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之精神疾患的一線：通路，還是塞路？

今天早上起來，看了一部電影，叫做《你永遠比那些傢伙年輕》。我不知道製作這部電影的人究竟有多感性，我只看到裡面講述了一名忽然去世的青年。他在去世的前一天還好好的，沒有半點異常，第二日便選擇奪去了自己的生命。他後有留下遺書，說雖然對這個世界還有一點點的迷戀和牽掛，但選擇不去牽掛。請大家不要追問為什麼，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好友為此感到自責：為什麼自己連半點異常都沒有察覺呢？當有人問起，他只答沒有察覺，可是他卻埋怨自己，怎麼可能沒有異常呢？第二日便選擇奪去自己生命的人，怎麼可能沒有異常呢？這就是製作這部電影的人對此的全部詮釋。如今對於忽然選擇去世的人，連解釋的氣力都沒有了，只答是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然而卻又無比真實，他心中的焦灼追逐著自己，去到角角落落歡笑的瞬間，但卻在一個人決定去死的瞬間，甚至不需要半點理由。

星期一的時候我去精神科複診，告訴醫生我沒有吃藥，並且也過得很好。一場歡歡笑笑，好像看診就要結束。不知怎麼的我卻談到最近喜歡喝酒，醫生做出一副大驚小怪的樣子，我揮揮手，說，要麼吸菸，要麼喝酒，人總得對什麼上點癮吧？是吧，菸酒性藥毒糖，總得嗑一樣吧？醫生拉住我的手，語重心長：妹妹，當你覺得要依賴什麼的時候，就已經不對了。試著去耐受一下吧，她對我說。我笑著接受，走出診室，卻想人非得要活得那麼健康不可嗎？在精神科醫師的世界裡，究竟什麼才是健康？什麼才是正常？抽菸酗酒亦都不允許，人人都得活得像《我們》裡的標兵一樣，沒有半點娛樂與感情嗎？醫生建議我做心理諮詢，我說心理諮詢沒有半點用。她說你得先相信，相信才會有用。那麼醫生：為什麼有人好好服藥也看心理醫生，最終還是選擇奪去自己的生命呢？

前年有認識的人選擇奪去自己的生命，在網路上亦泛起不小的波瀾。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人說這是中國式的哲學之死，網路上則開始大談現代年輕人的「空心病」。小小的波蘭亦很快被撲滅，他的去世卻永遠留在我的心坎裡。當時，我瘋了似的很想知道她究竟為什麼選擇去死，試圖解明一兩個原因，可是我也知道，這種事情給你一百萬個理由你還是不理解，因為正是這種時候，奪去一條生命的複雜癥結，僅僅個人可見。

這同樣說明了為什麼電影裡的青年，選擇去死卻不留一個原因。編劇試圖傳達那一兩個原因，他提到焦慮，可是看上去是那麼地蒼白無力。上文提到那名選擇奪去自己生命的人留下的遺書裡，袒露了自己求醫問藥的辛苦歷程。最後卻說，心理醫生無法理解任何，從那裡得不到任何幫助。我的主治醫師說：如果找不到，那就繼續找。作為醫師她的立場表明：生命永遠是開闊的，只要尋找，就有希望。大眾何嘗不願你那樣去想？奪去自己的生命的網絡博主豈止一兩位，曾經我不理解的，感到唏噓與遺憾的，那一條條生命的離去，令我感到悲哀、無力。昨天晚上我再一次與我曾經的心理醫生連線，我覺得自己在鏡頭的這邊笑得很燦爛。這不是假裝，而是因為我過得真的不錯。我告訴她，這次找回與她連線的理由是，醫生建議我這樣做，即使我不認同，但我還是這樣做了。於是我跟她聊到最近一些開心的事情。

面具這個東西人人都有。患有心理疾病的人，通常以微笑的面目示人。他們比任何人都懂得假裝，也比任何人都懂得微笑的意義。如何面對這個面具——是一個深刻的命題。有人選擇戳穿，在恰當的時機，他非要問你為什麼？有人曾這樣對我說：如果笑不出來，就別笑了。我感動之深，當下笑容便凝固，險些掉下眼淚。可後來又何嘗不是一如既往地以微笑示人，我的朋友親切地稱呼我，為親切，正因為我的微笑面具時常掛在臉上，讓人看了覺得很舒心。還有一些時候，當我在微笑的間隙里，忽然擺出一副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深刻面容，對面的人往往會嚇一跳，覺得看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我想說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化學反應很重要，如果這個時候我願意敞開心扉，話題也許會順著一個方向往下滑，而在另一個極端裡，我會收拾起來面容，繼續與對面的人嘻嘻哈哈，談論一些有的沒的，天方夜譚。

