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花

新聞系學生,喜歡美食聊天聽音樂。

性侵、愤怒与未来

Assault, Anger, and the Awaiting Future

他们很愤怒。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告诉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这个校园并不安全的信号,”22岁的Lindsey Weiss说。Lindsey是一个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特别的是,Lindsey用中性人称代词“他们”来称呼自己。

“我倒希望我能有个成熟点儿的回应,但说真的,我就只是特别生气,”Mia Weed说。Mia 是个21岁的姑娘,同时也是个学生活动家。

“我特别讨厌‘boys will be boys(男孩子难免调皮)’这句话,”Michele Weldon说,“我从小就一直听人们用,然而到现在这句话依然被拿来为男孩们的错误开脱。”她今年60岁,是三个儿子的母亲。

这怒火的背后是什么?

2017年2月底,西北大学校方收到了一份匿名举报,其内容是指控一个叫做“Sigma Alpha Epsilon(SAE)”的兄弟会在Party上给四位女学生的饮料中下药。然而,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调查,校方声称该兄弟会没有“性行为不当”的嫌疑,但依然违反了学校“关于酒精及社交的规章制度”,作为惩罚,SAE被除名一年,同时所有权利被终止。一年后的2018年,学校发布声明表示,虽然SAE将依然处于处分观察期,但该兄弟会已经在2018年九月开学时“成功且安全地”回归了西北校园。

SAE兄弟会西北大学分会的主席Tommy Vaughan表示,对于回归之后的SAE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遵守规则。“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守规矩做起,为之后的发展打下基础,”Tommy和兄弟们在自省的同时,也认真地为将来做着打算。

但显然,这“成功且安全”的说辞并没有说服所有学生,尤其是抗议活动的两位发起人Mia和Lindsey。

Mia和Lindsey之前都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这让她们对学校的决策产生了更多的愤怒与不满。去年(2018)十一月,Mia和Lindsey组织发起了针对SAE的两个抗议活动,以表达她们对SAE回归校园的抗议——一个是有多达350人参与了的抗议游行,另一个是静坐,大约有八十人参加。值得一提的是,SAE的总部就坐落在西北大学校园对面。于是在这两次抗议活动中,总部前面的空地上被抗议者们占领,变成了受害者们分享故事和人们表达不满的空间。 “就单单是有好几百人参加活动这一点就让我感动,”Lindsey说,“每个人的参与对受害者来说都是一种支持和慰藉。”

西北大学在声明中还提到,经过SAE总部对兄弟会成员的资格审查,有17位学生被允许重新以SAE成员的身份在2018年秋天回归校园,这其中有13位学生选择留在兄弟会并继续住在兄弟会的公寓里。但Lindsey嗤之以鼻:“这个所谓的新兄弟会都是旧成员组成的。而这些人之所以选择留下,说白了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校园里其他人的安全,只在乎他们之间的兄弟情义。”

在被问到“为什么选择留下”的时候,主席Tommy犹豫了。他承认,当时面对性骚扰的指控,他作为成员毫无自豪之情。“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在兄弟会的经历的确也让我得到了友情,学到了能让我受益一生的东西,所以我真的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SAE再次成为使我感到骄傲自豪的地方。”

Tommy知道学校同学们对SAE回归的不信任甚至是抗议,对此他表示“很愿意和持有反对意见的人聊聊天,交流交流。”遗憾的是,他说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来联系他:“我们也想成为努力的一份子。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成员们团结起来,深刻反省,就必定会有好的结果。”

尽管Mia将Greek Life形容为“性骚扰工厂”,但她认为,问题并不只是兄弟会那么简单:“我觉得个体案例都算不上是强奸文化,强奸文化指的是在组织和个体二者间对组织的偏袒和无休止的庇护。”Mia有种被学校管理层抛弃的感觉。

如Mia所说,根据西北大学发起的一个关于性行为不当的校园风气调查来看,2979份答卷中只有不到一半表示相信学校有可能(35%)或者很有可能(15%)公平地处理性骚扰举报。

