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瀾

努力写字的剪辑师

在澳华人学生选举初露头角 澳洲政客为何感到不安?

俗称哈利波特楼的悉尼大学主楼里,近百人挤在一处200平米的大堂内,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Jacky He,滚出去!”

“你太无耻!”

F字母开头的骂声不绝于耳,这里是悉尼大学学生代表议会(SRC)的内阁选举现场,从校报在Facebook的视频看到,会议从下午持续到晚上,从辩论演变成了争吵。

会议最终在火警的轰鸣声中匆匆结束,有草根党派的学生因为对投票结果感到不满,在主楼砸坏了消防栓,导致火警响起。

事情源于2018年悉尼大学本科生学生会(SRC)选举,华人学生贺奕升和他的团队以高票当选。在组织内阁选举中,当地工党、自由党和草根党派的学生为了争夺内阁席位,骂声不绝于耳。

面对中国留学生在大学学生组织里的崛起,当地学生感受到了威胁。和中国高校不同,澳洲的学生会组织拥有高度自主的学生决策和管理权,学生会议员和主席等要职均为本校学生一人一票产生。

悉尼大学学生会组织,是澳洲政坛明星的摇篮,澳洲前总理约翰 • 霍华德(John Howard)、托尼 • 阿博特 (Tony Abbott) 和马尔科姆 • 特恩布尔 (Malcolm Turnbull) 等人都曾是悉尼大学的学生领袖。

 每年4月,5月和9月,悉尼大学研究生代表议会(SUPRA)、悉尼大学联盟(USU)和学生代表议会(SRC),三大学生组织都将进行换届选举。对于本地学生,尤其是澳洲当地党派成员,换届选举就是一次重要的学生政治历练场,学生领袖就是潜在的政治明星。

自由党、工党和草根党等社会党派在悉尼大学校内各自拥有忠实的拥护者。他们代表着各自的利益,并着力培养一批学生领袖,因而有“学生政治”一说。

 “同学,您有听说过USU吗?”

 “如果租房遇到问题,可以找 SRC获得专业的法律咨询!”

 “我们会促进校内餐饮多元化,推出中餐供应。”

 “谢谢您,一票改变悉大,这边请!”

一群中国留学生在校园里来回穿梭,手拿竞选传单,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介绍政策纲领,亟力邀请选民到投票站给孙恒杰投上一票。

 “中国留学生积极参与悉尼大学校园管理是近年来才有的光景,很多很多人拉票投票,是之前没有过的!”在悉尼留学五年,从本科读到硕士的王锦程感叹道,“我刚来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不会像今天那样自发地组成团队竞选,也见不到那么多志愿者卖力地帮忙,尽管那时候中国留学生已经很多了。”

悉尼大学三幢外观气派,设备齐全的教学楼在短短一年内落成了,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感叹学校发展的速度。

“你为学校的新楼作贡献了吗?”常闻中国留学生经过新落成的教学楼时,会这样互相调侃。意思是说,中国留学生为悉尼大学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据校方的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已注册的在校国际学生人数占悉尼大学学生总人数的22%,其中中国留学生占该校国际学生人数的66.7%,并且这个数字正逐年上升。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到澳洲留学,中国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澳洲高等教育出口的主流市场。然而,中国留学生人口增多并不意味着得到校方的特殊优待,他们的利益和权利还得靠自己争取。

 

来澳求学的中国学生,有的为了求知;有的则为了移民,他们不约而同地踏进澳洲这片热土。其中,不乏孔一凡,孙恒杰,汪芷娴等人,积极参与西方校园管理,与本地学生角逐学生会议员等职。

悉尼大学研究生议会(SUPRA)主席梁伟宏认为:“中西文化不仅在交融,还在同台竞技;中国留学生不仅是来交流学习的,还要大大方方地走到舞台中央,参与到学生管理中。”

“其实我们每学期除了学费之外,都有给学校缴纳150澳元的学生服务费。这些费用有一部分是用来支持校学生组织的,因此学生组织本身就是为每一位悉尼大学学生服务的,我们应该善用这些资源,主动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USU董事会成员孙恒杰这几年来,不断地跟同学们普及这种权利意识。

变化是从2016年开始的,截止2018年年底,超过30位中国留学生登上悉尼大学学生会的舞台,持续为国际留学生发出声音。

面对中国留学生的异军突起,有着90年历史的校报Honi Soit这样写道:International students sweep the floor in hotly contested SUPRA elections (国际学生在激烈竞争的SUPRA选举中横空出世)。

