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的血脉使然

俄乌历史关系与帝国创伤

2022 年 6 月 25 日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同阅历丰富的前辈、大家一起讨论问题。

俄罗斯很显然是许多人都关注的一个国家，它在中国的影响力，同它现在的国力严重不匹配。现在俄罗斯正陷在乌克兰战争之中，有许多人（中国人加上外国人）都把这场战争看成是极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为什么普京会发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走向又会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

我最近做的一项研究跟俄罗斯帝国史有非常大的关系。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研究成果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对回答这些问题有所助益。在这里，我将我的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获得大家的批评指正。

一

俄罗斯为什么要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非常多的人认为是为了应对北约的东扩，建立安全区（包括一部分西方人也这么认为）——但其实这个说不太通，因为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不算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的话）一共是四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中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早已加入了北约，而且他们跟俄罗斯的国境线接壤并不短，他们对俄罗斯的恶感最大，他们面对的也是俄罗斯的精华地区。照道理说，他们的威胁最大啊。很显然，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形成了威胁，促使俄国动武，那么这个威胁肯定不是军事上的。

还有些人认为这是为了出兵拯救乌克兰东部的俄裔居民。但是正如独立民调所显示的那样，乌克兰人在过去对俄罗斯一直有非常正向的态度，直到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才发生逆转。但即使到了2021年2月份，对俄罗斯持友好态度和持厌恶态度的乌克兰人仍然相等。[1]但即使是这样，东西部的政治矛盾并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事实上，现在的总统泽林斯基上台的政纲就是要调和东部和西部人民的矛盾（你从俄罗斯方面的民调也能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正向态度也回升了一下）。

还有些人认为是普金为了转移内部矛盾的个人冒险。但是如果你去看普金在俄罗斯的个人支持率的话，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还是蛮稳定的。[2]至少在他入侵乌克兰之前，我们看不到他面临什么重大政治挑战的迹象。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还要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呢？

我觉得，当我们排除掉上面这些因素之后，历史功业就成为一项可能的备选。我们先来看看俄罗斯人自己怎么说。首先是普金在2月21日发表了一篇在我看来非常奇怪的演讲。在这篇讲演中，普金花了很长的事件来讲述乌克兰的历史，他说道：“对我们来说，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邻国。它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他着重指出，乌克兰没有国家传统，现代乌克兰是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人为建立起来的国家。

如果说普京的这段话还有模糊的地方，那么以下的言语就比较清楚。

这里有一篇俄罗斯新闻机构2月26日不约而同发出来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普京决定不把乌克兰问题的解决留给后代，毫不夸张地说,是承担了一种历史责任。毕竟，俄罗斯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出于两个关键原因。国家安全问题，即乌克兰成为反俄和西方对我们施压的前哨，在其中的重要性仅排在第二。……首要原因永远是一个分裂民族的情结，民族屈辱的情结——俄罗斯家庭失去了它的一部分支柱（基辅），然后不得不接受两个国家的存在，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民族。……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消失了，乌克兰已经回到了俄罗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国家地位将被清算，但它将被重组，重新建立，并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回到其自然状态。在什么范围内，以什么形式确保与俄罗斯的联合？这将在乌克兰反俄的历史结束后决定。无论如何，俄罗斯人民的分裂时期都将结束。”[4]

亚历山大•杜金，普京的御用哲学家，在2月26日的讲话：

“让我们向列宁创造的乌克兰说再见吧。而我们正在将去共产主义推向其逻辑极限……对乌克兰西部军事目标的攻击显示了我们解决这种情况的决心。我认为，它将以这些地区的东斯拉夫人的统一而结束，东斯拉夫人的三个分支（小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大俄罗斯人）统一为一个联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欧亚联盟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脑海里没有这个目标，我们就不会采取现今的极端措施。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即使我们处于街垒的两侧。……而是说：‘兄弟们，你们明白，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支持摆脱任何势力的自由和独立，但我们比你们更理解这一点），我们要把你们纳入我们的empire，我们正在建立一个严肃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小丑般歇斯底里的国家。’”

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很显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矫正历史，实现东斯拉夫人的再统一。换句话说，普京想要实现的，就是“大一统”的历史功业。

那么，为什么是乌克兰成为这大一统功业的对象呢？我们就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二是俄罗斯人与帝国的关系。为什么我们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请稍待片刻，我再细述。

