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自由作者。

“向深圳学习”,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的深圳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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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系的基础问题重重。但作为一个在深圳的美国人,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我无法干预中国,却可以使用筷子……人类学家是外来的宠物。”
美国人类学家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组织创办的“握手302”核心成员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吴丹、张凯琴、马立安、雷胜、刘赫。图片来源:马立安


美国人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在深圳生活至今已26年。她记得,从1995年自己第一次来深圳做博士论文起,一旦遇到比较开放的交流场合,这里的人们都喜欢问她一些自身更感兴趣的“深圳问题”,仿佛她拥有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2020年秋天,由她主编的新书《向深圳学习》(Learning from Shenzhen)中文版举办发布会,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了。

“Learning from Shenzhen”,2017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时,这本书的中文版面世。作为一本学者论文合集,这并不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却意外收获了很高的公众关注。那天的新书发布会上,深圳书城的读者阶梯座无虚席,许多人蹲坐在上下楼梯处,后来的人则站在一旁,伸直了脖子,希望从这位久居此城的美国学者口中,得到一些关于深圳的答案。最后的问答环节,有老青少三代人分别获得机会,向她提了三个的问题:

一位老者首先问她,“很多在深圳生活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是深圳人,什么时候大家才会认为自己是深圳人?”;接着是一个1997年出生的女孩,“我随家里人在2000年来到深圳,长大后发现深圳房价太高,没有归属感,你对我们这代人有什么建议?”;最后,一个十岁的小男孩问马立安,“请问怎么写好作文?”全场大笑。

“这里的每个人都倾向问跟自己相关的问题”,一年后,在蛇口的一家咖啡馆,马立安回忆道。

更准确一点,这些“深圳人”都试图提问的,是自己与深圳的关系、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位置和未来。这或许也是某种深圳特色,问题或许不够“高端”,但一定出自自身与这座城市的关联。在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一个和深圳研究并不怎么相关的著名学者——访问深圳时,也面对了诸多深圳公众的疑问,如何从大历史角度获悉这座城市的未来。更不用说马立安,一个长期生活在深圳、研究深圳的人类学家,自然要面对许多“深圳人”以及他们各自所期待获得的解答。事实上,多年以来,她也一直在寻找着众多深圳问题的“答案”,在多元蔓生的城市肌理中思考启示。


 01 用深圳思考 

“你可以用深圳思考现代性是什么、

思考城市化是什么、

计划经济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

《向深圳学习》一书,从多个面向做出了学术层面的“解答”,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几位学者共同写道,“移民是属于这个城市的先决条件,而不是阻止产生归属感的东西”:正是来自全中国的移民,而非“自上而下的计划”,成就了这座如今的模范城市。在马立安研究的部分,尤为关注深圳的城中村发展。在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由于承载了大量的移民与廉价的城市空间,使得这些“深圳客”得以在其中获得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一处落脚点。由乡村变为城市新村,新村变为“城中村”,和世界许多其他城市处于郊区的贫民窟不同,这里的“城中村”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水电方便,构成了过去的几十年里这座城市活力与繁荣的源泉。

关于这本书能够出版中文版,并且受到欢迎,马立安笑着说,“因为名字起得好”,“在中国人看来,’学习’无疑是好东西”,但事实上,她认为这本书如果翻译成中文,更应叫“深圳的启示”——“深圳的经历有很多可以借鉴,但是借鉴,好的坏的都有,不完全都是好”

最早时,作为人类学家,她所接受的训练是去到异国,研究他乡,初心并非为当地做研究,而是为“自己的老家”做研究——那会让她发现不同的“人类可能性”。深圳除了是移民之地,更可以让马立安思考很多深圳以外的东西,“比如,你可以用深圳思考现代性是什么、城市化是什么、计划经济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

长期的研究结果构成了这本《向深圳学习》,这并非一本赞美之书。最初组织学者写作时,是因为美国学界关心深圳特区30年发生了什么。到了2013年,初步写作完毕;2015年,修改交至芝加哥出版社;2017年,出版英文版;直到2020年,中文版问世,此时,特区已经40年。

如今的“深圳问题”也已大不相同,她甚至觉得,在现在的深圳,她所扎根研究的“城中村”的那个时代也将进入过去时。

聊起书里所研究和记录的深圳事物,她回忆道,里面所写到的白石洲、大芬村、机场、打工妹,和当下对比,早已是另一番光景。这可能是因为“深圳速度”实在太快,“很多事情都变了”,也因为人类学研究并不是新闻报道,需要大量时间的积累,“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个要害,就是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什么所处的今天是这样,就需要同时看历史、看现在在发生的事物,既要深,也要广,这是很难积累的知识。”

