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素

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

舆论的混战与孤独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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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讨论的非理性趋势与政治话语的缺乏

我越来越不想打开知乎。

2017年,我注册知乎的时候,怀着很美好的期望,想把它当成一个获取知识和分享知识的平台。然而遗憾的是,那时的知乎,已经盛极而衰。

大约是2017年夏天,先是与性相关的话题受到诸多限制,然后是2018年3月,一些段子导致知乎被下架整顿七天,一批活跃的老用户被封号,加上知乎自身的商业化运作导致用户下沉,知乎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大量话题不允许讨论,再加上用户整体素质的下降,知乎对时政的讨论,已经彻底变成了毫无理性可言的极权主义暴民狂欢。

知乎上有两个热议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英文版在亚马逊预售”,一个是“方方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我观察并归纳了点赞超过1000的答案,整体上观点如下:

1、认为欧美需要用方方来抹黑中国,用讽刺的语言预测方方会得人权奖项,会成为西方媒体评选的年度人物。

2、认为方方的日记对抗疫并没有用,反而导致中国被世界攻击,她的日记在国外出版,是为欧美攻击中国提供材料的卖国行为。

3、有来自武汉的网友认为方方消费武汉的灾难,夹带私货,格局和见识太低。

我的一些朋友试图在知乎反驳这些论调,而我对此毫无兴趣,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知乎的审查使我们只能用大量的替换词和隐喻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这样写出的文字是难以传播的;第二,我们和这些参与批斗狂潮的人,根本就没有理性讨论的基础,他们不但过度情绪化,而且极度缺乏政治学常识,使用的话语极端匮乏:方方是“公知”,代表了体制内“吃饭砸锅”的“恨国党”,得到了“西方的”认可,说要反思的人都是“记国家的仇”……和这些人交流时,我们想到的是道理,可是对方脱口而出的是一串十分简单的概念,直接给对面扣上帽子。

这个时候,我会想到《1984》里面的“newspeak”——大洋国为了消除思想而生造出来的“新话”,任务就是消灭一切不必要的词汇,使语言只剩下骨架。小说中负责编纂新话辞典的人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

现在对政治立场的定位,已经只剩下了“公知”和“五毛”,“爱国”和“恨国(带路)党”这样简单的词汇。但是,做过政治光谱测试的人都知道,政治立场的分类五花八门,细细分起来连十多种都不够概括,仍然能够继续细分——比如有些测试把新儒家主义作为一种立场,但实际上新儒家只能代表一个中国人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倾向,在认同儒家文化的同时,这些人可以支持专制也可以追求民主,在经济上可能倾向社民也可能倾向古典自由主义。所以,新话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消弭了这些政治立场的差异,仅以是否“爱国”来衡量一个人,而此处的“爱国”又仅仅是指事无巨细地和官方保持一致。

其实这种对语言的阉割、扭曲和简化良有以也,从反右运动开始,一切敢于质疑、批判和反思的人(无论是针对整个体制,还是针对某个机构的具体行为)统统被打成“右派”,而紧跟党和政府步伐的人被称为“左派”,到改革开放以后,尊崇毛泽东、赞成扩大政府权力的人被称为“左”,其他人都叫做“右”——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古典自由主义。因此,在今天考察“中国特色”的左和右,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和政治学的左右标准相去甚远,这种概念的混淆,导致了国人讨论公共话题时语言和思维都极度匮乏。

这一点,无论是在攻击方方的人身上,还是在她本人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攻击方方的主力:小粉红

从方方和她的中老年支持者们甩出“极左”这个词的时候,我就知道,她输定了。

时代已经变了,和她一样经历过文革的人,对她可能支持也可能反对,但这些人的意见主要在酒局和牌桌上表达;能上网来攻击她的人,则是以90后和00后为主,这些人常常被称为“自干五”或“小粉红”,而不是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他们的思想基础也不是文革时基于个人崇拜的“左”。