二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最近有一本新书，浦洛基的《欧洲之门》，它对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叙述甚详，推荐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讲东斯拉夫人，总是觉得俄罗斯人是东斯拉夫人的代表和正统所在，但这个其实是现实对历史的一个遮蔽。如果我们看历史就会发现，在东欧，最早、最大的东斯拉夫国家是所谓的基辅罗斯。在中世纪中期，基辅罗斯是非常强大的东欧国家。不像现在我们认为俄罗斯的欧洲身份还比较可疑，那个时候的基辅罗斯跟欧洲的关系要紧密的多。基辅罗斯的国王雅罗斯拉夫有一个外号，叫做“欧洲的岳父”，因为欧洲各国的统治者都争先恐后的迎娶他的妹妹和女儿。他的一个女儿安娜嫁给了法国国王亨利一世。当她嫁到巴黎之后，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新家“屋宇昏暗，教堂简陋，习俗令人厌恶，是一片蛮荒之地。”[5]至少在安娜的眼中，那个时候的巴黎是无法与基辅相提并论的。

基辅罗斯从公元10世纪开始一直维持到了13世纪中叶。在它的后期，国家分裂割据，分为若干公国，有点像东周春秋的模样。谁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有两个，一东一西而来。十三世纪初，蒙古入侵，原有各公国或灭或降，基辅罗斯灭亡。数十年后，乘着罗斯人的虚弱，波兰-立陶宛国家（1568年两国合并）也从西方入侵，逐次吞并了绝大部分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至此，罗斯的东西分裂之势就造就了。在西，是波兰——立陶宛贵族共和国，以文明西来的姿态呈现于世。在东，则是专制的莫斯科公国。这个形势，就好像是大唐崩溃后，宋辽两国各自以大唐继承者的身份自居。在中国是北朝、南朝。在罗斯，就是东朝、西朝。

俄罗斯和波兰两国由于争夺罗斯遗产的缘故，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死敌。这里有一个例子，在波兰1863起义以后，俄罗斯有一个著名也非常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叫做米哈依尔·卡特科夫，一位著名的新闻人，主编《俄罗斯信使》杂志和《莫斯科新闻》报，号召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镇压起义。因为他认为，一个独立的、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始终会给俄罗斯的民族建设带来挑战，两者的并存将会撕裂这块大地上的众多心灵。他说道,“在这两个相关的民族(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之间，历史总是给出的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两个国家不仅仅是竞争对手，而是不能并存的敌人，是死敌”。^[6]应该说，这种态度并非是卡特科夫独有的，也不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这一波兰——立陶宛联邦，同西班牙的卡斯蒂亚与阿拉贡，或者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并无不同，都是情势所需。波兰人想要同哈布斯堡君主拉开距离，立陶宛贵族对西方文明有所倾慕，而东部罗斯人视之为保护性力量。在相当时间内这个贵族共和国是欧洲边陲的最庞大的一个斯拉夫人共同体，是若干不同宗教、族群的共同家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认波兰人这块招牌，认同波兰文化。

比如，现代波兰的国父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父母其实都是立陶宛的贵族（鉴于立陶宛贵族波兰化的程度非常之深，其实与波兰贵族也无甚差别）。其毕业事业旨在复兴波兰-立陶宛联邦，为其理想的失败痛苦万分；又比如现代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虽然在十六世纪之前确实是立陶宛古都，但是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在这座城市里面讲立陶宛语的人口只有1%到2%（对这一大片土地上的人来说，波兰语是一种高雅语言，是知识分子与贵族的语言，立陶宛语则是一种乡村语言），犹太人倒是占到了该城总人口的40%。无独有偶，直到二十世纪早期，现代乌克兰的重要城市利沃夫中的波兰人口比例也要超过52%，更有75.4%的利沃夫居民声称自己的母语是波兰语。[7]

可以预想，如果波兰王国能够挺过十八世纪的地缘政治冲击，没有发生俄、奥、普“三家分晋”（1772-1795年对波兰的三次瓜分），那么该王国完全可能以波兰为核心进行统一的国族构建，一如法兰西与英吉利。

不过这个波兰王国不是没有内忧的。到了近代早期，这个波兰王国日益衰弱，一是其政制过于松散、分裂，二是波兰语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关系有点“内殖民主义”的味道，此种姿态尤其显现在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立陶宛人与波兰人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平等）。乌克兰的下层贵族与农民往往要受到波兰贵族与地主的支配（中上层贵族则波兰化了）。蒂莫西·斯奈德在《民族的重建》一书中写道，1569年之后，一些波兰家族在乌克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波兰士兵以及犹太人助手，大量乌克兰农民由此陷入赤贫之中，时人的抱怨是“（乌克兰人）被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成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奴隶或侍女……”。[8]