“其实当书出来时,我已经觉得这是历史材料了。”马立安说。


 02 人类学家是外来的宠物 

“我们关系的基础问题重重。

但作为一个在深圳的美国人,

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

我无法干预中国,却可以使用筷子……

人类学家是外来的宠物。”

1995年,马立安还在美国莱斯大学念人类学博士,那时她关注休斯顿的工业环保问题,因为一次做翻译的经历认识了中国访问团队,被邀请至深圳。因为彼时深圳电子产业兴起,她预料到工业污染会成为城市问题,本打算做关于环保的博士论文,但来到深圳后,却鲜有访谈对象愿意跟她聊环保,大家更想聊的是发展。

她把这些窘境也写进了后来发表的博士论文《Strategic Recognition: Watching the State in Shenzhen》中。在论文中,她记录自己和一位中国朋友的关系,以及自己作为外来研究者在深圳的感觉,“我们关系的基础问题重重。但作为一个在深圳的美国人,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我无法干预中国,却可以使用筷子,我不具威胁,充满人情味,容易被安抚,很可能是文明的,总是天真得吸引人:人类学家是外来的宠物。”(作者译)

年轻的马立安也试图在这期间理解“深圳精神”。在《何为“深圳精神”》的一章中,她研究了访谈对象们“闯深圳”的概念,那意味着“一个人征服经济特区的努力”,她试图给出的移民深圳梦则是:合法的定居、一份好的工作、建立自己的家庭,改善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地位。

那是一本读起来相当有趣的博士论文。但要是对比她近些年的研究,20多年的深圳生活,已经塑造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马立安,也塑造了她笔下和当年博士论文里很不一样的深圳。比如在博士论文中,马立安会用到“面子”、“关系学”等概念来分析和经历深圳,而这些概念在今天带来的洞见,远不如她后来关于深圳的论文和文章那么具体。

在九十年代,马立安说,“我跟人交流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很多话题说不到一块儿,因为他们在做的对比、他们关心的问题,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他们要积累的东西和我要积累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她不了解八十年代的深圳,不了解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没有社会主义世界的生活经历。而如今,她经历了深圳最近的近三十年,“我积累了时间,很重要的一点是,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在深圳。深圳变了(我也在变)。

做完博士论文后,她得到过美国高校的数次面试机会,但在那时,美国人类学界并不觉得深圳如此重要,她也对找到一份终身教职并不上心。此时,她在深圳遇到了从北京南下的剧作家杨阡,两人结为夫妻,在中美移居的过程中,共同觉得还是“深圳比较实在一点”。这也让马立安得以继续研究这个迅速崛起中的城市。

如今,马立安对深圳的理解已与上世纪90年代做博士论文时很不一样。莱斯大学人类学系有先锋的传统,是人类学后现代转向的重镇。在这种背景下,她有和传统学者不一样的做人类学的方式。从2005年起,她开始写作一个名为“Shenzhen Noted”(深圳笔记)的英文博客。当写作到第五六年时,网站上有人留言惊呼,竟然才发现这个关于深圳的博客,我则在15年后阅读这个博客史,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这是一个理解深圳的宝库:学术研究、人类学日记、城中村艺术活动、城市的变迁,都做了极其生动的记录。阅读时会让人觉得,她在记录和思考深圳的同时,这座城市也深刻地改变了马立安和她的人生。也正是在阅读这些博客文集时,我才意识到,很多人把马立安视为深圳研究的权威之一,却忘记她也是来到深圳的移民,要经历移民所需要经历的一切。


 03 握手302,一座城市的好奇心 

“不是我们帮助白石洲,

而是白石洲帮助了我们。”

2019年4月,《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通过后,马立安在博客上写道,“一位从事城市规划的朋友曾经对我说,没有人意识到,当政府在经济特区建设一个城市的时候,村民们正在建设另一个城市”。“深圳一直在讨论如何处理城中村的问题。该市一半的人口都曾在这样或那样的城中村里生活过,数百万人在那里里建立了母婴店(等小商小铺),通过小额资本投资来养活自己和家人。现在深圳选择对这些空间进行整治和升级——不是全部拆除和驱逐居民——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是一种胜利,因为它明确承认了这些村子对深圳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被干预改造。”到了2020年1月又一轮“城市更新”开始后,马立安再次重走白石洲,她在《所有人都去哪里了》一文中写道:

