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牧

前记者

良心的绝地反击

今年春节没能回家,腊月28晚上到成都,29白天见初中同学哥们儿,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当即买机票回杭州,把自己隔离起来。

一年没见,朋友也心大,上周刚见过武汉来成都的同事,两个人面对面聊了两个小时,来了才说有这档事儿。

当时是1月22号,凌晨一点多才到酒店,武汉封城的消息,那个时候就看到了。当即就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封城这种事情共和国历史上都没有过,唯一有概念的是加缪的《鼠疫》,但那是小说,无论如何肯定是出大事了。

正常思维看来的话,我的反应是有些过激了,记得那个时候的消息还是,可以人传人,但二代传染还不确定,且公布的人数也还没有后来那么多。

我是带着很强力的愤怒离开成都的,我的选择建立在强烈的不信任之上,建立在情况一定比现在严重很多的偏执看法之上。

而正是这些东西又让我感到极其愤怒,如果我稍微大意一些、选择相信乐观预期,那可以预见的是,我很可能死于自己的愚蠢,并祸害家人,这种死法太耻辱了。我不相信。我不允许自己乐观。

当晚就飞了杭州,机场出来正下雨,那个时候还能打到车,飞驰一个小时到了余杭,躲进出租屋,一待就是四十天。

也算看清自己到底有多宅,屋里有个阳台,还挺宽,没有露顶,这里就是每天放风的地方。确实挺像监狱生活的,也想过要是有很多书,有个可以写东西的设备,监狱里待过三五年似乎也会有什么问题。

刚开始不久的一天,也还冷,只是天空晴朗,夜里十二点站在阳台上,满天的星都看得见。那个时候人都还没有回来,对面楼没有一个亮灯的窗户,附近的楼里也都漆黑一片,当时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那是什么东西呢:星空永远灿烂,而这个世界已经多么陈旧,腐朽,深夜里的静寂,像它已经毁灭过了,我不过是活在一个人间废墟之上。

会看很多很多的资讯,新闻,场景,数据,看着它一天天爬升。荒诞感出现在有天晚上,应该很多人都看到过那条朋友圈,作者亲眼看到的,有个武汉的中年男人从高架桥跳下来了,跳前他对着空气喊话,说自己已经被感染,医院住不进去,也不敢回家怕传染妻儿,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吃的也没有,已经饿了好几天,觉得反正是活不了了,干脆死掉。

我看这个东西,头脑就是一懵,是种梦幻的感觉,不太确定这种事情跟我处的这个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二十一世纪了,一个经济飞速增长地方,一个无处不被科技的银白光芒照耀的国度,竟然发生如此蛮荒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它应该属于自由而罪恶的十九世纪欧洲,应该属于官家爪牙与鹰犬横行的中国前现代时期。但它就发生在我眼前了。

还会看到一些东西,新京报的一个视频,夜晚的医院门诊楼前,有个穿羽绒服的女生站在镜头前,殡仪馆的依维柯小巴车正在缓缓启动,女生朝前迈了两步又停下来,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她不确定自己应该原地目送,还是冲上去抓住汽车坚硬的尾部,或者伏在车上哭泣。

这同样是一个极其荒诞的场面,灾难击碎了“人”,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跟亲人告别,很大的可能更会是,亲人离世时,她连见都没有见到一眼,世界上没有太多的痛苦,可以超越生死的不告而别。

荒诞而蛮荒,这就是我对这些事情的感受。那些已经被感染而住不进医院的人,那些隔离在注定要把病毒带给至亲的人,那些已经感染去世仍不能被承认的人。因为一些缘由,我还接触过其他的事情,有个年轻的女生,一家三口被感染,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住不进医院身体越来越虚弱,也已经有放弃的想法。女生也想放弃了,因为母亲没有意志,她也就没有意志了。不知道这对母女后来如何了,我还知道其他的被病毒灭门者。