由于这种歧视，在1648年到1657年间在乌克兰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哥萨克起义。起义的哥萨克领袖赫梅尔尼茨基是乌克兰的地方贵族，与波兰宫廷关系甚深。赫梅尔尼茨基之所以率领哥萨克起义，最初的缘由就是因为一位波兰官员窃取了他的地产、霸占了他的爱人、谋杀了他的儿子，而他本人向波兰宫廷申诉未果。他之所以能获得大批人手，也是因为波兰贵族对土地的侵占导致有大量农民逃向边境成为哥萨克。这场哥萨克叛乱，可以看成是拥有军事武装的乌克兰底层贵族与农民对自己缺乏政治权利（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剥夺）所表达的不满。

尽管赫梅尔尼茨基在1648年声称自己是“罗斯唯一的统治者”，但是在乌克兰，新生的哥萨克政权用波兰货币，使用波兰语作为行政语言，甚至打仗的时候也用波兰语发号施令。在一开始的时候，哥萨克的企图也就是在波兰国家里面争取自治。到后来跟波兰人作战不利，赫梅尔尼茨基向四方求援、称臣，他向克里米亚汗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都求过援，表示愿意归顺。后来才同俄罗斯帝国签订条约，表示愿意内属，俄国人也同意了。赫梅尔尼茨基读不懂俄语，他跟俄罗斯方面通信的时候，只能请人将俄语信件先翻译成拉丁文才能加以阅读。

老实说，最早对俄、乌同源的说法其实来自于乌克兰人自己，当时基辅的乌克兰东正教教士们为了同波兰天主教竞争，对于依附一个同样信奉东正教的强权非常感兴趣。所以这些教士们在1674年编写了一本编年史，简称《略要》，强调在历史上就存在一个统一的斯拉夫-罗斯民族。这个说法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被沙皇们大力利用，并在后来乃至现在成为俄罗斯人的一个主流观念。

乌克兰哥萨克国的半独立地位差不多一直维持到叶卡特琳娜女皇时期。当时俄国人已经把乌克兰左岸地区叫做小俄罗斯。叶卡特琳娜曾经强调过要“俄罗斯化”乌克兰，“以免它们一直像狼一样渴望回到森林。”[9]这个“森林”应该指的就是波兰。俄罗斯帝国一直对波兰心怀警惕，把乌克兰看成是俄、波争夺的中间区域。即使当十八世纪末俄罗斯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普鲁士合作瓜分波兰后，这一警惕仍然没有放下。

比方说1830年11月波兰华沙起义后，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就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们将防线后撤到何处？

难道要退过布赫河？退过沃尔斯克拉河？直到（第聂伯河）河口？

那时沃里尼亚将属于谁？

博赫丹（即赫梅尔尼茨基）的遗产又将是谁家之物？

如果承认叛党的权利，

那立陶宛人不也会唾弃我们的统治吗？

还有基辅，那拥有金顶的老朽古城，

罗斯的万城之祖——

难道它也要让那些神圣的陵墓

落入野蛮的华沙之手？”[10]

普希金大声问道“斯拉夫诸国的溪流会流入俄罗斯大海吗？或者俄罗斯大海将要干涸，这是个问题”。[11]

在乌克兰这边，由于乌克兰农民和波兰地主的固有矛盾，所以有很多乌克兰人实际上也持所谓“小俄罗斯主义”，也就是相信乌克兰农民阶层需要跟帝国联盟来保护自己不受波兰地主和天主教士的侵害，相信天下罗斯人是一家。比如十九世纪早中叶的重要乌克兰知识分子米哈伊尔•优瑟佛维奇（Mikhail Yuzefovich)就是一个小俄罗斯主义者，他是普希金的朋友，曾担任军官在高加索地区作战负伤，他积极参加基辅考古委员会的工作，负责从文献角度证明乌克兰从来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当时更具乌克兰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兴趣基本上都还是集中在文化领域。比如乌克兰国歌《乌克兰还没有灭亡》的作者帕夫洛•楚宾斯基（Pavlo Chubynsky）就在俄罗斯政府里面工作，在报告中声称，“我在北方不知疲倦地工作，证明了我对俄罗斯人民的爱”。[12]也就是说，他的乌克兰认同和俄罗斯认同并不冲突。

