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收入與最低工資的初步探討

兩者都被視為幫助弱勢的經濟干預政策之一，然而背後的政治方向與支持的經濟體系則有相當多的差異。

本文採用的定義

最低工資：即國家法定，符合勞基法工時規定下的最低工資。

基本收入：即國家法定，完成指定勞動後，由國家提供的生存保障收入。

最低工資的部分應該沒什麼爭議，而基本收入的部分則是個發展中的概念，背後的理論與理念也各有不同，本文採用同樣是勞有所得的基本收入為準，方便比較。

兩者之間模式的差異與低收入陷阱

最低工資並不保障人人有工作，而是保障有工作的人能分得的資源下限，而基本收入則是保障人人有工作可以維生，但只限於維生。

在金額上，基本收入是以保障生存權為基礎去計算的，台灣目前的估算約1萬元，而最低工資則是2萬3千8百。

當然這有其中的歷史成因，但用於解釋現狀的其中一種觀點，認為這種金額上的落差，主要是為了避開低收入陷阱。

如果最低工資等同基本收入，只能維持生存需求，那麼扣除生存必需品外的市場，就只能由較少的中高收入者來支撐，而較難形成規模經濟與多樣化的內需市場，甚至是相關需求仰賴進口，造成經濟成長緩慢或是停滯，而這就是低收入陷阱。

舉例來說，假設某國是沐浴乳.洗手乳的原料供應國，但因為國內只有少數人能購賣沐浴乳，沒有足夠的市場規模，以至於搭建一間工廠，還不如依靠進口便宜，那麼這國家的就不會有這類工廠與就業市場，而價格也會比生產國更高，而民間對個人衛生用品的缺乏也容易影響健康，進一步影響生產力，同理也適用於其他市場，同時也很難激發相關的創新，有相關需求時就只能仰賴進口。

相對的，如果最低工資高於生存需求，在保障退休生活之後，還有多餘購買力，能購買一些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形成內需市場的同時，也形成規模經濟能夠降低成本，也提供更多工作機會，促使經濟成長，伴隨規模經濟讓成本降低，多餘的購買力則會進一步追求其他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如此促成經濟成長的循環。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讓社會底層，每天工作12小時，而最低工資只夠生存所需的狀況，調整成每天8小時，有更多時間休閒，再多給些錢讓他們可以買大富翁.三國殺之類的桌遊，也多出了4小時可以跟朋友一起玩進行休閒活動。

此時由於他們都負擔得起買三國殺之類的桌遊進行消費，形成了較大規模的內需市場，生產三國殺的固定成本就被大量分攤，每個人都只需要接近變動成本的價格，就能買到一份。

當然三國殺還是會有玩膩的時候，所以他們會構思新的遊戲，或是存錢購買其他人想到的新玩法的桌遊，形成一個桌遊內需市場，也刺激桌遊產業的創新需求，製造商與設計者也能從中獲利，並轉向購買其他類型商品，像是個人衛生用品、餐飲、服飾、家具等，進而帶動其他市場需求，並在此過程中從依賴勞動力和資本的經濟體系，轉移到基於高生產率和創新成長的經濟體系。

當然這部分還有更廣泛的影響，在此就先暫時打住，先行探討只分配工作與生存資源的基本收入，是否也會造成低收入陷阱。

以現狀來說，從報導者提供的低收入國家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驗案例，由於窮人將可以運用剩餘時間進行發掘自身天賦，進行投資與經營相應商業活動，同樣也能避開低收入陷阱，活絡經濟，甚至可能優於最低工資，達到人盡其才的理想狀況。

舉例來說，一個佃農可能擁有做麵包的相關天賦，但在最低工資制度下，只能持續當佃農維持生計，因為佃農的工作已經耗光精力，沒辦法去作其他嘗試，而基本收入制度下，可能今年完成完成指定的工作，明年有時間嘗試其他的工作，發掘相關天賦，善用天賦後，獲利將高於作為佃農的收入，而對社會的貢獻也將高於做佃農的貢獻，報導者提供的案例，就從原先的每個月只有32元，增加到10個月就能存3,000元。

總得來說，最低工資制度是強化需求，形成規模經濟來帶動成長，而基本收入制度則是強化協作效率，提升供給效率來帶動成長，同樣能迴避低收入陷阱。

同時依靠最低工資制度避開低收入陷阱，會依賴消費主義來帶動需求成長再帶動就業需求增長維持再分配的效果，並衍生結構性失業的問題，相對的基本收入制度下則不會有結構性失業的問題。