把这些“自干五”和“小粉红”称为“左”,是在文革年月出生、长大的人常犯的错误,用国内这一套混乱的政治语言来概括这些爱国愤青,并不利于认清他们的本质。

50后和60后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和年轻人之间隔了一堵墙。他们不愿意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在我看来,有时他们对年轻人的态度甚至是蔑视。这种隔膜是因为中国社会实在发展得太快,以至于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能力:他们这些差了十多岁的人,在恢复高考之后的十年接受了教育,那是物质贫乏而精神生活突飞猛进的十年,他们大学时代是啃着馒头,读着书写着诗度过的,而现在的年轻人拥有网络,拥有诸多他们看不懂的亚文化圈子。

老知识分子本能地觉得年轻人不可理喻——例如老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沉迷于网络争执是浮躁浅薄、浪费时间的罪恶行为,而对年轻人来说,在追星的圈子里,对骂乃至于人肉搜索简直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只是一种日常娱乐,是一种追求认同感的行为。

老一代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去倾听和理解年轻人,但宣传机构不会放弃对年轻人的努力,近些年来“团团”(共青团中央微博号)的崛起就是最好的案例。宣传机构采取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爱国的口号简单化、娱乐化甚至饭圈化(把国家比作偶像,刻意迎合热爱追星的年轻人),新时代的小粉红开始批量产生,而老知识分子仍然固守在80年代遗留下来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对此一无所知。

想要了解小粉红,我们首先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为他们画像。

从物质方面来说,这些爱国年轻人大概满足以下条件:出身于城市中产、小资家庭,家里有稳定的收入;没有接触过体制内官僚,没有体验过不受限制的公权力的可怕;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大学,一部分人甚至可以在父母的荫庇下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找到体面的工作。从精神方面来说,他们对政治有一定的关注度,但只看官方新闻和被官方收编的“正能量爱国博主”,相信国家是在党的带领下走向繁荣富强,对其他信息本能地拒斥,特别喜欢通过攻击国内外的异议人士来获得精神快感,表现自己的“爱国”。一旦有人戳破了他们吹起来的泡泡,立刻群起而攻之,用这种非常无脑、非常低端的行为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个人和几位比较忠党爱国的朋友保持私交,他们的情况大概如上所述,我不知道以后如果他们接触到了社会,见识到了官僚体制,甚至自己被铁拳砸过一次之后会不会有改变,也许有的人经历了这些事会有变化,但我还有一种更深的忧虑:他们的变化或许只局限于认识到中国也有黑暗面,但由于他们本身政治词汇的匮乏,他们即使感受到现实的不合理、表达出不满,也与正常社会的公民相去甚远。

对现实逐渐产生质疑的小粉红大概只有两种表现:一是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希望中央做主,派包青天拿着尚方剑来给他们主持公道;二是沉迷于苏联和毛时代的幻梦。这两种话术都可以用来揭露和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实,但从本质上来讲,不但无法撼动极权的基础,反而可以说是与极权统治合流——他们仍然会使用着在体制内绝对安全的话术,用极度狭隘和封闭的态度与国内外一切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对抗。

(三)传统的失落与现代政治常识的缺失

许多年前,当朋友圈逐渐流行开的时候,我们就逐渐开始产生一种认识:在朋友圈随便转发评论时事的内容,搞不好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去年和今年,在朋友圈、亲友群和饭桌上避谈一些话题已经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去年是不谈香港,今年是不谈美国、不谈方方。

为了家庭生活和朋友圈子的和谐,为了自己的心情不被虚无缥缈的政治干扰,隐藏一部分观点,对个人来说,确实是理性的选择。但从社会角度来说,当一个热点事件长期持续,人们不断地承受着信息冲击,甚至连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的时候,无限的逃避是在向现实投降。

