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前記者。關注新聞、文學、Storytelling、心理健康與精神疾病。

面对荒谬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疫症日记04

因为这场席卷的疫症,很多人想起了加缪的《鼠疫》。这段时间,我也在想这部小说,但想到更多的,却是加缪带给我的所有启示。这篇文章希望把加缪的其他作品和他的一生联系起来,讲一些我的感受。

克尔凯郭尔写的那本《人生道路诸阶段》,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名字,如果要把加缪的人生分成诸阶段,他大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三个时代吧:荒诞的时代、反抗的时代和自由的时代。

这段时间频频让我们想起的《鼠疫》,那是属于加缪第二个时代的作品,而更为人熟知的《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则是第一个时代的作品。

很多时候我们联想到加缪,就联想到荒谬,联想到局外人莫索尔和西西弗斯的疏离与无力,但那不是加缪的全部。

让我从加缪的第一个荒谬时代说起。

曾经在《赠你一个城市的历史与落日》那篇文章里,我也引用了加缪回忆自己早期人生的话:

“我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稍长时,经历了一九二九年的危机;二十岁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后是埃塞俄比亚战争、西班牙内战以及慕尼黑协定。这些就是我们教育的基础。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败退,以及希特勒蹂躏我们的家乡。”
“生长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相信什么呢?没有。除了那种我们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顽强否定外,一无所有。我们自谓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个荒谬的、无处可以避难的世界。”

早年经历的一切,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与太阳、希特勒的迫害、埃塞俄比亚战争、西班牙内战、慕尼黑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沦陷的国土、被蹂躏的故乡,让加缪感受到的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只有无法理解的荒谬。

在这里,加缪所称的荒谬不是形而上学的,他所感受到的荒谬,就是这个世界所发生灾难的真实情境。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他对荒谬做过解释,荒谬不是一种事物,荒谬是一种关系,是人与这个糟糕世界的关系。没有人,或者没有世界,或者两者皆无,就不会存在荒谬。

恰恰是人和世界共存,而加缪所身处的那个世界,又是如此匪夷所思的糟糕。也因此,荒谬诞生于人和世界之间,似乎成为了人和这个世界的全部关系。

所以在这个极端糟糕的时代,加缪是迷茫的,痛苦的,继而疏离的,逃避的,是“被迫置身其中的顽强否定”。于是在这样荒谬的时代,他先后写了《卡利古拉》、《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

在这三本书中,加缪将人类孤身所能面对的境况,探讨至几乎全部的可能。

卡利古拉是强者,是虚无的皇帝,也是无法反抗命运的征服者;局外人莫索尔是弱者,是被命运摆布的小人物,他无所谓自己母亲的死亡,无所谓工作的无意义,无所谓误杀了一个人,无所谓被判死刑,他如此疏离,只能漠视一切,成为这个世界乃至自己生命的局外人。

而在加缪唯一的理论性著作《西西弗斯神话》中,西西弗斯则成为了一个综合体,他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轻视诸神的判决,用轻视的意志,来超越命运,来蔑视诸神的惩罚,并且假定自己是快乐的,因为“上山的奋斗”已经足够充盈自己的内心。

老实讲,这也是我前面几年的某些心态,但其实那也有意无意地误解了加缪。

似乎加缪描述了一个无可奈何、一无是处的人类处境,卡利古拉和莫索尔都以死亡告别了荒谬(如前所讲,荒谬是人和世界的关系,人一旦没了,荒谬也自然没了),西西弗斯则永无止境地承受并蔑视荒谬(这个答案也显然无法令人满意),然后一切就到此为止了,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世界,就这样吧。

可用人的死亡来终结荒谬的关系,是可行和可欲的吗?当然不可以。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既反对以自杀来结束荒谬,也同样反对了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等人用“信仰的一跃”来结束荒谬——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在理性无法企及世界的真相之处,只能完成向神的信仰跨越。而这在加缪看来,和自杀别无二致,在他的论述中,这信仰的一跃,毋宁说是精神的自杀(我认为加缪并非在反对基督教,而是反对在这种处境下的一跃)。

可是,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在那本书里,加缪提供了几种无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去过唐璜的人生吧,或是去过戏剧(就是做戏剧演员)的人生吧,再或者,去做征服者的人生吧……但其实,29岁的加缪仍然无法提供一个令他自己满意的答案。

