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与政治》

2017年3月12日从首都图书馆借的。

题外话：最近在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那本关于文革的书，同一书系有本关于对比中国和苏联饥荒的书，在找该书电子版的时候发现了这本《饥荒与政治》（同样找到了《贫穷与饥荒》打算接下来读），这其实是我大学时候就感兴趣的主题了。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看什么。

《饥荒与政治》小册子只有100页，很快就可以读完。

作者西尔维·布吕内尔。是法国人。本书分为四个部分：饥荒与营养不良的差异；可以避免的饥荒；20世纪的饥荒；当代饥荒现象的谱系。

第一部分作者对比了饥荒与营养不良，认为联合国农粮组织并未区分这两个概念。营养不良是贫穷导致的，又为无知而加剧（不知要营养均衡）。而20世纪所有的饥荒都发生在特定背景下，人的干预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饥荒出现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是集体现象。饥荒可以波及受到歧视的社会人群。即使因为自然灾害发生食物短缺，也只有在所有救济机制都近乎失效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饥荒，即粮食的拥有和获取途径（迁徙、出让资本、食物援助、夺取）都中断。救助没有展开，或者受到人为阻碍。

作者认为一切现代饥荒都只不过是被边缘化国家或政治团体对全球化机制加以利用的产物。

刻意制造的饥荒（刻意饥荒）的目的是通过切断一切获取食物的途径将敌对民众或反叛力量置于死地，或者通过对获取食物途径的控制来征服一个群体或使之投降，占有觊觎已久的土地。

外示饥荒：利用已经存在的困难（贫穷、自然原因、动乱）对外展示困境并求得国际援助。

被否饥荒：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传统型饥荒（为了清除部分百姓）为了日后既能延续政权之存在，又想阻碍救援机制的启动，就必须转变为被否饥荒。发生在集权专制政权和反叛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不允许媒体和救援机构接近灾民去了解真相并实施援助。

新型饥荒：针对自己控制的群众，围绕目的组织系统的获取食物的行动。两种形式：外示饥荒（希望从现有情形获益）、人为饥荒（故意夺取民众维持生计手段，制造援助陷阱，如自然条件好的苏丹南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目的有以下三种：1.通过对获取食物的控制，建立内部的政权合法性。2.获得对外的政权合法性，获得国际上的帮助、关注和承认。3.依靠通过分发食物获得人心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力。新型饥荒利用了全球化的：1.信息等迅速传播。2.社会舆论的怜悯效应。3.国际公共援助的人道化转型。

第二部分。

历史上解决饥荒的手段：人口外迁、生产技术的改变、自然状况的改变（下雨）、诉诸暴力。1683年法国安茹地区连降暴雨，王室行政当局用“以工易粮”的形式应对。18世纪法国诺伊地区种植土豆。总督鼓励地区间粮食交易。从18世纪开始，人们认识到在预防或阻止饥荒中国家行动起着决定作用。

1845年爱尔兰饥荒因为英国统治当局对爱尔兰人对漠不关心，把他们视为酗酒者、无赖、高生育率危险群体。爱尔兰饥荒结束，人口减少，制造出土地再分配的机会（拥有不足两公顷土地的小地主数量减少一半，拥有12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地主人数增加两倍）。

个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决定着其食物获取途径。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把一部分人口长期置于食物不足状态可以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迫使他们陷入日常劳动中，只求苟延残喘，无暇组织和策划政治行动。

阿马蒂亚·森在《贫穷与饥荒》里的出同样结论：食物拥有量的程度与饥荒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在所有情况下，总是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更易受饥荒的冲击。

自然风险引发的灾难性效应在发达国家会由于良好的社会组织水平而有所减弱：掌控自然和处理危机的能力构成了衡量发展的最佳参数之一。

食物获取权由以下因素决定：1.个人拥有：生产资料财产或可通过市场价格来衡量的财富（劳动力）。2.生产能力及生产能力的可使用性（转化知识的能力决定生产可能性）。3.交换的条件。

（想到朝鲜的某些群体被剥夺了工作的机会，实际上就是在剥夺他们的食物获取权了。）

第三部分。列举了20世纪的众多饥荒。

1915-1917土耳其：被否饥荒。清除亚美尼亚人。

1921-1922苏联：外示饥荒。对富农阶层打击的斗争为饥荒的出现制造了条件。把对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承认作为允许国际援助入境的条件。

1932-1933乌克兰：人为和被否饥荒。集体化、剥夺富农财产、流放、缴纳公粮、禁止失去一切资源的人外出迁移。

1917-1991苏联集中营。

1914-1945对犹太人：人为饥荒。

1942希腊：人为饥荒。纳粹德国禁运，且要求交付食物定额（促进了乐施会的创建，乐施会的英文居然是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

1943孟加拉湾：被否饥荒。英国殖民当局优先对日战争。阿马蒂亚·森把这称之为“崩溃饥荒”，消费者的购买力崩溃了。

1958-1961中国：人为且被否饥荒。因为政治原因。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自己的政治失误，继续向苏联出口大量大米等粮食。今天，从中国人口金字塔结构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年龄断层。

1968-1970尼日利亚：人为何外示饥荒。

1971孟加拉：外示饥荒。

1973-1974萨赫勒地区：外示饥荒。

1973-1974埃塞俄比亚：被否饥荒。

1974孟加拉：被否饥荒。

1975-1979红色高棉：人为和被否饥荒。

1975东帝汶：被否饥荒。由印度尼西亚造成。

1983-1985埃塞俄比亚：人为、被否而后又外示的饥荒。

对国际援助组织而言，要么放弃中立立场，公开揭露国际援助被工具化的事实，结果是被驱逐出境，被迫放弃需要救援的受害者，要么保持沉默以便可以在救灾上有所作为，这意味着事实上支持了本是人民苦难之罪魁祸首的政权。

1991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外示饥荒。

1992索马里：人为和外示饥荒。

1994卢旺达。

1996扎伊尔。

1996-1998朝鲜。因为公有制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资源只分配给有用的公民。

1999科索沃。

1986-1988苏丹。

2000埃塞俄比亚：外示饥荒。

1992-1995南斯拉夫：人为饥荒。

第四章。

捕食逻辑：

从民众身上征收直接资源。剥夺令人觊觎的财产：土地牲畜石油矿产等。

出现依赖救助等灾民。

饥民惨状带来国际救援，加强了饥荒制造者的权力。

相比于民主体制，专制政权更能得到国际社会的纵容，因为国际社会偏好预防该国出现事态恶化的前景。

只寻求人道方面的解决办法在本质上是对捕食逻辑最大的纵容。

结论。

阿马蒂亚·森认为建立民主制将是避免饥荒的最佳途径。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有些保持着民主政权的形式，依然开始有步骤地否认某些群体的权利。从受害者的人性被否定之时，也就是他们任人宰割之际。

重要的是，拥有尊重其公民权的政府形式。

结束饥荒要认识到援助是由条件的，不仅仅在于遵守经济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也不仅仅是否宣传尊重人权。

只要民众还是压迫政策和肆意暴力的牺牲品，只要剥夺食物依然还被用于一种战争手段和控制工具，旨在提高农业产量的技术手段就不可能根除饥饿现象。恰恰是国际社会优先考虑其眼前利益的短视做法而对始作俑者放任不予追究的立场滋养了饥荒现象。

于2017.03.13 北花市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