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的猞猁

我的存在证明世界的荒谬。

西方的风狂雨骤与中国的风平浪静

欧美地区开始疫情汹涌,风狂雨骤,而中国已然捷报频传,风平浪静。亲友朋辈都在感叹病毒不留情,哪国都一样,中国虽有早期不力之嫌,但幸亏后期管控得当。这让我有点想简单谈谈中西方防疫差别,毕竟设计文化比较是我研究主业,也算沾点边。

中西方防疫思维和措施是完全不同的,这在于考虑权重因素不同,中国考量唯一因素是政治稳定,无论初期隐瞒数据还是后来严防死守,都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是以牺牲巨大社会成本来解决潜在政治危机的思路,特别明显的是后期的军管和戒严,军事手段就在于不考虑社会成本而只解决唯一目标。

但这在西方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有三个社会成本因素必需纳入考量。一是经济 ,二是次生灾难 ,三是人权。西方在疫情初期尚可采用类似中国防堵追踪政策,但当不可避免的社区扩散后,就必需采用完全开放疏导的思路,就是所谓“flattening the curve“(平缓曲线)的思路,在美英法德都是采取这样措施,(意大利不同,它想照搬中国思路,反而控制不住),这不能减少感染者,只是减缓病毒蔓延时间。


西方认为在50岁以下普通人群感染的病死率和流感大致相当,所以并不需要“一个都不能感染”,而应该主要聚焦在两种人群:老年人和慢性疾病人群,需要得到充分医护支持。



所以要拖延减慢感染时间(让感染人数缓步增长达到峰值),以保证医疗资源的供给,并防止对其他疾病救助的挤兑。不以防堵为主,而以救助为主,也可以减缓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西方的疫情曲线希望是长而平缓,延续时间更长,也就是会有更多的人感染,所以默克尔说有六成德国人会感染,而英国更认为通过感染更多人,而得到群体免疫。

嗯,这在中国听来无疑是天方夜谭。不过,西方从1830年霍乱肆虐就开始探讨公共防疫政策与人权的各种问题,近两百年了,别以为他们的公共策略、应对制度和公民意识,还不如才一次非典经验、医卫水平在世界排中下游、动不动就恐慌的我们。

不过,我们也的确学不了西方,如果我们让上百万人感染,无疑就是让上百万人造反。刚硬的制度只能用上最刚硬的手段,弹性的制度才能考虑各种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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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西方的风狂雨骤与中国的风平浪静(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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