“尽管学生们觉得‘除名一年’的惩罚太轻,但校方并没有找到足够能证明SAE有性骚扰行为的证据,”负责报道SAE事件的Daily Northwestern校内版主编Alan Perez说,“这让校方和学生很难达成共识。一方面是学校公正合法地维持校园安全和追究组织责任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学生真正想要的东西,很复杂。”

令人难过的是,问题真的不仅仅出在Greek life上。

Alan写过很多关于性骚扰指控的报道,而SAE事件仅仅是其中一个而已。根据西北大学公平办最新的“有关性行为不当的数据报告”,2016至2017学年,学校收到了254份举报,其中,94份是对于西北学生的指控,也37份指控的对象是西北大学的教职工。

美国最大的反性暴力组织“Rape, Abuse & Incest National Network”总结道:“性暴力在校园中无处不在。”数据表明,对于一个大学女生来说,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是抢劫的一点五倍——在每五个女大学生中就有一个是性骚扰的受害者。

骇人听闻的强奸文化真的存在,且已经存在了很久。值得欣慰的是,改变正在发生。

“70年代那会儿,我还是西北大学的学生。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于性骚扰的态度是‘挺过去,然后忘记’,”60岁的Michele Weldon回忆起当年语气中透露着悲伤。她不仅是西北大学新闻学院的退休教授,同时也是关于女性问题的非虚构图书作者和讲师。“但后来,九六年到一四年我在这里教书的时候,读过我书的学生老师受到类似的委屈会选择向我倾诉,我就鼓励他们勇敢地去举报,也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Alison Flowers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她现在是一名关注社会问题的调查记者,之前在西北大学工作的时候,Weldon教授是她的导师。2018年二月,在Weldon教授的支持下,Alison与另外几位受害者联名撰写了指控当时西北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名教授Alec Klein性骚扰行为的公开信。“这是Medill学院的Metoo运动,”她们在信里写道。

尽管整个过程对Alison来说很艰难,尽管她收到了来自Alec Klein的律师的制止令,尽管她好几次觉得受到威胁,她依然没有停下追随正义的脚步。“我坚信我们手握真理,”她的声音非常坚定,“当我感觉被骚扰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现在我写这封公开信,我也不是一个人。所以我知道,就算我最后真的被告上了法庭,也一定不会是我一个人的战斗。”

2018年八月,前教授Alec Klein“在与学校和解后从西北大学辞职。”这个结果对于Alison来说并不是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她依然觉得大环境在慢慢向着光明的方向发展。作为一个调查记者,她很欣慰媒体关于这类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说明真相和解决办法正在浮出水面。

这是Metoo运动的时代。面对性骚扰和强奸文化的沉默与畏惧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勇敢的声音。“学校的CARE中心(Center of Awareness, Respons, and Education)看到了发声求助学生人数的大幅增加,”Madeline Meyer在接受采访时说。Madeline是隶属于CARE中心的学生组织SHAPE(Sexual Health and Assult Peer Educators)的讲座部部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用讲座的方式让学生们对性健康与性骚扰的必要知识更了解。“这学期我们受到了来自不同组织的24份讲座邀请,其中13份来自兄弟会。与此相比,2017年的秋季学期我们只接到了4份邀请,”Madeline很开心有这么明显的增加。虽然SAE并不是13个向SHAPE发出讲座邀请的兄弟会中的一个,但他们这个学年将会请到CARE中心的教职工对他们进行培训。

“很多学生都觉得他们已经知道讲座上讲的所有东西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要看大家的行动,不能光说不练。当然,行动上的变化肯定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Madeline对这学期的讲座效果很满意,“没有人会在某天早上一睁眼突然发现强奸文化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我们对学生的教育和对受害者的支持。”

像很多人一样,Lindsey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相信,人们关心彼此、支持彼此的能力依然存在,依然强大。