报道称,2018年4月的SUPRA选举中,共有1449名研究生参加投票 ,是2016年投票人数的7倍,共有15名国际学生进入到只有33个席位的议会中。其他两个重要的学生组织同样体现了这样的趋势。国际学生在今年的SRC中拥有8个席位, 在USU董事会中拥有3个席位,另外还有5名国际学生参加了2018年的USU选举。

这里的国际学生,主要就是指中国留学生。仿佛一瞬间,他们意识到了参与校园管理的重要性,参与热情空前高涨。

 “我想当导演,想尽快融入澳洲本地学生的圈子。”

2015年,孔一凡初到悉尼大学便加入了戏剧社,并提交了自编戏剧M butterfly  (蝴蝶君),经过两次全体社员投票,都因为票数不足而被拒绝入选。孔一凡把这两次失败归结于对西方社团文化的不了解。

“当时整个社团只有我一个是中国留学生,和本地朋友还不太熟悉。也许我的英语口音和写作还不够纯正吧。”好奇心和求知欲驱使着孔一凡继续碰壁,她尝试去接触另外的本地社群。

梁伟宏第一次见到孔一凡,是在一场关于前苏联经济史的严肃讨论会上,“我当时很诧异,很少女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难怪刚来时旁边的朋友跟我说:‘你不孤单,我们还有一个华人经常来。’ ”

由己及彼,孔一凡逐渐认识到,对于人生地不熟的国际学生来说,懂得寻求校内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尽管悉尼大学国际学生逐年增多,但国际学生在学生代表议会上缺乏参与度和存在感,2016年前,本地学生在这些学生组织里仍占绝对主导地位。

 “这种现象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中国留学生只会埋头读书,不关心公共生活。”孔一凡认为如今不一样了,21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更加自信,我们不能把中国留学生看作冷漠的人,他们并不都只在乎学习,他们也需要娱乐活动,也有强烈的、主动的权利意识。

曾在USU 担任董事会成员的德国学生汉娜 • 艾尔滕(Hannah Elten)非常支持孔一凡去竞选:“我观察到,这几个"老牌"学生组织严重忽视了国际学生,本地学生没有把国际学生当回事, 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超越自己文化理解的界限。这让我很恼火,我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2万倩俄78国际学生代表自己,把他们的问题摆上台面。”

 

中国留学生在校园管理中初露头角的地方,是在USU这个学生组织。公开资料显示,USU是由悉尼大学学生组成董事会,外聘专业人士运营,服务全校社团,校内餐饮,节日庆典以及其他校内周边产品店。通俗来说,该组织主管全校学生的吃、喝、游、购、娱,旨在营造舒适友好的校园环境。

孔一凡召集了几位好友作为竞选核心团队,他们开始设计海报、推出竞选纲领、公开与竞争对手辩论。投票期间,上百位华人学生为孔一凡摇旗呐喊,上街拉票。据官方给出的结果,仅在国际学生休息楼内的投票站,她以618票(68.8%)的绝对优势领先,这意味着她得到了大部分国际学生的支持,

据德国留学生汉娜回忆,在她之前只有一个印度留学生曾加入USU董事会,孔一凡是她在USU认识的唯一一位中国留学生。

成为USU董事会成员后,孔一凡提出增设一个微信公众号,用于发布校园活动信息,尽管在USU在Facebook上也会发布内容,但中国学生比较少用到Facebook或者Instagram,在触及面上没有达到最好效果。

经过一年的提案、磋商和准备,悉尼大学联盟有了中文版的微信公众号,对中国留学生来说,这极大地方便了他们获取校内资讯。孔一凡介绍,目前公众号提供编辑和撰稿人的有偿岗位,时薪高于澳洲同行业的平均水平。“公众号的开设就是为了让大家跳出语言的不适圈,融入到多元丰富的校园活动中。”

同为国际学生孙恒杰、汪芷娴和叶子萌等人也相继在2017、2018年成功当选为USU董事会成员,除了完成日常的行政事务外,他们都提出了有利于国际学生的方案。

在这帮学生代表的动议下,商学院教学楼的餐饮开始提供中餐,USU办公室也提供了专业的中文咨询服务。孙恒杰说,将来校内还会引进更多中餐馆,增添微信线上支付功能。另一位上任不久的董事会成员叶子萌,也正积极兑现当初的竞选承诺,筹办校内二手衣服和书本交易市场。

受孔一凡鼓励,和孙恒杰同时期进入USU董事会的汪芷娴在任内筹划了国际舞台剧。这是一个给国际学生展现自己的舞台,首次演出为三场,以公开售票的方式向全社会演出。

 “演出还是蛮成功的,悉尼大学的国际学生已经超过一万人,分别来自132个国家,让不同背景的人在舞台上展现母国的文化魅力,这是一种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汪芷娴说,她会努力让这个活动办下去,让国际学生找到在校园里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仅限于学业上,还在于增强人们对多元包容的文化的认同感。

一系列有利于国际学生的服务政策正逐步进行着,然而中国留学生的当选只是第一步,他们离完全兑现竞选承诺还差得远。

 

孙恒杰已经三天没有合过眼了,他穿着衬衣西裤,黑色皮带,拎着公文包,踏着皮鞋的身影来回出入悉尼大学图书馆,被朋友们戏为“孙老板”。“孙老板”总是不知疲倦地忙碌着,考试前还没有时间复习,经常趴在图书馆的座位上过夜,常常自嘲:“我的情人就是菲舍尔图书馆!”