昨天我走在白石洲,回忆起我们匆匆离开时的喧嚣。自行车和摩托车、汽车和移动货车堵塞了炎热的街道,我们在回家、上班、购物或出去吃宵夜的行人中挤来挤去。昨天,即使是曾经拥挤的食品巷,也已经大部分被遗弃了;在巷子和主干道的交叉口,有几家商店仍在营业,但更普遍的感觉,却是离开和焦灼地等待。

马立安所指的“匆匆离开时的喧嚣”,是她和张凯琴、吴丹、雷胜、刘赫一起创办的艺术空间“握手302”搬离白石洲的日子。

这个她们最初决定每半年换一个城中村租住的艺术空间和工作室,最终因为白石洲的交通、食宿、购物的方便,一直从2013年,“玩”到了2019年夏天。因为艺术介入需要的所有素材,都能够在这个巨大的城中村里找到,“握手302”租金也便宜,容忍她们做着不同的艺术实验。

2009年开始,深圳三大城中村之一的岗厦村开始拆迁,到2011年,白石洲也传出拆迁消息,马立安和一批建筑师、艺术家意识到城中村对于深圳的重要之处,想在那里做点什么,于是组成了“城中村特工队”。最早发起项目的,都是深圳的建筑师、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他们希望让人走进白石洲,以新的眼光看待城中村,向社会展现其中价值。

“握手302”就成了城中村里的独特空间。她们也成为住在白石洲的深圳人,和这里的人们在交流中互相信任,每天在城中村里走得多了,理解就与日俱增地不同。

在《向深圳学习》中,马立安写道,“白石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片区”,人口密度大且多元。曾经的白石洲拥有15万人口,在经历数十年自然发展后,已然是一个拥有多阶层结构的“城中城”,咖啡厅、酒吧、小学、托儿所、大排档、艺术工作室、各种亚文化聚落,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此丰盈地生活着。一篇名为《“失败”白石洲》的文章曾这样记录马立安和“握手302”面对的疑问。为什么一个从美国远道而来的人类学家和艺术家,会选择白石洲的出租屋来做这间名为“握手302”的工作室?

马立安因此不得不一再回应,“不是我们帮助白石洲,而是白石洲帮助了我们”。在最近这一次的访谈中,马立安又重复了当时的话。因为“握手302”能够自由做社会艺术实验,大半得益于白石洲低廉的生活成本,能够“容忍”不同的人一次次不同的玩法,代价不高,“而在深圳,大多数人的压力在于,他们付不起失败的代价。”

也是在这里,“握手302”发起了长期的艺术家驻村计划,也有白石洲寻声漫游、墙迫症、算术、单身饭等艺术活动。例如“算术”,参加了2013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外围展,她们经过对30多名新移民的采访,选择了一个从事设计工作的白领作为代表:与其他二人合租一间城中村住房,每月的平均收入5000元人民币,开销之外每月结余2000元,这时便开始了他的“算术作业”,是选择储存还是花在社交和享受上……这个深圳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这样活值不值”。

这种“玩”的态度,同时贯穿在马立安在这座城市颇受市民欢迎的“城市走读”活动里。最初,她本是拿到一笔城市规划的研究经费,写成了城市研究论文。然而研究报告没人感兴趣,她便带着深圳的建筑师、规划师“走”了一遍这份报告。最开始,便是走读白石洲。

而后,沙井、观澜、大浪、蛇口、福田、华强北、东门、湖贝、沙头角,都逐渐走读了下去,因为是握手302的公开活动,除了建筑师,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其他“深圳人”也开始加入进来,他们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或者被年轻妈妈“强迫”带来的孩子。

“在走读过程中,会发现空间是那么具体、有趣。有的地方,原来我真以为没什么可说,但在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是那样子的。”

“这是一种城市的科普或历史课吗?” 

“科普太严肃了”,马立安觉得。她和那些跟着她走读城市的移民聊天,发现通常的情况是最开始来深圳,很实际的要租住在一个地方,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适应城市的工作节奏,而两三年后,会突然发现,不知道身边的生活,也不了解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好奇心便来了。

“我没有发现过一个没有好奇心的人。满足好奇心很重要。”最近一年,福田街道办和“握手302”合作,希望马立安能带着福田区的白领们,去了解他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街道,“他们也希望能留住这些在这里工作的人”。


 卷宗对话 

卷宗Wallpaper*简称 W*

马立安 Mary Ann O'Donnell 简称 M


W*  怎么定义“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

M:“来了就是深圳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在地”的理念,因为我总觉得,原住民不是深圳人,在我最初来深圳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他们是深圳人,会说他们是老宝安人。所以“来了就是深圳人”其实是一个“非在地”的理念,它也让你联想到一点,就是出生在深圳的深二代,他们是什么样的深圳人?如果深圳的精神来自“移民”,那如果你出生在这儿,你是什么样的深圳人?因为深圳的一个典型就是从外地过来人,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你的父母是这样的人,而你出生在这儿,不需要拼什么,就是顺着这个潮流,那么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深圳人?