昨天晚上的對話裡，心理咨詢師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容。雖然當時我沒有說，但事後卻想越覺得不舒適。這就跟幾多年前，第一次有人向我告白，告訴我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時候，我擺出來同樣一副面容。事後我天天向她追問，你還好嗎？你還好嗎？她自然會感覺到和我昨天晚上一樣的壓力，當然我也是後知後覺，多虧她告訴我。後來我告訴我的朋友，「你還好嗎？」這句話好比無形的壓力，分分鐘壓垮一個人最後的心裡防線。多年之後，朋友才告訴我，她終於懂得我這句話的含義。所以，千萬不要輕易問別人：「你還好嗎？」這句話，很有毒。

咨詢師雖然沒有對我說這句話，但她對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好像在說這同一句話。就在我擺明態度，告訴她我過得很好，只是沒事找你聊聊天後，她卻硬要拿自己當個「心理醫生」看待。這是令我感到不適的源泉。有時候，令你感到妳是病人的壓迫感，正來源於身邊人對你所採取的態度，方要知道，這種態度會殺死許多人，要謹記。

隱形的精神疾患，存在於角角落落。若然不是身邊有親近的人患有精神疾病，則很難真正意識到它的存在。就像我事後才想起來，母親那邊的家族病史似乎存有精神疾病這一欄。卻叫人緘口不提。我認為我的母親大概也患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疾病，因為她情緒波動起來變化莫測，甚至異於暴躁。她不懂得說話，也不愛說話，更不會說話，這對我們的小家環境造成影響。我父親一個樂天的人，成天嘻嘻哈哈，無比健談，如今在家也不善言語。奶奶對此只表明：他想說話，找誰說呢？最近母親不在家，我和父親的關係要好，但終歸看得見現在的天花板，無法再越過去。我心裡常想：母親就這樣在外地久久不要回來才好。

昨晚慶祝父親升職，與他聚完餐後，這些複雜的感情通通交雜在一起，讓我感覺無比疼痛。同時因為前些日子在沙發上睡著，感了冒，我很頭痛，病痛往往也能搗毀人的一層心理防線。以往來說，頭疼起來，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怎麼又頭痛了？這類似於一種生在心底裡的絕望，我想不亞於大多數懷抱身體上舊疾的人，正是這原因使我常看精神科醫生。醫生從不給我下病名，只叫我解決這個問題，做事情要鬆弛有度，不要令自己的頭腦緊繃成一條線，任自己的情緒起起伏伏。頭腦緊繃，引發頭痛，這是我時常感受得到的徵狀。因為愛用阿普唑崙，覺得它是最有用的藥物，有段時間至於服用成癮。朋友得知後告訴我這是不好的，不能這樣子。我覺得他們的要求太嚴格，若不嗑點什麼，人該怎麼活下去呢？

我的頭痛時時刻刻提醒著我，你的頭腦不健康了，精神力在往下滑了，該休息了。但卻在休息的片刻又忍不住去想手裡落下的一攤子事：什麼時候做？怎麼做？做得好嗎？做得到嗎？做不到怎麼辦？到底做不做得到？思緒過於複雜是我無法拋開的一個生存特徵，一堆事情永遠積壓在我的腦子裡，讓我沒有辦法釐清，一件件去梳理，一件件去完成。兩個月前從某位朋友處得知：這何嘗不是ADD的症狀？我感覺現在的人好像喜歡給自己隨便安放一個病名，好像這樣才可以安然接受自己的徵狀。她說自從接受自己是ADD重度患者之後，只剩下如何與這樣的自己相處這一課題，如今她過得很好，她也是一名ADDer。