我们可以策略性地回避冲突,但不应该放弃思考——如前所说,政治语言的匮乏使讨论变成了划分立场、互相攻击,并且,双方越来越鸡同鸭讲,丧失了讨论的基础,那么,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个人认为,可以用前文所说的“政治话语的匮乏”来解读这种现象:由于概念的混淆、词汇的匮乏,思维和语言也一起被限制住了,在今天,我们谈论政治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一套大家共同认可的话语体系,或者说,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存在对于政治的科学认知,既难以从中国古代的“谏臣”传统出发,正确地评价敢于对时政提出意见的知识分子,又不能运用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国家、政党、政府、公民之间的关系。

观察知乎的舆论,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网民对“知识分子”的轻蔑,他们引用毛泽东的著作,认为只有微博上反映疫情、求助的才是人民的声音(他们浑然忘了当时武汉求助的三姐妹如何被“爱国博主”孟驰大佐带人肆意辱骂),像方方这样的知识分子,想得无非是如何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给美国带路等等。他们并非不知道中国古代的士人传统,但他们发自本能地对这种传统不屑一顾。

中国的儒家自古以来有关注社会现实、批判当权者的一面,《礼记·儒行》里讲“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唐代的杜甫之所以被誉为“诗圣”,是因为敢于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敢于批判“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穷兵黩武行为,他也曾经因为直言进谏被贬官——尽管中国古代专制的传统根深蒂固,可是即便如此,关注民生疾苦、直言敢谏,仍然是中国传统士人所共同认可的优秀品质,敢于进谏和批判的人并不很多,但每个名字都足以彪炳千秋。在人人识字的今天,理想的情况是士人传统不只局限于一个精英的小圈子,而是全民继承这种传统,每个人都关注现实、敢于批判,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却令人遗憾——这种良好的传统完全被遗弃,成为了批判、嘲讽的对象。

传统的东西丢掉了,可我们又没有进入现代社会,极少有人能理清国家、政党、政府、公民的关系,服从权势成了最响亮的,也是唯一正确的声音。进而,疯狂的仇外、批判敢于提出温和意见的人,也都成了不容置疑的正确。

这些网民完全活在自己的臆想里,他们从头到尾缺乏政治学的基本素养,用自己接受到的那一套教育、自己生活的环境臆测其他国家,由此闹出了一系列笑话:比如他们认为“欧美”是铁板一块的仇恨中国,分不清欧洲和美国的不同政党派别、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分不清媒体和政客的区别,甚至认为方方日记是“西方国家”能找到的唯一的弹药——毕竟,他们也实在没见过真正的西方媒体,没见过这些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又是如何批判他们自己的政府。

但是我们很难和这些人讲道理,长期的洗脑导致中国人心里已经有了“自带墙”——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自我审核,以及对现代政治理念的排斥。提到国际形势就认为大家都在欺负中国,提到国内形势先体谅政府的苦衷,认为政治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评论的。

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们认为不谈论政治就能躲开政治,但实际上,今年的情况已经充分证明,任何一个人都逃不开政治。平时顺从和冷漠,就要承担被恶政蹂躏的后果,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仍然不思悔改,对蹂躏他们的体制展现出无限的忠诚和热爱,批判敢于提出极有限、极温和的意见的作家。

他们永远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公民,因此我无法与他们讨论,我只能闭嘴,微笑,心里被悲哀和绝望填满。

(四)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做一个人

实际上,我对方方和她的日记没什么特殊的感觉。

今年她开始写日记的时候,着实洛阳纸贵——倒不是因为现在还用纸,而是因为总被封禁,如何在围追堵截中先睹为快并保存、转发文章,和审查机制打游击战,已经成了疫情期间的一大乐趣。

但我那时候是没有享受这种乐趣的,与方方相比,我更揪心方斌、陈秋实、李泽华这三位公民记者;现在大家都在批判方方,却鲜少有人知道这三位真正的勇士的名字,知道了也没法在网上发出来。

