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前記者。關注新聞、文學、Storytelling、心理健康與精神疾病。

切尔诺贝利的前奏|疫症日记02

《亲历切尔诺贝利》,[俄]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 著


一、在灾难中重估一切

“石墨在燃烧,向大气中喷发出成千上万居里的放射性物质。然而,反应堆不是就这么完了。长时间隐藏在我们社会里的脓疮才刚刚开始爆发:自鸣得意与自吹自擂的脓疮、腐败和保护主义的脓疮、目光短浅与自私自利特权的脓疮。现在,由于它已经腐烂了,成了一具充满了谎言和堕落的旧时代的尸体,让空气中充斥着辐射的恶臭。”

“所有在场人员的头发和衣服上都沾上了放射性物质。和死神一样,放射性物质并不会分辨谁是部长,谁是普通群众,它会落在任何碰巧经过的人身上,还会穿透他们的身体,但是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没有防护服或是测量辐射剂量的仪器,毕竟,辐射值是正常的,既然这样,谁还需要防护服和仪器呢?”
《亲历切尔诺贝利》,[俄]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 著

这是苏联核物理学家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在《亲历切尔诺贝利》一书中的描述。这两段话让人印象深刻,巨大的核辐射成了惯于遮掩的系统无法再继续彻底掩盖的灾难,同时,它如此平等不分贵贱,不讲政治地施加给所有人。

看完HBO的短剧集《切尔诺贝利》后,我读了这本放在书架上好几个月的书,不同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用受难者的第一人称记录下的个体故事,格里戈里是一位出入克里姆林宫的核物理学家,他掌握了苏联核科学发展的许多内情,并且在核灾难发生后,被派往切尔诺贝利,亲历这次灾难的前后。

在这本书里,他不仅将灾难的真相细致还原到分秒之间,还追溯了灾难前的漫长前奏——那是一切何以至此的深层原因。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苏联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对他的评价是:“这是第一个完整描述整个事件的人。”

读完这本书,又看了另一些剧评文章后,我才知道,剧中核物理学家列加索夫在法庭上的那段关于真相与谎言的台词,现实中的列加索夫没有说过那样的话,HBO的编剧更像是根据格里戈里这本书创作的。

这些天,我强迫自己,在灾难中阅读灾难。病毒和核辐射一样,如此无法掩盖,如此广泛地施加于每一个人。

像上一篇文章《我们本不该一再陷入悲剧性选择中》写的那样,这是我们逃无可逃的世界,这些层出不穷的人道灾难,绝不是替代性创伤。

无论是阅读新闻,直面同胞的巨大不幸,还是亲身经历惊惶与愤怒,或者是阅读过去的灾难,我们都不得不睁大眼睛,对过去这些年所被告知的一切,进行痛苦的重估。

事实上,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便是,其实切尔诺贝利早有前奏,那些没有如此显著的灾难一直在不间断发生,但是却一直被系统掩盖。

如果说HBO的剧再现了切尔诺贝利的开始及其后果,那么本书,则把前奏描写得如此惊心动魄。


二、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的灾难,本来是最好的警告

格里戈里在书里同样记录了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的灾难,这本来可以成为苏联最好的警告。

“1979年3月28日美国宾州三里岛核事故,导致世界上很多人,对核电站安全性的幻想破灭了。”格里戈里写道。

那时候,格里戈里已经是核子能联盟的部门主管,原子能联盟是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下属的一个负责核电站运营的部门。

当三里岛核事故发生后,格里戈里和同事们非常渴望知道更多的信息,因为他们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苏联。长久与核电站的装机、维护、运行打交道的核科学家们,通过这些一手经验意识到,核发电站实际上离发生故障或灾难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事早晚会发生,类似的事故也可能会在这里重演。”

格里戈里希望知道更多的事实,以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但是,在苏联的情况是这样的:

“没有人详细地告知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之前在核电站工作的人员。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事故只是印在情报资料上,提供给了政府部门的首脑和他们的副手。”

格里戈里不解——

“为什么要对这次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故的相关细节保密呢?要是信息传递及时,这种反面教材可以帮助我们确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在当时,惯例就是这些负面信息都掌握在最高层的领导手中,每向下传达一级,就会经过一番审查和筛选。然而,即便是这些经过审核的信息,也还是会让人们悲观地认识到,就算是做了所有预防措施,核能会造成辐射这一自然属性也不会改变,人们也意识到有必要让公众知晓这些问题。”

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与“核电站完全安全”的官方说法相悖。

在此前,作为专业人士,格里戈里已经知道,核工业领域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一些严重的违规操作事件和故障已经发生,发电量获得了史无前例提升的同时,这些宏大工程带来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然而,让格里戈里担忧的是,核能产业工作者的责任感明显地松懈了下来。

安全的神话不仅误导了公众,误导了政府官员,也误导了核能产业工作者,在号称操作简单、没有任何危险的核电站,他们不再有那种敏锐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

美国三里岛核辐射的爆发,本来是一次避免切尔诺贝利的绝佳机会。


三、谎言构成的安全神话

在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前几十年,核能安全到底是如何被宣传的?