我有時候甚至想給這些懷抱精神病症的人頒發一張殘疾證，好讓周圍的人不要那麼步步進逼，壓迫他們。這個世界對這樣的一群人實在是太不抱有善意了。去年偶然讀到一篇文獻，後來再反反覆覆多次地讀。它叫做《Culture, Psychiatry, and the Written Word》，作者是J. C. Carothers。Carothers在文中指出精神疾病與社會文化間的關聯性。提出了兩個與社會相關的主要考量因素：即聽覺社會與書面社會的差別。雖然精神疾病可見於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前者Carothers提及非洲非文明部落的生存狀況，即所說與所做之間形成分裂，造成精神疾病；後者則在敘述中表明，書面即視覺社會是對人所聽所見與所思所想之間造成分裂，正是這種分裂可使情緒擠壓在心底，成為誘發心理疾病之因素。用更具體的話語來闡釋，可以說視覺文化讓我們看到的永遠是和我們自身不相關的事實，與否，這些外來的觀念種植在我們的心中，與我們內在本真的自己之間形成拉扯，分裂。最終使我們懷疑：我是對的嗎？我可以這樣想嗎？他們說我這樣想是錯的，我真的錯了嗎？同樣是昨天晚上，我在社交平台分享一則有關谷愛凌的新聞。因為昨晚的憤怒與焦躁值已達頂峰。有人則來私訊問我，你分享的是什麼意思？於是我便與她解釋。她才告訴我：原來不止我一個人覺得奇怪啊！原來不止我一個人覺得有問題啊！她說看到大家紛紛在社交平台唱響高歌的主旋律，曾一度懷疑自己思考與感受的正確性。最後她總結說：一定要堅持自己的批判性思考，要非常非常、異於堅持，否則容易輕易被外界的有毒聲音給蠶食。

可見視覺文化對現代人荼毒之深，同樣造成人與人之間形成的溝通障壁。現代的媒介環境使我們內心真正的聲音不被說出、不被看到，從而不被理解、產生自我懷疑。若說這是為了國家統治好，彷彿也不見得它可被反駁。就連我想發問：現在這樣的社會環境真的宜於我們生存嗎？在今天看來這就是一個很蠢的問題。早上睜眼，醒來看到被入侵的不是自己的國家，是不是就應該感謝祖國的強大？僅僅一夜之間，就可以發生那麼多事。如今我也不想繼續思考了，因為如果所有問題都要細細去想，就會真的活得很累、痛苦、又絕望。在昨晚的那片黑夜裡，一切都那麼寂靜、那般漆黑，駕車回家的路上，令人暴躁。前面的車為什麼開得慢慢吞吞，如此氣人？他們為什麼要堵在我前面，讓我前行不得？昨晚我再一次深刻體會到，精神崩潰永遠只是一線的事情，永遠只差一線。線的這邊和那邊永遠沒有任何理由可言，活過去，就是明天，死過去，就是今天，永遠停留在今天、昨天、前天，停在無數個已經過去的黑夜裡，一天又是一天。

在對陶潛《桃花源記》的解讀裡，有一說點明了「漁人之路」與「問津者之路」。漁人之路是通路，問津者之路是塞路。有人說，若把人生比做遊戲，打過去，就是通路，沒有過去，繞了道，也不見得那是死路，卻只是塞路。塞路不是死路，只是一條沒有走活的路。於是可以得出結論：世上本無死路，只有未能走過的通路。即是塞路。這是一個非常樂觀主義的詮釋。想必也只能生在樂觀者的心坎裡。

最後想做一段沒頭沒尾的結語，本是寫在全文的最上方：儘管當我們了解精神疾病的存在，卻在走近它時發現，從來還只當它是一個名詞，對它背後的一切仍然一無所知。就正如我曾經深刻體會到的，對待精神疾病患者的界線非常敏感，很難說一句普普通通的話，在他們聽來是什麼樣子，在普通人看來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一件事情，或一句玩笑，在他們的世界裡卻有如重磅炸彈垂下一般友好。精神疾患腦中的一線異常分明，分明到好似普通人的心中沒有一線。我們從來不知道如何與精神疾患相處，更不清楚與他們相處所必須背負起來的責任或重擔究竟幾何。不懂、不聽、不看，我們不願承擔，亦不懂得如何承擔。哪怕是赫赫有名的精神科醫師，對待他們的病人也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幫助、或者共情。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社會裡，生存得既孤獨又艱難，頒發一張殘疾證給他們也不為過吧。因為精神健康影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使他們喪失一般意義上的行為能力。周圍人不明就以，仍然逼迫，施以壓力，好像他們同樣也給自己施加壓力。不懂得如何與精神疾病相處的，也包括患者本人。打通塞路何其之難，通路亦不見得處處都有。陶潛所選擇的「卸甲歸田」之路，何嘗又不是既為通路，又為塞路？

Lastly, 一句口白：oh，還是不要搞二元論了，二元論裡處處都是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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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引自J. C. Carothers (1959) Culture, Psychiatry, and the Written Word, Psychiatry, 22:4, 307-320, DOI: 10.1080/00332747.1959.11023186

2、深刻為字節的離世員工感到痛心。希望媒體可以繼續問責：究竟是什麼帶走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