方方不是公民记者,她就是个作家,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捡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她写的日记也十分克制、委婉而温和。

我和一个武汉朋友聊天,她说她觉得方方的日记并没写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自我审查太严重了。她又说,她一个同学的父亲是过劳猝死的医生,被追授了烈士,她现在完全不敢看那位同学的朋友圈。我知道继续聊是在撕她的伤疤,但当时我已经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于是提了个残酷的问题,问她知道的人有几个去世,新冠或者因为其他疾病没法入院都算,她说,有三个。

那天下午,在自己的空间里提了一句要写篇关于方方的文章,另一个湖北的朋友给我发来了完整的《方方日记》,她家在偏远地区,一月上旬曾经在武汉转车,幸好有惊无险。

我重新读了方方的日记,其实,只要能把《方方日记》的原文发出来,许多对她的咒骂都不攻自破了。她的日记里确实充满了牢骚之词,但在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被禁足在家里,每天听到的都是熟人乃至亲朋好友的死讯,在微博上看到同一座城市里生活的人全家感染又无法得到救治,试问谁没有牢骚呢?方方又写到那些善良勇敢的人们: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的警察和环卫工人,下沉到基层的干部,小区里帮大家采买物资的热心邻居,对着采访话筒痛骂官僚主义的殡仪馆员工……她从未抹杀过这些人的奉献和付出。

知乎里那些答主指点江山时口口声声说着“人民”,可他们并不知道《方方日记》里出现了多少个活生生的“人民”。

至于所谓造谣云云,方方她不过是守在家里刷微信和微博,她没有记者证,没资格到一线去采访,她也只能听各种消息,并且迅速的记录,如果有什么错漏,及时修改就是了。倘若她为了五毛所要求的“不造谣”,去学那几位公民记者,恐怕现在等着她的就不是被全网批判,而是直接进友爱部了。

这是一个什么世道?大家都在批判《方方日记》,却容不得这本书在国内出版,网上也没见到几个人引述原文。如果他们是没读过,那我在鄙视他们胡说八道的同时还会有一丝同情,如果他们读过了还违心地参与批判方方的大狂欢,那我只能用我想到的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们。

能厚着脸皮炒作舆情,没胆量让一个老太太说几句心里话;能心狠手辣地抓捕几个拍了照片的调查记者,没胆量公布他们的名字、他们到底犯了哪条法律。

我本来只是受到了这些记录者的感召,想作为一个90后,记录我所能看到的网络舆情,分析我所知道的小粉红,但在凌晨四点半,支撑我继续写下去的是汹涌着的感情。

大家都不是英雄,方方是个退休的体制内老太太,方斌是个做服装生意的,陈秋实和李泽华是两个受过高等教育、各自有大好前途的90后,都是普普通通的人,都是怀揣着一份感情,为了实际上确实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发声——这在古代叫做为民请命,在现代叫行使公民的言论权利,承担公民的社会责任。

陈秋实曾经如此对他所爱的国家表白:“我最爱中国三样东西: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山河,中国的人民。”此时此刻,大家坚守的位置是中国,脚下的土地是中国,在为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发声,这些东西在国外出版、在国外的媒体和视频平台上传播,我觉得不是贬低他们的祖国,恰恰相反,他们让外面的人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他们贬低的,只是那些尸位素餐、脑满肠肥的赵家人,而现在,他们或忍受法外拘禁或承担无数谩骂,而他们为之奉献的人们在赵家人的指挥棒下狂欢。

我想到李承鹏在2008年说过的一段话:“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我认为,不能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与敢在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如果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十二年之后,勇当家丁的精神赵家人更多了,敢说真话的人更少了。这些家丁不只在外面冲锋陷阵,对内还殴打赵老太爷看不惯的村民。

这一幕很熟悉,我在很久之前就知道,事情就会是这样的。

但我还是希望,在没有英雄的时代,能做一个人,一个即便谈不上顶天立地,至少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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