有个老人,在深夜听到亲家感染去时,会恐惧得全身颤抖。有个年轻的妈妈,丈夫感染住院,家里两个老人也已经感染,她带着幼小的女儿在隔壁房间生活,即便如此,她也愿意隔着房门跟老人们说说话。

荒诞而野蛮,像带血的荆棘丛里会发生的故事,但它就是发生在了身边,我会重复那个荒诞的领悟“:荒诞并不是一种哲学,它就是我们这个国度最根本的现实,是光鲜衣履下斑驳丑陋的疤痕。

后来我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非罪责。这是钟南山在视频里说的,“12月31日我们就知道了,他是那个,他是新。”在更早几天,那位眼科医生会看到来自北京研究所的基因报告,他告诉亲友这是SARS,然后他被训诫,然后他被感染,然后他在夜里九点去世,然后他被抢救到凌晨三点。我们通知了联合国,我们通知了美国,我们在十二月末就知道了它是什么,五个样本里,两个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不只是那些已经被感染的医生,当来自四五家基因检测机构的报告信息摆在决策者的会议桌上时,他们会看到的,也就是我们后来会在财新那篇名叫《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报道里所看到的东西。

信息抵达了云层,然后它消失在那里,这也是历史的眼光将会看到的东西,判词已被提前宣读,它就写在人民心中。

我当然要把它看作这台反应迟钝的笨重国家机器的弊端,当然要把它看作过去八年逐渐强化的一人治国的恶果,当然要把它看作一个专制日益强化、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急剧衰退过程中出现的结构事件,以及悲惨的象征,和判词。

灾难其实来得更早。我下面尝试叙述的,是我感受到这个社会真相、事实、勇气以及良心逐

渐消失的过程,我们做了许多事情来剿灭真相,以至于掩埋真实,让这个国度成为谎言与虚假高音喇叭充斥的世界。

历史的遗忘比想象中快得多,发现身边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这些事情了。2013年的春节,一份中国最敢说真话的报纸被偷换掉了它经典的新年献词。在以往,这份献词会书写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苦难,也会用真诚的文字给人以温暖与希望,在这以前的中国人,会在这份献词上读到这些动人心魄的文字: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的心里;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而强加的献词则谄媚时局的谀词,这将是未来数年决定中国命运的标志性事件。

在那个还在讲究媒体独立性、新闻自由的年月,这还可以被很多中国人视为对文明的羞辱与践踏。人们抗争过,大学生走出校园,举起写有保卫新闻自由的牌子游行,呼喊口号,市民也以他们的方式表达抗议,很多人甚至不远千里乘火车来到南方周末大楼下聚集声援,在路边摆上鲜花,祭奠这张曾为苍生说话而现在即将面临灵魂死刑的报纸。抗议失败了,有人被“问候”,有人被处理,那篇献词的始作俑者则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南方周末的死亡是整整一代人的心里创痛,那些曾在泥泞与沟壕采访为苍生请命的记者,那些在暗淡生活里苦苦挣扎、从这张报纸上获取微光的普通中国人,他们曾有过的憧憬与慰藉,全都戛然而止了。

接下来的一年还会发生更多隐秘而不为人知的事情,它们像巨浪袭来以前的暗流。

在西南边陲的某个省会,一名普通的摄影记者受到了处分,并被开除,原因是他拍摄的一张图片。画框里是一个身型佝偻、蜡黄色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人,她弯腰背着一团巨大的塑料泡沫,像有座小山压在她身上,场面不忍直视。而在老人的背后,则是一堵贴满宣传画的高墙,上面喜气洋洋的主题,是这个国家的梦想。这名记者最终被按图索骥地找到,并失去他的工作。

在晚些时候,还是在这座西南省会城市,一家风格开明的都市报将迎来一场整肃,所有记者每周参加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研讨会。它的主旨在于,让当时那群偏向百姓疾苦的记者们调整他们的思想,要变得更加服从大局,更加遵照官方的指示。在这些学习会上,一名文联副主席转任的报社纪委书记将对台下的一群年轻记者露出獠牙。