作为从业科学家,格里戈里写道:

“整整35年时间里,无论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在电视上,我们的科学家向普罗大众宣传的都是截然相反的内容。市民们也充分相信和平的原子是万能的灵药,它们非常安全,对生态没有污染,是可以信赖的。核电站的安全性让太多人欣喜若狂。”

他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的同行所发表的片面言论。

1980年,M·A·斯蒂利科维奇院士在月刊《星火》(Ogoniok)中疾呼:“核电站就像天空中的明星一般,整天闪耀着!我们应该把它们播撒在全国各地,它们安全极了!”

作为核能科普,国家核能利用委员会副主席N·M·西涅夫轻描淡写地说:“核反应堆就像是常见的炉子,反应堆的操作人员就相当于司炉。”

1984年,物理能源研究所主任O·D·卡扎克考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称:“虽然核电站的废弃物可能非常危险,不过它们可以压缩得非常紧凑,因此可以存放到一个与自然界隔离的地方。”

但是事实却是,当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时,根本没有地方存放该废料。在之前的几十年里,也根本没有建任何存放核废料的设备。

于是,在切尔诺贝利爆炸后,苏联不得不在爆炸后的反应堆高辐射的环境中建造一个,建筑工人和安装人员也因此暴露在严重的辐射剂量之中,就像HBO的剧里拍摄的那样。

而反对和质疑的意见则从来无从发表,即便是来自专业人士——像格里戈里的质疑与担忧,也无法得到发表。

1985年,能源电气化部部长马约列茨刚一上任,就在能源部文件上签署了命令:“禁止公开出版、广播和电视报道与能源设施对操作人员、公众与环境造成的不利生态影响相关的信息。”

当时,为了迂回地表达对核电站的担忧,格里戈里写了四篇有关核电站的小说,题目分别是《操作人员》、《专家的意见》、《核反应堆》和《核灼伤》,而当他试图出版这些作品的时候,出版社的答复颇有意思:

“你这是什么意思?院士们常常明确表示苏联的核电站是极其安全的。基里林院士甚至想在核电站旁边建一个花园。你却在写这些东西!在西方国家可以这么做,但在这里不行!”

就在这样的狂热中,切尔诺贝利的灾难越来越近。

在被制造出来的安全神话里,人们首先是丧失了质疑的权利,接着丧失了质疑的愿望,只能相信这一切就是如此,不知再有一年,就会大祸将至。


四、整个国家悲剧的缩影

格里戈里还记录了一次核能高层会议的过程,而这次会议就发生在1986年初。

在格里戈里眼中,苏联会议部长副主席谢尔比纳,这个提拔马约列茨的官员,没有丝毫的核电站相关知识。

但是他“极有主见”,比如关于核电站的建设时间,总是坚持自己规定的截止日期,“从不从技术角度考虑影响时间的其他因素,比如核电站建设,设备安装以及运行和调试程序等”。

1986年2月20日,格里戈里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由核电站运营负责人和负责核电站建设的官员召开的会议。

他看到,在提交报告时,运营负责人和建设负责人每人发言2分钟,而经常打断他们的外行谢尔比纳,则要讲至少35到40分钟。

接下来的一段对话让人震惊。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高级建设官员R·G·肯诺克,对谢尔比纳的要求实在忍无可忍,鼓起勇气,用低沉的语调说:

“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反应堆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无法在1986年8月前启动,因为设备送迟了,复杂的计算还没完成,在计算基础上的安装也才刚刚开始。”

谢尔比纳非常愤怒,“嗯,好极了!这里有个人自己规定了截止日期!”

他还提高声音喊了起来,“肯诺克同志,谁给你的权力用自己规定的截止日期来代替政府规定的日期?”

“截止日期是由所使用的技术规定的,”肯诺克固执地回答道。

“算了吧!不要逃避问题!政府规定的日期是1986年5月,就在5月启动!”

“但是5月底前特制的钢筋才能全送到。”肯诺克又说。

“那就让他们早点送!”谢尔比纳催促他说。

…………

权力的意志盖过科学的安全评估,在这次会议上暴露无遗。

接着,格里戈里还记录了他和这位不服气的肯诺克的一段对话:

会后,在克里姆林宫的休息室里,肯诺克对作者格里戈里说,“你看到了整个国家悲剧的缩影。我们自己说谎,我们教我们的下属也说谎。即便是有值得说谎的原因,那它们也还是谎言。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而此时,离切尔诺贝利事故只有两个月,肯诺克的话如同绝望的预言。

所有这些,带来了切尔诺贝利漫长揪心的前奏。但没人能够阻止。列加索夫无法阻止,格里戈里也无法阻止,肯诺克自然更无法阻止,直到国家悲剧不再以缩影而呈现,而是带来不可挽回的巨大后果。

这些记录如今读来,懊恼沮丧,感叹每一个节点性时刻,都被令人揪心地错过。

最后,我想引用萨哈罗夫为这本书写的书评中的一段作为结尾:

“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必须贯彻‘公开化’这一原则,包括它的原因和后果。我们必须将真相公之于众。对于影响我们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生命和健康的事情,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也都有权利参与决策,因为这一重要决策,事关我们国家以及全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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