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地上撒点野
哈贝马斯新冠访谈（2020.4.10） “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必须在对我们的非知识有明确认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德国哲学家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分析了由Covid-19大流行引起的全球健康危机背后的伦理和政治力量，并敦促欧洲联盟向受影响最大的成员国提供帮助。
Nicolas Truong的 采访发表于2020年4月10日，上午6:00
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出生于1929年，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是法兰克福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他刚刚在德国出版了两卷哲学巨著（将于2022年由Gallimard出版）。令人信服的欧洲人，特别是《欧洲宪法》（Gallimard，2012年）和《人性的未来》一书的作者。走向自由优生学？（Gallimard，2015年），他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必须帮助负债累累，结构较弱的成员国，像意大利和西班牙，尤其受到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
您认为从伦理，哲学和政治角度看，这次全球性健康危机揭示了什么？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注意到这种流行病在今天同时并归根结底是一种反思性的推论，直到现在，这种推论还是专家的事：我们必须以知识行事同时明确意识到知识未能认识的领域。如今，所有公民都在敦促政府在做出建议时必须如何清楚地认识到做出建议的病毒学家的知识极限。政治行动陷入不确定性的场景很少被这种原始的光所照亮。至少可以说，这种不寻常的经历将在公众的良心上留下印记。
但是，在这场健康危机中，我们面临的道德挑战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两种情况可能会影响人的尊严的无形性，这种无形性是德国基本法在其第一条中所保证的，并在其第二条中作了解释：“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和生命权。身体上的完整性。” 第一种情况与所谓的“分类”有关。第二步是选择适当的时间解除安全壳。
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饱和造成的危险是我们各国所担心的危险，这种危险在意大利已经成为现实-唤起了仅在战争期间发生的灾难性医疗情况。当患者入院的人数过多而无法按应有的方式接受治疗时，由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不道德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迫使医生做出悲惨的决定。这就是在不考虑社会地位，出身，年龄等因素的情况下，就产生了违反严格平等待遇原则的诱惑，这种倾向是用牺牲老年人以拯救更多年轻人。
“我们是否应该准备冒着卫生系统“饱和”并因此导致更高的死亡率的风险，从而给经济带来提振，从而减轻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灾难？
从经济学领域借用的“价值”一词鼓励通过采用观察者的观点进行量化。但是，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一个人的自主权：只能通过采用另一种观点，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上来考虑它。另一方面，医学伦理表明自己符合《宪法》，并满足了没有必要“选择”一个人的生命来取代另一个人的原则。实际上，它指示医生在仅允许悲剧性决定的情况下完全根据医学证据来确定自己的方向，这表明所讨论的临床治疗很有可能获得成功。
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呢？
在决定终止收容的适当时间之后，不仅在道德层面而且在法律层面上都必须的生命保护可能会发现自己与计算逻辑发生冲突。这样会产生功利主义者。政治家一方面要在经济或社会损害之间进行仲裁，另一方面要避免可预防的死亡，必须抵制“功利主义的诱惑” »：我们是否应该准备冒着卫生系统“饱和”并因此导致更高的死亡率的危险，以提振经济，从而减轻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灾难？ 基本权利禁止国家机构做出任何适合自然人死亡的决定。
是否存在将紧急状态转变为民主统治的风险？
自然，对大量重要自由权的限制必须自然而然地保持在非常定期的例外范围之内。但是，正如我试图证明的那样，这种例外本身是对生命和人身完整的基本权利的优先保护。在法国和德国，没有理由怀疑领导层对宪法的忠诚度。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an）充分利用健康危机来压制反对派的事实是由匈牙利政权的长期威权发展所解释的，欧洲理事会以及最重要的是欧洲基督教民主人士参加了具有宽宏大量。
