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岸
夕岸

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關注全球南方的媒體與社會運動,歐美極端右翼與激進政治。

美国的青年反枪运动:被高估的青年,被误解的运动

这是一周多前给土逗公社写的,洁平让我转发过来。写这个其实不是想讨论反枪议题本身,而是探讨如何看待民主国家青年运动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运动的成功是少年/青年的功劳,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去借鉴他们的抗争手法。

未编辑稿:

三月末的March for Our Lives, 吸引了全美各大城市一百多万人的参与,又为美国当下的社会运动图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反复被传媒提起的,是运动鲜明的青少年色彩。佛罗里达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们,在年初的悲剧后迅速行动起来,在传统控枪和拥枪派的混战出现之前,就提出了自己响亮的议程。他们的年轻和无畏,吸引到更多同龄人加入组织团队,为自己赢得了潮水般的舆论支持,以及宝贵的主流传媒版面。

但是,在庆祝游行阶段性胜利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从运动结构、媒体报道、核心诉求等多个层面去反思这场胜利的意义。甚至思考这次的成功,在致力于推动政策议程的同时,是否也暴露出美国社运的内在矛盾?

被高估的青年

对年轻世代的支持,大概是超越派别和国界的,这也是为何一群美国高中生们的倡议,可以在社会上引发积极的连锁反应。但是,这场March for Our Lives游行却很难被概括为一场纯粹的青年运动。媒体所谓的“越战后最大的青年运动”,更是极具误导性。

华盛顿游行现场对抗议者的抽样调查显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与比例只有区区一成。而抗议者的年龄平均数是49岁,反而高过此前大部分类似的游行。

将学生视作唯一发起人,将所有功劳都归于一堆中学生,也忽略了民主国家社运的动员特色。学生运动家的背后,有着庞大的组织网络的支持。这次游行,除了得到控枪组织“支持枪支安全城镇联合会”(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等的协助以外,泛进步阵营的鼎力支持更加关键。主要的组织包括妇女大游行团队、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 (Planned Parenthood)、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CCP) 等全国性网络。Women’s March官方团队旗下的青年组织在3月中旬的时候,已经发起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校园出走 (Walkout),为24日的游行积攒了人气。

进步阵营的组织和不少商业公司都是策略性地参与其中。由于前两次妇女大游行的成功,华盛顿举行的类似活动,已经给各路进步组织造成了不小的同辈压力:即使不那么赞同运动主诉求的组织,也感到需要参与其中来获得更多的曝光度。NAACP和运动的主诉求就不是完全重合的,但自从枪击发生后,NAACP一直在支持全国学校分部的控枪讨论,赞助组织里的青年运动家去游行现场。NAACP的诉求并不复杂,因为之前除了Black Lives Matter外的几乎所有社运,黑人都只是被邀请参与来证明运动的多元性,而从来进不了决策层。这次,他们派出全国各地的黑人青年运动家加入游行,试图把黑人社区的贫困、公立教育的凋敝、警察暴力、白人至上的讨论带入控枪的大诉求之中。

讲台上美国青少年们的勇气和智慧,当然值得激赏,但我们也不需要高估他们所能迸发出的能量。在民主国家,只要选对议题,发动一场一天的游行并不困难,难的是运动之后怎么办,这也需要青年运动家们珍惜并批判性地看待手里拥有的运动资源,区分真正的同盟和策略性的同盟。

被误解的运动

游行的人数,演讲人的出色发挥,是否是最重要的运动指标?社交媒体时代的运动几乎都是靠弱联系动员,规模本来就容易高过传统媒体时代的集会,破人数纪录并不说明问题。更重要的指标在于参与者的特征和动机:他们为何参与游行,何谁一起游行,之前是否参与过类似的活动,他们是否也积极投身其他公共领域?从运动的参与者结构来看,近三成的人是第一次参与游行,这些人平时的政治参与也相当有限。在这场游行后,这些人是否会继续参与各类社会和政治运动,哪怕是否在中期选举投票,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媒体也忽视了天气这个变量。此次大游行选在三月末,正值很多公司和学校的春假,日期又和华盛顿的樱花节重合,恐怕也是游行人数爆表的原因。天气对社会运动的影响,绝对不能被低估:今年美国国际妇女节的罢工集会人数较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前一天正值东部严重暴风雪,道路积雪未化,影响了潜在参与者的出行。

最后,如果美国所有的进步社运都能有效推动政治议程,也许各类棘手的问题早就解决了。问题恰恰是,传媒对进步社运的高度关注,使得它们往往忽略保守派在同一时间的反击。这也是为什么在枪支话题上,尽管每次枪击后公众舆论都会大幅波动,但总体来看,二十年来美国人观念并没有朝着支持控枪的方向移动,千禧一代和年长者之间的差距也没有想象的这么大。

佛罗里达枪击后,和往日一样,各类拥枪组织的会员数都出现了明显增长,这还是在公众集体抵制NRA的背景下发生的。24日游行后,NRA会员和枪械制造商等词汇的谷歌搜索热度也出现了飙升。虽然网络搜索并不代表实际行动,这样的数字依然值得人担忧。事实上,很多社会学的研究都显示,从福音派茶党,这类保守派的运动之所以可以长盛不衰,常常就是借助对进步主义的妖魔化。进步主义运动的高涨,往往反而成为保守派蓄力的契机。

美国传媒与社运的安全区

游行结束后,我所在的一些美国社运邮件组中,不同城市的行动者纷纷发回了自己的游行见闻。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这次确实有些不一样。具体来说,多年来被白人垄断的美国主流社运,终于有了更多少数族裔的深度参与。在洛杉矶等城市,BLM的青年运动家们站上了前台。虽然在绝大部分城市,参与者依然是白人居多,但他们对于Black Lives Matter之类的标语,接受度明显高了不少。各族裔的参与者会跟着一起喊口号,这在一年前都是很罕见的。

但这些有意思的细节,在传媒的过滤下统统消失了。对青年世代的称赞取代了更严肃的讨论,运动的控枪议程,指向的是以NRA为主导的利益集团、保守政客。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投票箱来解决,一切社会运动也都是为了投票服务。这再次显示出美国媒体的忠诚反对逻辑:成功的运动只能针对政策,不能反对国家。传媒报道的时候,也要突出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而弱化更激进的,超越两党政治的少数族裔解放、反监控社会和反警察国家的色彩。连纽约客的评论都提到,这大概是近些年“反建制色彩最弱的一次社运”。

依照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两年前的反达科达输油管抗议,同样有青少年运动家领导,却几乎不被主流媒体提起的原因。因为这场抗议无法被转化为选票上的成果,商业公司的支持也没有好处。运动不仅直接反对国家,还直接挑战到私有产权的观念。有些青年,永远比其他青年更平等。

只有在所有的激进元素都被悄悄抹去的时候,美国的运动才会被拿上台面作为榜样。归根结底,这样的社会运动,只是一门有着正面社会意义的产业。社会运动的商业化、产业化和制度化都没有错,它常常能够更简单粗暴地击中目标。但这远远不是当代政治运动可以采取的唯一模式,也远非被寄予厚望的下一代所能介入政治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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