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平凡的家族史：太爷“三先生”

早晨醒来看到友邻转发孔网这则公告，提到与德国同事聊当年查抄禁书的事，据说德国没有那么严，只要不摆在客厅，一般不会被查出来。如果放在储藏室里还被查到，除非是被举报。

于是想起我太爷的事来

大学时有一天，我爸忽然说：“还以为你小时候也就着迷看那么几年书，没想到现在还是那样。”

我说我不会变的。

他嘿嘿一笑，“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你太爷烧书的事吗？”

我说我当然记得。

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了。作为当年据说“方圆百里唯一的教书先生”，太爷曾经有过很多书，即使后来当成柴火烧掉，做饭烧炕也烧了一周。

“小时不懂事，还觉得烧书好玩，帮着烧”，说到这里我爸总是会叹口气。

“要是藏起来，留到现在得值很多钱了吧？”

“不烧也不行啊，都知道他书多。”

但是那一天不同。他说，“其实还剩下几本，我拿出来给你看看吧。” 然后从储物柜的深处，他翻出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包裹。拆开塑料、报纸、布的三层包装，里面赫然是十几本线装书。我翻了一遍，没有算得上“古籍”的，只是几本辞典、应用文模板书和兽医书。

“只有这样的能留下来，好的都烧了。”“但也算是咱们家唯一可以‘家传’的东西。”

我爸是同一辈里最爱看书的，所以这些书传给了他。那天他说，“看来这些书以后就得是你的了”。

还记得自己那天有多激动，尽管那些书肯定“值不了多少钱”，但是就像是一个“迷”忽然破解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为什么是这样，以后又可以是什么样。

只不过我没想到，要烧书的那天仍然可能重来。在这个时代就算是烧炕做饭也用不着它们了，轮到我时我又能用它们来烧什么呢？

一种平凡的家族史：太爷“三先生”

太爷大概是1907年生人，1996年去世，家里男孩中排行老三，是最小的孩子。祖太爷种了一辈子地，当时终于攒了点儿钱，舍不得让老幺也种地了，但那时东北地大人少又偏远，周围又没个认字的人，就送出去读书。读到十六七岁，太爷回来开了镇子里第一个私塾，从此他所有同辈人里认字的人，哪怕比他年纪大的，也全是他的学生，到了我爷那一辈仍然如此。全镇人都以“三先生”称呼他，甚至包括我奶的父亲（我的太姥爷）也是太爷的学生。

日军占领东北时，想让太爷去做类似“里长”的事，他当然不干，于是被抓进牢里，太奶变卖家底，隔了一个月才终于把他赎出来。表面没落下什么明显的病，但从此直到死，手边都不能离开茶杯，他永远要确保水就在自己一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这个“怪癖”成了周围人的笑谈。

我出生成长的前十年，也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太爷因为患上了所谓的“老年痴呆症”，意识逐渐丧失，行动也越来越困难。从我有记忆起，他就已经几乎无法正常说话了。我很害怕正面遇到他，因为他空洞的眼神白白的，会照直朝着我往前走，仿佛看不到我。那时调皮捣蛋，去太奶屋里玩时，总是故意问木木的躺在床上的太爷“一加一等于几呀？”，太爷很少回答，运气好时才会颤颤地回说，“二……” 我很难想象他居然是个“有文化的人”。

我对他的记忆，就停留在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和一只握着大茶缸的手上。他去世后又过了十几年，二十多岁的我第一次听说“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才意识到他被关起来的那一个月可能经历过什么。

后来就解放了，他的儿子娶了他学生的女儿，他的学生娶了他的女儿。划分成分时，因为有学生当了官，庇护他于是偷偷划了个“中农”，但是不再允许教过去那些书。他人到中年，不得已开始学种地，但是一直种不好，实在太穷养活不了所有孩子，只好把最小的孩子过继给了远房亲戚。太奶百岁生日时，被送走的老姑奶从成都回来东北看望亲生母亲，说的话是浓浓的四川口音，她们很难听懂彼此。

爷爷是太爷太奶唯一的儿子，55-56年考进了当时筹建中的长春一汽，终于离开了祖籍地，后来和新婚的妻子我的奶奶一起成为了一汽建厂的第一批员工。再后来，就是我爸陪太爷烧掉藏书的那段历史了。随后太爷太奶也离开了乡下的家，搬来了厂区。在最动荡的那些年里，尽管太爷的学生里有人被打死、打残、精神失常，但他的孩子因为都听他的话学了工科，所以都还平安地熬了过来。

但是他越来越沉默，本来话就很少的一个人，后来几乎再也不肯说话了，直到家里人发现他是生病了，但也没什么，毕竟人老了么。

我记忆里他最清醒的一天，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天。那天爷爷因为要回老家上坟，临走前想着帮他剃个头，擦擦身子。都收拾完了，爷爷和爸爸叫我过去，说“你太爷今天特别头脑清楚，你跟太爷聊聊吧”。

我问：“一加一等于几？”

他说：“二”。

“一加二呢”？

“三”。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是x吗？”

我很惊讶地看着他，就像他很惊讶地看着我。那一天我们第一次那么清楚地彼此对视，那一天他的眼睛是看到了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爸说：“你快去上学吧。你太奶说太爷好像不行了。”

晚上回来时太爷已经不在家里了。忘记了是谁说，“早上看到时，瞳孔都扩散了”。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死时，瞳孔是会扩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