那次学习讲座开始以前,老人发出通知,向听讲者征集问题,收集结果是,九成以上的提问都关心一个话题:新闻自由。向我讲述这件事情的朋友说,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的震惊,那位戴眼睛的老人以近乎狰狞的恶狠语气说:“你们以为现在的管制是比以前更严格了吗,告诉你们吧,它只是在回到原来的样子而已。”他从那个时候就意识到,时代真的要变了。

这个国家的真相与事实就是在像这样急遽凋零,在那些最贴近普通人生活而没有意识形色的都市报里,记者们越来越动辄得咎,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新闻热线系统里出现越来越的禁区。群体性事件一律不能报道,农民工讨薪不报道,严重的突发事故不报道,超过多少人死亡的车祸不报道,涉及官员不报道,设计国家机关不报道,下级政府负面不要报道。有些事情并不与哪个权势人物的直接相关,它仅仅是有碍太平盛世的图像,正能量这个心理学术语越来越政治化,以谎言和片面事实的面目出现。一个强势的时代呼啸着从人们头顶掠过了,我们失去了眼睛。

2015年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也没有被大多数中国人注意到,这一年出台的公益组织规定实际上是把所有慈善行为改为官办。一个为山村孩子募集图书的小组织必须找到官办的机构挂靠,慈善机构可以拿官家的钱,但也必须听话,什么人能帮,什么人不能帮,不能由良心说了算,而是要听候体制发话。曾经因为郭美美这种桃色事件已经声名狼藉的红十字,在官方法律的庇护下,再次获得了生机,我们这也才能在这次瘟疫中再次看到那个作威作福的红十字会,它会将急需防护物资的医生护士挡在门外,却让开着豪华公务车的傲慢司机在众目睽睽之下拎走一整箱口罩。许多民间自发的小型公益机构在这一年走入绝境,死亡,解体,各自零散。良心,成了一种官方权力。

在2016年,有多达数百名为普通人声张正义的律师将被抓捕,他们不过是为那些因为网上的几个字就面临牢狱之灾的人辩护,不过是为任何一位遭到强势者伤害的人讨回公道,不过是为那些因为政法机关业绩就被屈打成招而在牢狱中耗光青春的人大声疾呼。律师是一个社会法治的守夜人,如果他们都不能用最擅长的东西保护自己,我们每一个普通热也注定会被巨兽踩扁,吞没。律师界也噤若寒蝉,我看到有的人只能整日沉沦于“商业”,我看到那些名校毕业、充满才华与朝气的年轻人也不再跨入这个行业。律师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立性丧失以后,正义也成为一种配给。

在这个权力逐渐握紧拳头的国家里,很多东西都在陵夷毁弃。律师们倒下以后,法治,即便不是思想、言论、宗教这些层面,而是最普通的生活权利,也正在被逐渐侵蚀。在2017年,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将限制人们办酒席,不准打麻将,他们还将把手伸进普通人的腰包,礼尚往来的份子钱数额也要限制。操办酒席的热闹农家小院会遭到突然袭击,砸锅毁桌,收走器具,人员被教育,张贴示众。公权力攻人普通人生活的私域,这些事情只在小范围引起人们关注。我们开始随时需要出示身份证,接受辅警的羞辱式盘问。无论人们是否同意,无论公私,无论是否必要,都将遭到摄像头监视,在酒店里,成规模的针孔摄像头也在让所有人的隐私暴露无遗。权力伸出它关怀的手,然后将人民的脖子勒紧。

我们将在2017年的秋天看到那个冗长的思想粉末登场,在这一年的冬天,将有超过十万低端人口在北京的寒冷夜晚里留宿街头,他们被联防队员用警棍敲碎脏旧的窗户玻璃,被赶出一家五口蜗居的狭小出租屋,抱着孩子的女人将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撩起自己的上衣喂孩子吃奶。那已经是一场荒谬感十足的灾难,一夜之间,携家带口的中年男人被驱赶出他们住了上十年的“家”,成群结队挎着锅碗瓢盆的人被像牲畜一般驱赶,人处在那种境况里,会感到一种原始的蛮荒感,即惊愕于这群底层者生活之潦草与粗陋,更惊厄于他们在这个文明进步的二十一世纪被像牲畜一般的对待。

