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前記者。關注新聞、文學、Storytelling、心理健康與精神疾病。

我们本不该一再陷入悲剧性选择中|疫症日记01

《疫症都市·地铁车厢》


最近这段时间来,我想所有中国人都突然陷入一种极端的环境中,漫天的疫情之下,新春的祥和快乐早已荡然无存,这也可能是大多数人记忆中,最不一样的春节。

而疫情所暴露的一切,无论是天灾带来的死难,还是那些显而易见、令人发指的人祸,以及极端状况下,不间断发生的人道灾难,都在无休止地冲击着我们的心灵。

开始时,我每天在阅读大量的新闻报道,网络上来自武汉或者湖北网友的求助帖、自述贴,相信许多人也是如此。

然后心理学科普贴开始出现,告诉我们,这是“替代性创伤”,我们在这时候应该告别、远离这样的灾难信息。

我尝试了两天,这期间我错过了一些新闻,比如《在人间》的那篇凄惨自述,比如许多医院直接面向全国网友的物资求助……但后来,一一地,我都补上了,这是我们避无可避的悲剧信息,就像这是我们逃无可逃的真实世界一样。

心理学的建议固然是好的,但我想,让我们避免“替代性创伤”的建议,或许适用于正常的社会环境,在这极端的时刻,这根本不是替代性的创伤,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经历的直接创伤。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面对和思考,是什么让我们到了这一步?

我也必须在憋闷在家的日子里,尝试书写记录下来。

由于信息实在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许多案例也有类似之处,我只能选择让我印象深刻的事作为案例,聊一聊我的思考。

今天想聊一个相当剧场化的案例,几乎等于一个“电车难题”的现实翻版。

很多人应该和我一样都在困惑,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具体令人伤心的个体悲剧,就发生在武汉人或者湖北人身上,令人心碎。

官方媒体的微博下,也满是“武汉加油”“湖北加油”的留言,但当真实面对身边的武汉人、湖北人时,这样的“加油”往往又变成了隔绝、排斥、声讨。

前几天,一架从日本回上海的客机,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19个武汉乘客被其他上海乘客排斥,拒绝这些武汉人上飞机,当这件事被一名武汉网友上传到微博,本意是希望网友支援时,几乎迎来了全网的死亡诅咒。

这位武汉网友的声明是:ta是正常旅行;自己也被航班证实没有发烧等感染现象;旅行前武汉并没有封城,众人怎么能因为她的户籍(更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而剥夺ta坐上回程航班的资格?

在这样的理由基础上,保护ta的权利是正常的人道选择,有充分的道德基础,这是我们赖以维系人类文明的基石。

然而上海乘客也有自己的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的是极端的怀疑:

我怎么知道你是正常旅行,而不是像那个吃退烧药去法国的武汉女生,还要发朋友圈炫耀?我怎么知道你是在武汉封城前出来、而不是在宣布封城后偷偷出来的?何况由于信息瞒报、疫情扩散,武汉封城都是后来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你之前没有感染、现在过没过潜伏期?就算你没问题,其他武汉乘客呢(有人爆料确实有武汉乘客发烧)?何况你们还要落地上海,万一有感染源怎么办?那危害的极有可能是更大的群体……

在这“极端危急”的状况下,基于这样的怀疑,似乎也有其道德基础,那就是更大部分人的利益——尽管这一道德基础是相对脆弱的,本身就包含了重大的道德损伤,势必会引起事后道德的责难。

网友痛斥的理由大致也和其他大多数乘客一样(当然,你确实没法解释他们对这位武汉乘客所有恶毒的死亡诅咒,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完全的遵纪守法、看上去毫无恶意的人)。

把这一趟飞机视为一场隐喻的话,它像极了一个“电车难题”的真实案例,《蝙蝠侠:黑暗骑士》、《雪国列车》、《三体:黑暗森林》这些流行的电影小说里都有不同的思维实验变体。我这代人,似乎是第一次在真实生活中目睹它的直接发生,我们的上一代人可能见过更多。