要等到此后的十年,才会有一个新的答案出现。

于是,在此后的十年,加缪创造了他自己新的时代,“反抗的时代”。

写完“荒谬三部曲”之后,加缪说,“荒诞结束,自由之始”——读这句话时,我们得提醒自己,这是自由的开始,而不是自由本身。

那是1941年到1951年,《鼠疫》就在其中,并且成为其中最值得解读、最给人启示的一部作品。

那段时间,加缪写了《误会》、《鼠疫》和《反抗者》,第一本是戏剧,第二本是小说,第三本是散论。

《误会》可能还沿袭着荒谬时代的部分特质,但加缪却认为,这“不是完全消极的”,他想说的是,“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

这一思路随之就来到了《鼠疫》。加缪意义上的“反抗”,在这时候真正的开始了。遭遇鼠疫的无聊城市奥兰,和封城后的人群,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寓言,隐喻着巴黎地下抗德运动中的两亿欧洲人。

这个故事是反抗“瘟疫命运”的故事,也是反抗荒谬世界的故事——荒谬在这里并不是纯粹形而上的,它是真实的灾难。

而这本书里故事中的主人公,不再像卡利古拉、莫索尔或是西西弗斯一样孤立无援,茕茕孑立,要么不做抵抗,要么只能轻视,所有人都原子般疏离,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在《鼠疫》中,主人公们在整体性的灾难下,共同反抗瘟疫的命运。共同的命运让医生里尔、神父帕纳鲁等人一起(甚至那个最初一直谋划着逃出城去的记者朗贝尔也是),从身体与心灵的共同层面联合与救助世人。

因为,“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都是盟友,一起承受死亡与疾病的命运,与之作战。就连上帝,如今也无法将我们分开了。”

我重读这本小说时仍有同样的感觉——这场对命运的瘟疫的反抗,没有热血沸腾,没有必胜信念,甚至没有创造奇迹的情节,瘟疫是自己散去的——散到人类看不见的地方,隐藏在人类以为胜利的世界之中,某一天会再回来。故事里的人们,更多的是一种“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责任——这似乎在对应着那句话,“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

我会倾向于说,加缪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个人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

因为人不仅是私人的、原子的,人还是公共的、城邦的。

主人公里尔在结局时死去,他没有看到瘟疫消散的那天,但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抗了瘟疫的命运。而他的反抗,让他也看到了别人的反抗,正如别人也看到他的反抗一样,这些反抗者从心灵与行动的层面,联合起来了。

因此,面对荒谬,加缪在《鼠疫》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他在之后的《反抗者》中,大致也是想说,在荒谬的经验中,荒谬的痛苦是个人的。每个人在看不见彼此的世界,承受着来自世界的荒谬,孤立无援,无可奈何。而反抗的出现,才使我们意识到,“痛苦原来是集体的,这是我们的共同遭遇。”

化用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加缪更认为,在我们日常的普通生活中,个体的一次反抗,就类似于“我思”,一次“反抗”,便是一次存在的证明,这是我们最初的显著事实。

而当这事实再进一步,就会造成另一事实,我们因为反抗而看到了对方的反抗,我们不再是原子化的孤独个体,它在所有人的身上,建立起第一个共同价值: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

写完《反抗者》后,加缪问自己,“世界会自由吗?”

显然是没有的,他还在路上。尽管二战结束了,他即将面对的,又是新的荒谬,和新的反抗。

只是,他人生最后要努力创造的“自由的年代”,还没到有最终答案(或许也永远也不会有最终的答案?)的时候,加缪就怀揣着最后的遗作手稿《第一个人》,因一场车祸,而突然去世了。

这场车祸像极了他最初的小说。因为去年一本新书的出版,让加缪的死也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他到底是死于一场偶发意外,还是死于一场克格勃阴谋?这个多年以后的死亡谜团,竟然让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荒谬,同时兼备了。

加缪不是卡夫卡。

他写作虚无、疏离和异化后,又写了反抗与自由,写了人类联合的可能与责任,也深刻地拥抱现世的人道。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苏珊·桑塔格会认为,在所有现代主义小说家里,只有在加缪的作品里,才能读到对人类的爱吧。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自杀(精神与肉体的),重燃了人道主义的光芒,也点亮了现在处于深深困境中的我们。

这些就是加缪在这场疫症中带给我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道路的诸阶段,此刻我们困住,像莫索尔,像西西弗斯一样。但要记得加缪的一生实践告诉我们的事情。

加缪最终是否自由了?我不知道。我想,他也许有未来得及告诉世人的答案吧。但他已经告诉我们足够多了。

身处于无处不在的荒谬之中,虚无、疏离、异化,就是精神的自杀,而我们要超越荒谬地活下去。

(疫症中的日记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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