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修
阿修

傻瓜的血脉使然

道堂走访记(一)

注:这是14年前往甘肃、新疆调研时的笔记之一,姑且也放在这里,以备非常。

西北一带的回族,大概主要生活在北至宁夏,南到临夏,东达天水、平凉,西临河套这么一个地域中,其中兰州可以说是交通枢纽。

到了兰州,被人叮嘱说要到“灵明堂”走一走。我对复杂的西北伊斯兰教支系并不了解,四大门宦的名称还算知道,其他的就一抹黑了(四大门宦四十支系,我背不过来)。灵明堂何许者也?

出租车司机都说不知道灵明堂在哪,看他们的神色,似乎不像是在说谎(其中一位司机对伊斯兰风俗习惯、社区生态还算了解),汉回很显然在社会交往上存在一定隔离,以至于回民的宗教地点成为私有知识。最后凭借手机导航,把车带到了当地。

兰州城回汉分居,相当多回民居住在小西湖一带,基本在这座东西狭长城市的中腰地带,是南边山地向城市的伸出延伸部分。从市政设施和房屋外观上来,颇为破旧。是市政疏失?还是因为这片多的是回族农村移民的关系?——左宗棠的三边两梢之策至今仍见余威,令人生叹。据司机说,前些年这里的治安环境相当恶劣,常有回族少年身怀利刃行凶。不过这跟民族关系倒可能没有什么瓜葛,因为这些少年对宗教据说颇为淡漠。可能跟农村居民城市融入困难有关,也同这些少年的家庭教育缺失有关。司机声称,回族家庭不太重视教育,这个说法我听不同的人说过好几次。城市穆斯林社区同这些新近移民之间的关系颇可玩味(宗教系统似乎没有做什么救济工作,但有些社会组织,比如“爱心教育服务中心”,出了一把子力气)。

灵明堂又在小西湖边缘的山上,沿路而上,周边环境更像村庄。

灵明堂的外观同内地道观并无特别不同,雕栏玉砌,龙飞鹤舞(回来我查了一下书,一般认为灵明堂是嘎德林耶一支系,这就难怪了。嘎德林耶讲究出家修行,云游苦修,摒弃肉欲,同道家颇有渊源。虽有教门教派,但传贤不传子,组织形式要比其他门宦来得松散)。待走进去,被阿訇拦住盘问,答曰兰州大学杨文炯教授嘱我前来参观拜访才得通行(在内心暗暗对杨教授说一声抱歉,冒他之名,罪过罪过。不过指点之人跟杨是好友,嘱我如此回答),到里面也被查问了几次。也暗想,有些旅游指南将此列为游览地,徒增事端耳。

里面好一座锦绣大花园,有香炉、寿龟。又见一殿,悬挂着一干匾额。上面有民国六年甘肃省都督张广建和孙科的赠匾。张望时遇见了一位坐着的长须老者,手持拐杖,除了头顶的白帽,颇类道人。我以为他是一名歇息的普通教众,持礼以待。稍后,与阿訇攀谈的时候,才知道他是灵明堂第三代教长汪守天,今年94了。当初疯汉太爷马灵明自建新的苏菲门宦灵明堂,53年二传至汪守天,入狱、死缓、复兴。

在这里,可能要岔开讲讲了。根据我粗浅的理解,中国的伊斯兰教在清中期之前都只是信徒的松散集合,西北地区流行的基本是教坊制,这些教坊互不统属,传教布道者也仅仅是单纯的神职人员,并不具有宗教首领的地位。到清中叶,由于多种因素,在西北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教门——门宦。其宗教意识形态颇类天主教,讲究在信徒与天主之间要有媒介、引路人。其传教分为“教统”、“道统”两支,教统对大众,道统对本组织内部的精英,被视为教之精髓。门宦教主被视为“圣人”(或能行奇迹者,尤以开创者为然)崇拜。本教派的清真寺,通过一定网络紧密组织起来,各寺教长由教主直接委任并管辖,信众唯教主马首是瞻。教主之位,或传贤或传子,尤以传子为多(这么一种宗教组织方式,在无论格底目老教或原教旨主义教派伊赫瓦尼或赛莱菲耶看来,都属异端)。顺便说一下,由于这种组织化属性,加入门宦就成为个人跨地域社会地位上升的好渠道。