所幸这趟航班,远远没有到达电影和小说那样需要结束个体生命的更极端程度。

这是最让我和身边朋友惊讶的地方。也许真的,这就是大部分人面对极端危机时的真实反应?永远不要高估人性的善良,因为当面对真实的极端测试时,大部分人都过不了这关。

于是不可避免的,相当多人在面对这次测试时,做出的就是一个在正常环境下,并不人道的选择。

但你可以去指责那些同样可能遭遇疫情的其他乘客“很邪恶”吗?

好像也很难,因为在极端的怀疑中,面对很有可能到来的更大灾祸,如果全飞机上海乘客被感染怎么办?如果上海也被大量感染怎么办?

——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因为我们遭遇了一场最难的选择,就是一场没有正确答案的悲剧性选择。

我想,那些咒骂在外地的武汉人的网友心里应该也清楚,这场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武汉人和湖北人。在他们的城市里,暂停了公共交通,到处有无法得到救治的轻症患者,重症患者生死未卜,许多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危险中昼夜工作、缺乏医疗物资,市民处于长久的惊惶、悲痛与无力中。

而在湖北以外的湖北人、武汉人,则大量地遭遇身份信息泄漏、被骚扰诅咒、无法住酒店、在工作城市也遭遇各种歧视……也因此,《人物》杂志的一篇文章担忧,这次疫情过后,非常担心武汉人所遭受的心理创伤。

这就是目前我们遇到的现实。而我举例的航班,只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诸多极端状况的一例,它只是在这其中爆发得更集中,冲突更剧场化。

在人类历史中,我们遭遇过很多极端状况,面对过许多没有正确答案的十字路,经历过很多悲剧性的处境,但设若是纯粹的天灾,我们可能只能感受来自上帝的荒诞,那似乎超越了人能思考的极限。

但历史上,我们更害怕的是人祸带来的伦理困境——就是一切本不至于如此,本不必去激发社会整体性的“恶意”,去举国实验人性之恶的边界。

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希望建立一套善的人类制度,制度性奖赏善行和利他从而利己,制约而不是根本上改变人性之恶,本意就在于此。

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了,但你仍然不得不去一再重复地去假设历史:如果疫情可以及时通报、而不是在一个多月以后?如果没有多方都说自己无权公布疫情的制度之困?如果8名最早公布疫情的医生不会被“训诫”,而是让信息自由流通起来?如果新闻媒体可以在一开始就自由报道,让公众知情,且不必担心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湖北省两会面子的重要性,不会高于公众人身安全的考量?如果当地政府官员、卫生部门有基本的担当?……

任何一个“如果”,如果提早发生了,武汉市民也不至于信心满满地去四万家庭的年夜饭,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良好地运行着,后来武汉绝不至于突然封城,各大医院不至于人满为患,许多家庭不至于支离破碎,武汉人、湖北人也不会在外地遭遇极端的猜测,外地人也不至于暴露出这样合理(但包含巨大道德责难)的恶意,不至于让全国人、乃至全世界面对这样的极端处境。

前些天,在家里看完了HBO的《切尔诺贝利》,里面的苏联核物理学家就面对了一场悲剧性的选择,当只有人可以去清除受核污染的水箱、被核污染的楼顶,而如若不清理,则是整个大陆遭受核污染与核辐射时,这些人就只能被牺牲掉。而最后一集在法庭上的审判,则告诉我们,一切都本不至于如此。

我们所有人所希望的“善的系统”,不是在造成巨大的人祸后,又可以举全国之力去解决它,这真的真的不是优势。

善的系统,是尽量不制造人祸,尽量不制造极端的道德困境,尽量不制造一架必须丢弃无辜受害者的飞机,尽量不让人去面对悲剧性的选择。

希望这一次后,我们能够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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