“我有信心强奸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但这一切都要从学习和倾听开始。倾听,倾听,倾听,”Lindsey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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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愤怒。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告诉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这个校园并不安全的信号,”22岁的Lindsey Weiss说。Lindsey是一个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特别的是,Lindsey用中性人称代词“他们”来称呼自己。

“我倒希望我能有个成熟点儿的回应,但说真的,我就只是特别生气,”Mia Weed说。Mia 是个21岁的姑娘,同时也是个学生活动家。

“我特别讨厌‘boys will be boys(男孩子难免调皮)’这句话,”Michele Weldon说,“我从小就一直听人们用,然而到现在这句话依然被拿来为男孩们的错误开脱。”她今年60岁,是三个儿子的母亲。

这怒火的背后是什么?

2017年2月底,西北大学校方收到了一份匿名举报,其内容是指控一个叫做“Sigma Alpha Epsilon(SAE)”的兄弟会在Party上给四位女学生的饮料中下药。然而,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调查,校方声称该兄弟会没有“性行为不当”的嫌疑,但依然违反了学校“关于酒精及社交的规章制度”,作为惩罚,SAE被除名一年,同时所有权利被终止。一年后的2018年,学校发布声明表示,虽然SAE将依然处于处分观察期,但该兄弟会已经在2018年九月开学时“成功且安全地”回归了西北校园。

SAE兄弟会西北大学分会的主席Tommy Vaughan表示,对于回归之后的SAE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遵守规则。“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守规矩做起,为之后的发展打下基础,”Tommy和兄弟们在自省的同时,也认真地为将来做着打算。

但显然,这“成功且安全”的说辞并没有说服所有学生,尤其是抗议活动的两位发起人Mia和Lindsey。

Mia和Lindsey之前都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这让她们对学校的决策产生了更多的愤怒与不满。去年(2018)十一月,Mia和Lindsey组织发起了针对SAE的两个抗议活动,以表达她们对SAE回归校园的抗议——一个是有多达350人参与了的抗议游行,另一个是静坐,大约有八十人参加。值得一提的是,SAE的总部就坐落在西北大学校园对面。于是在这两次抗议活动中,总部前面的空地上被抗议者们占领,变成了受害者们分享故事和人们表达不满的空间。 “就单单是有好几百人参加活动这一点就让我感动,”Lindsey说,“每个人的参与对受害者来说都是一种支持和慰藉。”

西北大学在声明中还提到,经过SAE总部对兄弟会成员的资格审查,有17位学生被允许重新以SAE成员的身份在2018年秋天回归校园,这其中有13位学生选择留在兄弟会并继续住在兄弟会的公寓里。但Lindsey嗤之以鼻:“这个所谓的新兄弟会都是旧成员组成的。而这些人之所以选择留下,说白了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校园里其他人的安全,只在乎他们之间的兄弟情义。”

在被问到“为什么选择留下”的时候,主席Tommy犹豫了。他承认,当时面对性骚扰的指控,他作为成员毫无自豪之情。“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在兄弟会的经历的确也让我得到了友情,学到了能让我受益一生的东西,所以我真的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SAE再次成为使我感到骄傲自豪的地方。”

Tommy知道学校同学们对SAE回归的不信任甚至是抗议,对此他表示“很愿意和持有反对意见的人聊聊天,交流交流。”遗憾的是,他说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来联系他:“我们也想成为努力的一份子。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成员们团结起来,深刻反省,就必定会有好的结果。”

尽管Mia将Greek Life形容为“性骚扰工厂”,但她认为,问题并不只是兄弟会那么简单:“我觉得个体案例都算不上是强奸文化,强奸文化指的是在组织和个体二者间对组织的偏袒和无休止的庇护。”Mia有种被学校管理层抛弃的感觉。

如Mia所说,根据西北大学发起的一个关于性行为不当的校园风气调查来看,2979份答卷中只有不到一半表示相信学校有可能(35%)或者很有可能(15%)公平地处理性骚扰举报。