如果回到“来了就是深圳人”去分析,这个意思其实是你不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而是你是来了,展现出来自己的价值,把自己塑造成了深圳人。它不是一个能通过出生获得的身份,而是一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的身份,这是非常现代的一个价值观。它不是深圳才有,但可能在深圳比较明显一点。如果从历史上对比的话,一百年前的上海也是移民塑造的,五十年前的香港也是移民塑造的,二百年前的曼彻斯特也是移民塑造的,就是先经历工业化的这个过程,它本身需要的劳动力会带动移民,而这些从自己传统的生活状态中被带动去移民的人,似乎是我们现代社会中很典型的身份。

W*  为什么叫《向深圳学习》?是谁向深圳学习?

M:因为英文是“Learning from Shenzhen”,而“Learning from Shenzhen”是中性的,它不是表扬性的。“向深圳学习”在中国人心里是毫无疑问是好的东西。英文里“Learning from Shenzhen”的意思其实是可以借用、借鉴。也是借鉴不同地方的经历,而深圳的经历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但是借鉴是好的还是坏的没有定性。

其实我们去理解一个地方的目标是发现不同的可能性,就像当年中国派了领导去新加坡、去欧洲、去美国,他们也没有完全照搬每个经历,而是看它做了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如何学习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别人的经历变成了一个反思的可能性。人类学特别喜欢说用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去思考,其实你是在用深圳思考很多东西,可以通过深圳思考。

W*  把深圳作为方法。

M:对,可以用深圳思考现代性是什么?城市化是什么?计划经济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我们说深圳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因为我认识好多东欧的人他们都觉得中国很像他们老家,在很多方面都觉得很相似,这不止是很多建筑的风格,还有一些社会的组织、社会的理想等等。所以我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朋友会觉得深圳和他家乡的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这边的人多,语言是中文。

W*  《向深圳学习》的书名乍一听有点像是一个毛式口号,另外其实也借鉴自建筑师、建筑学者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一本叫做《Learning from Las Vegas》的书,正如你刚才提到,它可能不单单是一个积极影响,它还有很多潜在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问题的探讨,在你看来,深圳的复杂性和问题在哪里?

M:其实怎样理解这个标题,它也和“向大庆学习”类似,是每个时代的一个典型,而改革开放的一个城市化典型就是深圳,所以通过深圳其实能看到中国发展、中国城市化的很多缩影,而不完全是在地的。比如关于上海的研究,其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并没有深圳所能代表的改革开放的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你要是想了解近代中国五四运动等历史,你就非去上海不可。所以《Learning from Las Vegas》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在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一个整体文化精神和发展的趋势,那不是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城市,而是作为一个想象中的消费场所的趋势,所以你在看它的时候不止是在看一座城市演变来判断它是什么意思,而是它会是告诉你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深圳的文化地理其实没那么简单,例如宝安是说粤语,龙岗那边是说客家话,罗湖、福田这边是说围头话等等,其实这跟现代化是一体的,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一体化的东西会掩盖掉在地主体的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其实深圳的城中村也没有那么一致。所以你看到,比如福田的城中村真的是“品质城中村”,而蛇口这边的城中村其实是非常小的,罗湖那边又比较复杂的,但当你去了宝安,那儿并不像一个城中村,而更像是广东的一个镇,如果你去到龙岗——因为是客家地区,本来那里人口不是特别的多——会发现它的发展相对落后,所以现在深圳所有的历史建筑基本上都在龙岗。

这四十年以来深圳有过发展的地方,很多历史痕迹都拆了,现在深圳在推的很多历史建筑物是客家的,但历史上这边也不都是客家。所以这些细节的东西在一个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当中会给掩盖掉,而它具体的发展其实是跟这些细节都相关。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就像“来了就是深圳人”一样的。因为深圳的人口现在是两千万,但是可能来过深圳的人口应该也有四五千万。来了又回去了。最让人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的现代化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特别容易忽略在地的生活所需要的多样的可能性。

W*  你的“握手302”项目最初为什么选择在城中村发起?