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将关注城市里形态纷杂的广告牌,要城市秀出它光洁的天际线。来年的三月,他还将改动宪法里某项条纹,彻底击碎一些人的憧憬与希望,让那些只论成败、只问强弱而不分是非善恶的人再次确认他们的生活准则,让那些想要成为正直善良的人必须选择铁石心肠,他让那些擅长溜须拍马、巴结逢迎的官场油子继续春风得意,他让正能量成为一个肮脏的词语,他让那些说谎的人更加理直气壮,甚至心安理得,他让这个国家变得通红,也变得洁白,容不得一粒沙子,他让所有诚实的批判变成别有用心,他让所有花钱收买的称赞看起发自肺腑,他听不得刺耳的哨声,他要让海洋决堤让大地上升,他喜欢听雷的回声,他是云层深出的黑暗,他是遮盖灾难预言的最高频道。

在2020年的春天以前,一位年轻的医生会在灾难之前发出刺耳的哨音,然后他会被抓捕,会被训诫,会也逃不多病毒的的袭击,会被死亡以后还在被抢救,会被热爱祖国的人所挖苦、嘲讽与唾弃。这个已经变得系于一人的国家,会在灾难已经逼近人们眼前时,用半个月的时间开四场无用的成功大会,会让五万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聚在一起吃饭彰显太平盛世,他们会在礼堂里听孩子唱歌,心安理得地等待一道最高指示。这场灾难,已然成为这个新时代被提前宣读的判词。

我会时常在阳台逡巡或楼顶的浴室洗澡时想这些问题,判词已被宣判之后怎么办,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天问。人不得不面对那个终极的荒诞,它不是哲学,而是包裹在肉体之上的现实,如果真相注定被掩盖,如果正义注定被时间风蚀成虚无,如果谎言总是得胜,如果话语的辩驳最终成为绝对的暴力,如果注定要活在被辅警羞辱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注定要被权力扭曲之下权势与金钱成为金科玉律的社会所裹挟,如果注定只有犬儒与堕落两条道路可以选择,如果像今天这样,互联网成为一个范围越来越小的监狱剧场。

曾有过一些愤慨的想法,想要论说我们与恶的距离,想要说一个死于瘟疫的病人并非与我们的每一次的沉默或者歌颂没有关系,想要说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有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原罪,想说应该排斥那些歌颂者、投机者、苟且者,排斥那些鹰犬与乡愿,要斗争,要有敌人,要有愤怒,要有仇恨,甚至要有绝望。

但这几乎会是一个必输的立场,输掉现实,也输掉价值。我只是想很简单地相信一种被称为极权边际效应递减的东西,总有管不了的地方,总有内心可以喃喃低语的缝隙,总有一个可以在内心狂想自由的午后,当暴政压垮所有可以言说的东西,当它让沉默、服从以及歌颂成为一个时代的美德,我就没有什么再可以失去,一部强横的法律,一根凶狠警棍的挥舞,一场滑稽的运动,一次删帖,一次训诫,一次抓捕,都不再值得愤怒。不再愤怒,是因为不再绝望,所有的心力都会被用来反抗,让自己变得更刚强,去从事那些最终会摧毁它的事情,要让自己不被仇恨占据,始终都活得有些温度与亮光。在正义、真相、自由都是失去的时代,价值的罗盘里还留着良心,它是存在于几乎所有人身体里的东西,它是五光十色人群之间最稳固的基本连结,它是希望,也是责任,它是信念,也是武器。世道崩坏了,也要做一个好人,如果人类还在,就会有良心的绝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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