“尽管学生们觉得‘除名一年’的惩罚太轻,但校方并没有找到足够能证明SAE有性骚扰行为的证据,”负责报道SAE事件的Daily Northwestern校内版主编Alan Perez说,“这让校方和学生很难达成共识。一方面是学校公正合法地维持校园安全和追究组织责任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学生真正想要的东西,很复杂。”

令人难过的是,问题真的不仅仅出在Greek life上。

Alan写过很多关于性骚扰指控的报道,而SAE事件仅仅是其中一个而已。根据西北大学公平办最新的“有关性行为不当的数据报告”,2016至2017学年,学校收到了254份举报,其中,94份是对于西北学生的指控,也37份指控的对象是西北大学的教职工。

美国最大的反性暴力组织“Rape, Abuse & Incest National Network”总结道:“性暴力在校园中无处不在。”数据表明,对于一个大学女生来说,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是抢劫的一点五倍——在每五个女大学生中就有一个是性骚扰的受害者。

骇人听闻的强奸文化真的存在,且已经存在了很久。值得欣慰的是,改变正在发生。

“70年代那会儿,我还是西北大学的学生。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于性骚扰的态度是‘挺过去,然后忘记’,”60岁的Michele Weldon回忆起当年语气中透露着悲伤。她不仅是西北大学新闻学院的退休教授,同时也是关于女性问题的非虚构图书作者和讲师。“但后来,九六年到一四年我在这里教书的时候,读过我书的学生老师受到类似的委屈会选择向我倾诉,我就鼓励他们勇敢地去举报,也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Alison Flowers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她现在是一名关注社会问题的调查记者,之前在西北大学工作的时候,Weldon教授是她的导师。2018年二月,在Weldon教授的支持下,Alison与另外几位受害者联名撰写了指控当时西北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名教授Alec Klein性骚扰行为的公开信。“这是Medill学院的Metoo运动,”她们在信里写道。

尽管整个过程对Alison来说很艰难,尽管她收到了来自Alec Klein的律师的制止令,尽管她好几次觉得受到威胁,她依然没有停下追随正义的脚步。“我坚信我们手握真理,”她的声音非常坚定,“当我感觉被骚扰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现在我写这封公开信,我也不是一个人。所以我知道,就算我最后真的被告上了法庭,也一定不会是我一个人的战斗。”

2018年八月,前教授Alec Klein“在与学校和解后从西北大学辞职。”这个结果对于Alison来说并不是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她依然觉得大环境在慢慢向着光明的方向发展。作为一个调查记者,她很欣慰媒体关于这类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说明真相和解决办法正在浮出水面。

这是Metoo运动的时代。面对性骚扰和强奸文化的沉默与畏惧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勇敢的声音。“学校的CARE中心(Center of Awareness, Respons, and Education)看到了发声求助学生人数的大幅增加,”Madeline Meyer在接受采访时说。Madeline是隶属于CARE中心的学生组织SHAPE(Sexual Health and Assult Peer Educators)的讲座部部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用讲座的方式让学生们对性健康与性骚扰的必要知识更了解。“这学期我们受到了来自不同组织的24份讲座邀请,其中13份来自兄弟会。与此相比,2017年的秋季学期我们只接到了4份邀请,”Madeline很开心有这么明显的增加。虽然SAE并不是13个向SHAPE发出讲座邀请的兄弟会中的一个,但他们这个学年将会请到CARE中心的教职工对他们进行培训。

“很多学生都觉得他们已经知道讲座上讲的所有东西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要看大家的行动,不能光说不练。当然,行动上的变化肯定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Madeline对这学期的讲座效果很满意,“没有人会在某天早上一睁眼突然发现强奸文化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我们对学生的教育和对受害者的支持。”

像很多人一样,Lindsey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相信,人们关心彼此、支持彼此的能力依然存在,依然强大。

“我有信心强奸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但这一切都要从学习和倾听开始。倾听,倾听,倾听,”Lindsey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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