组织化的门宦一出,与朝廷就有了天然矛盾。自苏四十三起义到同治十年的回汉仇杀,都有门宦的影子。说老实话,一开始无论是朝廷、门宦都没有生事的意思,而是门宦内斗、朝廷干预失当,由官民矛盾而变为族群冲突(这个从哲赫忍耶的口号“行亏的公家”可以看得出来)。

民国初创,似乎是门宦与当局关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张承志写《心灵史》,写到1920年就收手,是有理由的,因为接下来的历史不再符合他“革命vs镇压”的图景了。中央不再,敌对的对象就发生了转移。比如民国初年甘肃都督张广建身是客军,对甘肃地方势力加意笼络,比如对哲赫忍耶第七代教主马云章执礼相待(马云章很高兴,有“以匹夫抗衡诸侯”的说法,认为是真主旨意),也对灵明堂第一代教主马灵明青眼有加。而新生的诸马军事集团,虽然本身多以门宦起家,但很快就觉得分裂的诸门宦不符合自己的统治需要,采取了扶持伊赫瓦打压各门宦的政策,尤以青马和宁马为甚。

身处陕甘宁边区,党是很灵活的,比方说同虎夫耶门宦下支系洪门关系就很好。鼎革之后,设置宁夏回族自治区,并在兰州建立全国第一所民族干部培养学校——西北民族大学,恐怕也有这种历史继承性。但政权既固,朝廷与门宦的矛盾便再次突出起来。从58年开始,政策就变为““解决回族问题的主要要求是:使回族人民逐步从宗教的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使宗教还原为个人的思想信仰问题”。换言之,信教可以,不得有组织。而这是办不到的,于是更近一步,不许信教。

“粗暴的军曹”(朱学勤语)当政之后,党对门宦的态度再变为拉拢、渗透、离间、依赖诸策,既防范又利用。总的来说,以承认现实、纳入政治体系、求稳为主。由于这种方针,目前我访问的甘肃、宁夏两地,虽有怨言,但基本上承认政府的宗教政策“还好”。

话头收回来。灵明堂的阿訇们的看法似乎预示着这种绥靖政策中所蕴含的动荡部分。据他们介绍,灵明堂信众目前已过二十万(在另一份研究中也有25万这个数字。以00年左右数据,整个嘎德林耶门宦也不过二十余万众。十年之间,扩张之速如果为真,只能说明门宦间争斗或门宦向外扩张的形势,要超乎所料——门宦信众只能从其他门宦或伊斯兰教信徒而来,纯为零和。党对这种争斗既反对又欣慰,反对是怕宗教领袖间矛盾变成宗教信众间矛盾,政府一碗水端不平就可能引发信众怨恨对象转移——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欣慰在于门宦相互分势,不易组织跨省跨地区大规模活动。可见这里),是目前兰州最大的伊斯兰宗教设施。与我交谈的马中祥阿訇,很委婉的表达了对其他门宦的不满。当然,我觉得灵明堂的宗教修行可能更适合城市生活(只是我的私下猜测,有机会再说吧),与其增速也有关系吧。

”那贵堂除了修行之外,还有什么社会活动没有?”我问道。

接待我的两个阿訇中另外一个是看起来很灵活的小伙子,怔了一下答道:“兰州的各清真寺对举办社会活动意见不一。有的认可,有的认为是对宗教活动的干扰。我们的老人家觉得无可无不可。”继续询问下来,灵明堂的活动除了两位先教主的忌日的宗教活动之外,就是平时给这个地震、哪场灾难捐点钱(似乎也不多),再就是对残疾儿童的救助(具体形式未曾问及)。如此清汤寡水,似乎同灵明堂偌大的声名不相符合(回来查资料,发现兰州领导层曾多次到访),与友人相荐之意也相悖。追问不太适合,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打听。

再问灵明堂与社会组织关系。马中祥阿訇回答道,没有什么了解,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收到许多内刊,很喜欢(西北穆斯林社区里面内刊发达,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联系广,超地域,较有名者《开拓》、《我们》。很有意思。政府对此内刊网似乎持放任态度。有兴趣的研究者如果能对内刊网进行梳理,当能有所收获)。

再问就不太方便了。作为初来者,只能蜻蜓点水。于是告辞离开。事后去见另一位穆斯林研究者,问及灵明堂,她答道:“那就是个道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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