M:一开始我们有一个想法,因为深港双年展一直在做“什么叫城市化”这方面的内容,一直在研究城中村。深南大道周边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城中村,黄贝岭、蔡屋围、白石洲大村、南山。而2011年就拆了两个。我们大家都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机,我们想去白石洲看看能否“向城中村学习”,去了解白石洲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它提供了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可能城市建造者不会做一些小的事情,没有一栋楼、一大块地他们就不做了,而艺术家和人类学家,我们小的东西也可以做。所以我们就决定留在白石洲。

开始的想法不是留在白石洲,而是都出一点钱,先做半年看看,如果做得好,可以移到另一个城中村,在那边看看能做些什么。最初的想法是在不同的城中村看看在不同的村里做艺术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带来不同的灵感?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白石洲方便、便宜,就留下来了。两条地铁、深南大道所有重要的公交路线都去那儿了。吃的、喝的、材料都有,我们原来做的所有的作品和创意都能在白石洲买到材料。

W*  看到深圳正在面临的大规模城市更新,你觉得会给这座城市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M:来深圳的人都会受到影响,我甚至觉得,在现在的深圳,城中村时代已经过去了。原来深南大道的巨大城中村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繁华的、有特别好的经济机会的、有特别便宜出租屋的城中村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城中村更像是一个住宅区,就是比较便宜的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而以前深圳最早的模式是居民住的和他工作地的距离不远,而随着交通的发展,尤其是地铁的发展,住宿、工作和消费这三个功能布局越来越独立。

较早的时候——就说2010年以前,岗厦拆迁之前——基本上在深圳换了工作会换住宅,除非他们是买了房子。后来从2010年到差不多新冠疫情期间,新冠和白石洲的拆迁是同时发生的。很多住在白石洲的人原来在岗厦,很多在岗厦的人原来住在蔡屋围,然后更早在东门打工的人,有的住蔡屋围,有的住黄贝岭。很多在华强北做山寨开发的人,就住在蔡屋围和岗厦,原来福田开发的时候,这些工人住在岗厦和在白石洲、南山、蛇口的人很多,也住在南头、老街等等。就是说,头三十年的深圳,应该是你想在哪里工作,附近都会有一个城中村,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W*  之前说到“Learning from Las Vegas”,可能一些人会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同质化大景观描述成“拉斯维加斯化”,而深圳早期会把“世界之窗”这样一个主题公园作为认识世界的窗口,在当下,你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有哪些自己的看法?

M:我没有觉得中国城市拉斯维加斯化,澳门除外。因为在拉斯维加斯,赌博经济是它的核心。但如果将现在的后工业化(或者没有工业化)的城市经济比喻成是一种“赌场”,这是《Learning from Las Vegas》带来的一种思考。对比澳门和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会发现,两座城市中大资本对整体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相似的,而且已经发展到当地人口不够支撑整体经济运营的程度,需要国际人口的补充才能支撑那么大的赌场。所以拉斯维加斯开始的基础是要吸引整个美国去赌博,因为只有一个加州不够支撑它的规模。我们现在不生活在一个能依赖当地人口、当地经济而生存的时代,所以那些城市都变成了某一个大网络的落地点,然后不同城市的区别在于,你能在你的城市集中多少这些点。纽约和伦敦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很多跨国总部企业都在纽约落地,伦敦也有,但是伦敦还有属于英国国家的很多东西,东京也是这样,因此他们在资源上比纽约的来源多,当然因为美国大陆比英国和日本更庞大,可能纽约能展现出来很多“点”。

当我在看深圳时,会去看那样的一些东西。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处不国际化的地方。所有地方都国际化了,区别就在于是怎样的国际化。是不是只有资源?别的地方会到这里来挖掘资源,然后把这些资源运输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看传统的规划理念,更在于怎么发掘在地的资源。而现在规划的区别是,我们就是国际网络中的枢纽,我们要拼命在自己身边集中很多的“点”,金融的点、物流的点、科技的点、文化的点等等,我们要所有的这些点。我们要在某个地方落地,才能支撑这个以国际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化过程。现在深圳的经济模式,也不是深圳自己能单独支撑的水准。就像美国一些城市的生活水准,也不是美国当地能支撑的。所以我觉得,《Learning from Las Vegas》的启发在这里。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时候要说的是“向城中村学习”,而不是“城中村的启示”。每一个市区的城中村都不一样,它展现出来的完全是具体历史的多元碰撞,它让我们意识到地理、历史、文化、工业化程度、商业化的基础等等所有的这些复杂元素在落地的时候,能够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城市空间,它是不可能跟其他地方一样的。当我们推行单一的城市化模式的时候,会忽视掉这些具体的元素,建造的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忘记具体的生活、在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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