当选之后的学生代表们,尽管实现了中国留学生担任悉尼大学学生会要职的零突破,然而这种意义感,对选民来说并不会持续太久。国际学生的诉求依然在,不少选民就抱怨:

怎么他们选上后还不见大变化?

学费为什么还每年上涨?

国际学生公共乘车优惠什么时候实现?

国际学生的诉求只增不减......

一般来说,学生代表们的任期只有两年,但是大部分政策的改动和推进则需要代表们长时间的动议、辩论和妥协。孙恒杰在过去一年多里,就花了不少精力在改善校内餐饮的问题上。

提出政策是很容易的,大家都有很多想法,难就难在推进的过程。孙恒杰希望引进更多优秀的中餐供应商,除了要说服在董事会上大部分成员,同时要通知协商USU下面各个部门和办公室,因为这里涉及到了预算、合同的立项。

孙恒杰认为短期内让中餐供应商进驻校园难以实现,由于原有的供应商合同还没到期,即使找到了合适的中餐供应商,也得等原合同的结束。部分餐饮区还需要重新改造,使之符合中餐的制作要求。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代表们面前,即部分政策从动议到落地的时长超过了一个学生代表的任期,然而国际学生们的期待却等不了那么久,大部分国际学生在读时间也就两年。

代表们要兑现竞选承诺,一如愚公移山。一方面日常工作照样做,但选民们大多浑然不觉,另一方面要推进新政,要让选民们看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假如没有其他国际学生代表承接,那么无论是增设中餐供应,还是支付方式多元化,这些政策都很可能在我任期结束后就止步了,我便没有兑现当时竞选的承诺。” 孙恒杰坦言,“叶子萌加入USU董事会后,有她的接手,这些政策实现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很多。”

中国留学生的异军突起引起了西方政客的不安,包括《悉尼先驱晨报》在内的当地媒体表示了担忧: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进驻澳洲,会不会影响澳洲高校的学术独立性?该报还援引了澳洲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教授克莱夫 • 汉密尔顿(Clive Haminton)的观点,他认为大学过分依赖中国留学生的学费收入,有损澳洲高校的学术独立性,甚至侵害到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

据澳洲外务和贸易部的统计:2016-17年度,教育已经成为第三大出口产业,仅次于铁矿石和煤碳出口。然而中澳关系在经济上的交好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社会价值认同感。2018年10月22日,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部长罗伯特 • 斯托克斯(Robert Stokes)在独立研究中心智库发表演讲,他呼吁全社会,尤其是高校管理者,要守护校园里的言论自由,学术独立氛围。斯托克斯虽然没有把直接把中国留学生视为威胁,然而他和大部分澳洲政客一样,无法对近17万的在澳中国留学生视而不见。

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候选人薛野对此感到乐观,澳洲舆论界和政界无须过分担忧:“国际学生的加入使校园治理方向和治理模式多元化了。本地学生历来强调的是党派之间的争夺和对立,中国学生的介入相当于是一个缓冲区,让校园社团从斗争转向治理,从对立转向和谐。”

已在悉尼留学8年的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候选人刘旻然,对这种隐忧进行解读:“悉尼大学学生会本身就是澳洲政治精英的摇篮,多任澳洲总理皆毕业于此。中国留学生来自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却在本地学生会中起了主导作用,因此引起了澳洲媒体和公知们的对民主和自由价值前途的担忧。”

诚然,澳洲作为中等国家,处在中美大国博弈漩涡之中,容易陷入认同感危机,反华排华情绪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他们自身身份认同和主体安全的重塑。与其说澳洲媒体和公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如说他们反应了澳洲媒体和知识界的真正身份认同之所在,以及我国软实力之虚弱。

悉尼大学副校长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在接受费尔法克斯媒体 (Fairfax Media) 采访时说: "我要指出, 国际学生参加学生选举是透明公开的, 在悉尼大学也不是不受欢迎的。"我对任何能够确保学生代表与我们的学生构成一样多样化的尝试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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