關於結構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是隨著規模經濟的產生，並促使工廠具有高生產效率，或是整合需求創造新的協作模式，取代既有的職業需求，像是從家庭工廠發展成大型工廠，Uber部分取代計程車，Uber Eat部份取代外送員，以及網路銀行取代銀行的部分功能等狀況的出現，進而造成各產業勞動人口需求下降的現象。

隨著失業者的出現，原本由他們提供的市場需求，與最低工資提供再分配效果，也會隨之消失，如果持續放任，將連動更大規模的失業，因此對於小規模的結構性失業，過去採用失業補助與職業培訓輔助就業作為補救措施。

但隨著結構性失業的比例上升，而新興職業的門檻與就業市場需求的減少，職業培訓輔助就業的效果也會受限，此時相關政策的開銷將逐步上升，並成為一個不公平的爭議點。

當然我們可以消減人口讓更少的人分配有限的工作機會，或是從勞基法的工資與工時上做調整，而我認為從勞基法做調整，最終還是會演變成基本收入制度。

原因在於最低工資的時薪模式，出現於以製造業為基礎的時代，如今已經進入服務業的時代，依照工時分配工資，而非依照勞動成果分配薪資，會導致同樣工資之下，工作的辛勞程度差異很大，相對而言，按勞分配較符合多數人的道德觀點。

舉例來說，同樣是超商店員，依照不同地區的人流差異，超商內工作量差異也很大，理論上應該辛苦的地區工資較高，輕鬆的地區則工資較低，但大多都是只領最低工資，或是很多職業有淡季與旺季，理論上旺季較辛苦薪資應該較高，淡季較輕鬆則薪資應該較低，而某些職業在淡季有些會被指派額外的工作，超出原本的勞動契約或工作規範，這些都是最低工資制度下缺乏彈性導致的影響。

基本收入制度可以排除最低工資制度上缺乏彈性導致的影響，像是超商店員依地區不同，工作量也有所不同，結帳可以依時薪計算，其他的工作則按件計酬，平衡不同地區的工作量差異，或是公司不必以旺季需求來雇用員工，而是分成全職人員的勞動契約，與旺季補充人員的勞動契約，後者能在淡季期間依靠基本收入維生，這段期間可以放假、進修、或是找其他的短期兼職，理想上會最終演變成按勞分配的狀態。

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減少人口承擔其中的優缺點(Wiki-少子化)，以維持最低工資制度的優點，並減少失業人口帶來的負擔。

個人推測兩種制度下人口結構的差異

減少人口的過程與方式很多，現行的少子化就是其中之一，過去最常見則是戰爭，但由於戰爭會造成文明衰退，甚至會造成技術與文化失傳，所以如今就算是有意減少人口數量的國家，也會尋求其他方式進行，像是一胎化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而基本收入也被視為一種配套的過渡方案。

相對於最低工資制度受就業市場需求，影響人口數，基本收入制度下，人口數基本上只受限於糧食生產量，在糧食供給足夠下，能依靠計畫生育來鼓勵人民配合人口增減目標，因此推測維持最低工資制度的國家往往會選擇低人口數作為戰略目標，而基本收入制度則能夠選擇希望維持的人口數量。

個人推測基本收入制度下，會與現行的人口數及經濟體系類似，但部分職業會轉變成零工經濟的模式，轉變成按勞分配的性質，進一步優化協作效率降低平均工時，而有創新想法者也較能隨時離職進行嘗試，這種離職彈性，也有利於員工的自我進修，學習新的理論，再返回市場實作，進而加速理論的驗證與創新也提升人力資本，因此相較最低工資制度，會更偏向創新驅動型經濟。

推個人測最低工資制度下，會演變成低人口數的國家，將社會人口降至一個新的平衡點，而市場規模縮小後，規模經濟的效果也隨之下降，導致每人負擔的固定成本將上升，但依照生產要素的不同，原本因稀缺性而導致高價產品反而會下降，而某些產品則可能因為當地需求不足只能仰賴進口與基本收入制度的國家互補。

舉例來說，原本低變動成本的民生用品應該會上漲，而手機旗艦機或房屋之類產品，則因為稀缺性下降而降價，但因為休閒時間有限，所以桌遊.手遊之類的產品創新發展緩慢或停滯，此類產品就容易仰賴進口。

結論

最低工資並不保障人人有工作，而是保障有工作的人能分得的資源下限，而基本收入則是保障人人有工作可以維生，但只限於維生。

這兩者之間的模式差異，最終會發展成不同的經濟體系與社會結構。

當然各國的會有各自的優勢或劣勢，適合不同的制度與政策，但最終的問題還是我們追求何種政治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