欧洲为什么拒绝创建由“二十七个”国家担保的“新冠基金”的想法，这将使集体承担危机的压倒性财政负担成为可能？
您在这里谈到的是即时话题性，这使人们怀疑货币联盟的存在。负债沉重且结构较弱的成员国，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尤其受危机影响，而且对危机的承担程度最低，如果我们想面对其他成员国，则必须得到其他成员国的帮助。应对金融市场的投机压力，以挽救欧元，从而拯救欧盟的硬核。毫无疑问，只有法国也提倡引入“新冠基金”才能在这方面提供有效的保护。 这些由欧元区所有成员国长期担保的贷款是唯一能够确保南方国家进入资本市场的贷款。
“我们呼吁欧盟委员会创建一个新冠基金来帮助成员国” 我看不到任何其他替代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个建议很有帮助。无论如何，德国财政大臣的回避策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得到他的法国同事的同意）不符合这种情况。
“如果在冠状病毒的这些时代没有显示出欧洲人正在关闭队伍并为共同的未来而战，那么欧盟的用途是什么？，在4月2日发表在《世界报》和《时代周刊》上的集体论坛中写信。
我和我的朋友们向我们的政府，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财政部长奥拉夫·舒尔茨（SPF）问了这个问题。两者都使我完全被禁止；直到今天，他们仍然顽固地坚持针对南方国家的抗议活动而实施的十年危机政策，这对德国和北方国家的巨大优势都是有利的。绝大多数德国政客担心，和解态度会极大地使选民不满。更何况是因为他们自己激起了世界出口冠军的自我中心和自我赞美，所以新闻界也充分支持了这种经济民族主义。
有比较的经验数据表明，在这种替代性的民族主义下，我国政府 在规范水平上对其人口的需求不足，从而降低了欧洲的敏感性。如果马克龙在与德国的关系中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意味着立即低估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相当有限的民族主义，他的素质 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体现。
您如何体验隔离？
在电脑前研究历史科学的研究者所收到的影响仍然是最少的。
这场全球性健康危机可能会加剧已经威胁到欧洲的民族民粹主义力量，我们如何抵抗它们？
这个问题的产生与当前的紧急情况无关，但是每个国家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回答。目前，在德国，国民社会主义的过去坚定地保护了我们，使其免受极右翼意识形态的任何明确表现。话虽如此，政党和政府当局已经在占主导地位的反共主义的幌子下使自己长期蒙蔽了双眼。
““普通的”右翼民粹主义远远超出了贫困和边缘化的人口阶层，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
在法国，有组织的右翼极端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一种政治力量，但是它比这里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根源：它比国家民族主义者更是国家主义者。今天，法国人从根本上具有普遍主义的敏感性，也因其对欧盟的仇恨而受到损害。例如，与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这样的人不同，她显然停止以一致的方式思考自己的反资本主义-好像全球资本主义仍然可以从这条脆弱而又不稳定的船上进行斗争甚至被驯服。是民族国家！
我们可以锻造什么故事，为一个已不受欢迎和瓦解的欧盟注入新的活力？
选择的论点和术语对反感并没有太大帮助。在这里，只有能够采取行动并为当前问题提供具体解决方案的欧洲硬核才是无价之宝。只有在现阶段，才有必要为废除新自由主义而斗争。
您如何解释民族民粹主义在知识界和欧洲公共空间中扩散到如此程度？
右翼的“知识分子”民粹主义可能有智力主张，但这些仅仅是主张。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薄弱的想法。另一方面，“普通的”右翼民粹主义远远超出了贫困和边缘化的阶层，这 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
在脆弱的亚文化中，许多动因和令人担忧的因素影响着生活世界中的经历：技术变革，劳动世界的持续数字化，迁徙现象，生活形式的日益多元化。等 这些焦虑一方面与完全现实的害怕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恐惧有关，另一方面与政治上无能为力的经历有关。但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在欧洲联盟的每一个地方都要求躲避民族屏障，首先是由两件事组成的：由于民族国家丧失了能力而引起的愤怒政治行动以及对实际政治挑战的一种直观防御反应。
我们绝对拒绝做的是，承认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才有民主的自主权，只有这种勇气才能够使我们摆脱民主后的僵局。
（由FrédéricJoly从德语翻译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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