苦恼,直到接触了心理学,他才领会到:人可以袒露真实的自我,也可以正常地表达不满。他把接触心理学视为“新一轮自我探索的开始”。
进入龙泉寺以来,慕名来见柳智宇的人士络绎不绝,有人豪言千金求一面。柳智宇能躲就躲,但还是被撞见一回。那时他只是居士,一位法师带他们出去散步。在路上,一个苦于子女教育的母亲把他拦了下来。柳智宇正要躲,法师过来解围,说,人家这么想见你,你就和人家交流交流吧。
柳智宇和这位母亲谈了一个小时,没能解决她的问题。母亲流露出遗憾的神色,柳智宇只能告诉她,一个僧人的成长周期是很长的,至少需要五年。
前不久,这位母亲又来给柳智宇留言:“五年过去了,你能见我一面吗?”柳智宇还是拒绝了她。但拒绝之后,他又陷入了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太决绝了?
“我仿佛感受到一种召唤,来自广大的人群。”柳智宇说,“我希望把佛法学好之后再面对大众,但什么叫学好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也许大家需要我发出一些声音了。”
在班导法师的要求下,柳智宇曾切断和父母的联系。我问柳智宇,父母什么时候接受了你的出家。“这问题比较敏感,”柳智宇没有直接回答,“因为你说他们接受了,他们也不会承认是吧。”
近几年联络恢复后,母亲开始争取一切可以和儿子相处的时间。听说柳智宇在北京参加心理培训班,母亲又从武汉赶来,到了柳智宇住所附近才给他打电话。为此,柳智宇只能推掉了和学员们的聚餐,转而陪伴母亲一起吃饭。
柳智宇的父亲,则是另一种反应。他来了趟北京,准备第二天上山见柳智宇。结果第一天晚上,他和余世平一块喝酒,醉得一塌糊涂,没办法上山。余世平猜测,他一定是故意喝醉的。

要想成佛,先要成人
三天的心理学培训班结束了,学员们贴脸自拍,互留微信,邀请彼此到自己的城市做客。柳智宇和另一位法师正打算离开,一名戴圆框眼镜的女孩突然窜到两人中间,冲着镜头双手比V。法师温和地笑笑,柳智宇却沉下脸,快步地走到一边。
今年3月,柳智宇第一次参加心理学培训。常有异性不懂僧人的戒律,过来抓柳智宇的手,塞东西给他吃。他感到尴尬,但不知如何表达,只能拂袖离去。
穆姣阳那时和柳智宇在同一个班上。她是东北人,性格外放。上课前,她买了一袋橘子分给大家,看到柳智宇的没动,问:“吃不吃?不吃我拿回来了。”
“你太强势了。”柳智宇事后反应。他对强势的人和事都谈不上喜欢——并且会在公开场合直接表达出来。课上绕圈发言,一个学员叉着腰,说话声音大了些,柳智宇打断她:“你声音让我不舒服。”连老师都愣住了,穆姣阳感到不可思议:佛家之人,怎么会说出“不舒服”呢?
到了最后分享感受的环节,穆姣阳坐不住了,说:“要想成佛,先要成人。”
和柳智宇熟悉后,穆姣阳慢慢理解了他。出家八年,柳智宇养成了一套有别于社会主流的行为体系,当他试图回归,难免会有种“强行的感觉”。她双手托举,摆出一个灯泡的形状。“他像一个灯泡一样,最开始袈裟蒙着灯泡,我们看到只是袈裟,没看见灯泡。”穆姣阳说,只有当袈裟慢慢往下褪,灯泡才能一点点显露出来。
有一回,柳智宇上街买菜,发现周围人对他指指点点,像是在说:出家人不应该拿着这么多食物在街上走。但不买菜我们吃啥?柳智宇愤愤地想。后来每次买菜,他会推一辆小车,用帆布盖上。
在佛法之外,心理学成了柳智宇回归社会的入口。2015年,母亲退休后,开始接触心理学和催眠,也推荐给柳智宇。柳智宇对催眠并不感冒,觉得是在控制人,一本叫做《登天的感觉》的心理咨询案例集倒是激起了他的兴趣。书的扉页写着:“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实际都是心理问题,本书将给你带来飞翔在云端般的美妙感受——登天的感觉。”
柳智宇一边看书,一边在僧团的师兄弟身上尝试。他发现心理学常常会比佛法更有效——有一些人是因为心理问题出家,学习佛法时会直接去找满足自己需求的部分,掌握的是“过滤过的佛法”。心理学可以面对和处理内心的阴影,”超个人的觉悟“才由佛法解决,而这对多数人来说过于缥缈。
戒律规定,至多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佛法之外的内容。柳智宇在心理学上的投入引起了非议,不少僧人提醒他,学习心理学太多,会迷失佛教的基本立场。还有人把征收咨询费的行为视为违背了佛教精神。
心理学培训班的最后一天下午,老师让学员们两两结对,模拟心理咨询的情境。柳智宇和一位在电力公司做公关的女士分到一块。女士扮演来访者,向柳智宇倾诉和一位朋友的关系疏离——她会驱车十几公里到朋友公司楼下等她下班吃饭,而朋友连她在朋友圈下的评论都懒得回应。说着,女士红了眼睛。
柳智宇说,你在讲到“十几公里”的时候嘴角上扬,说明是很有成就感的,我也很替你高兴。女士愣了一下,拿纸巾擦干眼角的泪水。沉默半晌后说,行,我再琢磨琢磨。
角色互换,女士扮演咨询师。她对柳智宇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在寺里研究什么?入佛的原因是什么?一年回家几次?“你的问题太具体了。”柳智宇说。他的回答越来越短,直到站立起来,说要休息一下,就再也不开口了。
结束后,我问柳智宇对分组模拟的感受。“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在状态吧,觉得对她的一些状态能够有所觉察。”柳智宇显得相当自信。女士则把我拉到一边,说柳智宇就是个小孩,还有点内向。谈话的最后,女士感叹,柳智宇母亲让他接触心理学真是一个英明的决定:“让身心正常,把困惑解了。”
我联系了几位柳智宇当年的国家队队友和本科同学,毫无例外,每个人都在美国。但没几个还在研究数学了——“转计算机的在湾区,转金融的在纽约”,无非就是如此。“实际上他的很多观点我也是并不赞同的”,当年的另一位金牌得主邓煜说,他很快换上了更委婉的语气,“他这么做,我觉得就是选择自己所想做的事情。”
“他是一个绝对理想主义者,他有非常可爱的一面,我渴望一下子就把社会照亮。”文勇说,“但是实际上你照不亮,这个过程很艰难。”
柳智宇把佛教视为“我的一个契入点”,他的眼界望向更远处——“学术与人生的脱节”“文明的冲突”和“伦理的危机”,如果说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坏掉了,这是他眼里那三颗松掉的螺丝。柳智宇说,他一生想写三本书:《学术范式重建》《心灵重建》《实践力重建》,以此来回应康德的三大批判。
几天后,柳智宇又犹疑起来:“我有点担心这个说法出去之后,会招来一大堆的批评……因为我们中国传统还是讲究谦虚嘛。”
盛夏的夜里,柳智宇在参加一个心理学培训班后的饭局。粉色餐巾折成玫瑰花的形状,高脚杯斟满红酒。菜肴琳琅满目,柳智宇把仅有的两盘素菜大口往嘴里塞。他亢奋地谈论着下山后的宏图,浑然不觉左脸颊泛起的一排红痱子。任课老师适时地打断了他,“来吧,我们为了我们的法师过敏,干一杯!”在座的学员们都盈盈地望向他。
柳智宇端起面前常温的橙汁,踌躇两秒,一饮而尽。
(张佳婧、刘博涵、王雅淇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张梦颖、贤甲法师为化名)




所有評論
多謝分享這篇文章。
腦海中浮起幾個問題。文中好像只柳智宇有及作者的聲音,其他人都是簡短的則寫,尤其是柳寺院中的同道中人。此一對比下,好像顯得柳特別神聖超脫;但文未又有赴心理課的女人指柳還是小孩,讓柳接觸心理學調劑身心也是好的。
其伏筆實在令人有點搞不懂柳的內心世界及心智境況如何?又或這種前文後理的對比,在一萬五千字的描寫下,想顯現柳的什麼狀態?
一種從寺院回到寺院外世界,慢慢適應而帶有張力的摸索嗎?
如果不把寺院的修練揭開來,好像寺院仍是一張神秒面紗,而長老的權力、內部張力和修練也無從得知。這點好像在文中有輕輕一提,但又未有深入下去?
權力論權力,寺院中人最高位者其實和文革時期的毛澤東有差別嗎?權力歸於一人可能是沒有分別的;惟有制度、文化、教育、人心,掌權者與掌握各個單位者的自我克制可能稍有分別,而令事態不一。
但作者還是回到柳一人的主角描寫,缺乏周邊資訊下,看完後倒是有點困惑。文中好像有幾條線索,關於柳的成長、柳的父母、寺院內部的運作與文化、柳的佛學、心理學結合嘗試、來試課的城市人(?)...
去年12月2日讚賞3
看到有个细节,他怕伤害蚊子,想起大学在宿舍,有时蚊子钻进帐里,纠结半天要不要将它拍死,还会爬起来写一篇五千字的《》
去年12月3日讚賞0
要不要拍死蚊帐里的蚊子。可以看出,他很有天然慈悲心。文章里暗示了一些东西,呈现了一些心理的变形行为,比如他那种天真而宏大的理想主义,希望用宗教改变世界,改变人,再比如体罚。其实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一种图景,就是以强制来贯彻善。文章没有太多去呈现他的思想过程,而这类人物,觉得是应该牺牲可读性去呈现的,有个地方提到了,关于欲望,他说的是,善欲不算欲,虽然概念辩证,也就是矛盾,未必说得过去。如果有更多这种思路上的交锋,或者思维矛盾的呈现,应该可以加深这个文章的呈现力度。一个数学天才,或是抽象逻辑很强,可能缺乏用强大逻辑分析具体之人的向度,导致是不圆融的情感、情绪主导意识。非理性宗教战胜了平和的逻辑以及中和的激情,个体现象大概也折射一些结构悲剧,在一个非理性、反现代、反科学的文化产品大行其道,而又没有任何强势的理性文化进行对冲的文化环境里,年轻的灵魂,到处都会遭遇思想坑。也是这个故事揭示的主题。
去年12月3日讚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