到了十九世纪中晚期以后，有一件事极大的恶化了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俄罗斯乌克兰政策的重心。

这件事就是俄罗斯政府患上了“波兰综合征”。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俄罗斯帝国的做派非常的古典主义，与其说它是一个近代民族帝国，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贵族阶级联盟国家。它对属地的控制，基本上是走上层路线，用人事关系来维护帝国统治。在1863年波兰起义之后，俄罗斯帝国似乎遭到了极大的心理打击，对自己的既往宽纵政策、上层路线的效果产生了极大怀疑，他们开始反思和担心自己面临民族主义挑战。许多帝国统治者开始认为，加强行政控制，消灭异族文化（换言之，进行俄罗斯化）才是唯一出路。这种波兰综合症的体现之一就是，帝国所猜疑、防范和镇压的对象，逐渐从波兰延申到帝国中其他的族群身上。

在西部各省份（立陶宛、白俄罗斯、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帝国的主要政策是消除波兰在本地区的痕迹。当时出任维尔纳地区（含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总督穆拉维约夫（正是他镇压了1830年波兰起义），说道：“我决定挥剑斩断戈耳狄俄斯之结（Gordian knot），即波兰人对农村人口的腐蚀性影响。”^[13]他的做法就是在行政、教育和商业上消除波兰语和天主教的影响，以东正教、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取而代之。于是，本地刚刚出现的乌克兰语文化复兴运动就遭受了池鱼之殃，俄罗斯政府称之为波兰人或者耶稣会的阴谋，也要一律禁掉，为国语让路。即使不是，乌克兰的语言、文化和身份也被看作是对帝国统一的威胁：它威胁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性，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波兰的民族主义。

当时的俄罗斯主流意见就是要一统大小俄罗斯，比如卡特科夫斥道：“有种诡辩声称，有两个俄罗斯民族和两种俄罗斯语言，就好像有两个法国民族和语言一样，这是一种可耻而荒谬的。”^[14]有一名斯拉夫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拉曼斯基写道：“基辅及其地区的异化将导致俄罗斯民族的解体，导致俄罗斯土地的崩溃和分裂。”^[15]

帝国内政部大臣彼得·瓦鲁耶夫（Petr Valuev）声称：“任何独特的小俄罗斯语都不存在，不曾存在，也不能存在。”^[16]在1863年，内政部就秘密通知说禁止用乌克兰语印刷书籍。此后不久，也禁止印刷白俄罗斯语书籍，禁止立陶宛的出版物使用拉丁字母，而只允许使用西里尔字母。1876年，帝国又禁止从加利西亚地区进口乌克兰语出版物，也禁止用使用乌克兰语的戏剧表演和讲座。

简而言之，就是搞肃反扩大化。

帝国对乌克兰格外着重用力，也是因为乌克兰在帝国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十八世纪早期，俄罗斯人口还占总人口的70%以上。但是随着十八、十九世纪帝国的大规模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人口超过1.7亿，但俄罗斯人在帝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则下降到了不到45%。乌克兰人占18%，白俄罗斯人占4%。因此，要继续占人口多数的话，俄罗斯人就必须兼并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当然，这也是因为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乌克兰在帝国贸易和产业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的缘故（乌克兰的出口额占整个帝国的75%），有大量的俄罗斯农民迁徙到了乌克兰东南部务农或做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家都是在这波移民潮中迁徙到乌克兰的。

由于“肃反扩大化”，新生的乌克兰一代逐渐激进化。比如基辅大学的古代史教授米哈伊洛·德拉霍玛洛夫（Mykhailo Drahomanov），原本只是一个对文化领域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对乌克兰民族主义中的狭隘性和沙文主义其实有相当批评，他在1875年被基辅大学开除，随后流亡至瑞士。在那里，他写下大批作品，宣讲乌克兰民族的独特性，主张改革帝国建立联邦政体，成为一名非常有影响力的乌克兰政治思想家。他的遭遇，其实是一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到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可以看出，“小俄罗斯主义”在乌克兰知识分子中逐渐走向边缘化。

芬兰史的研究专家伦纳德·伦丁（Leonard Lundin）在对芬兰俄罗斯化运动做总结的时候，说道：“无论俄罗斯化的某些理由一开始看起来多么合理，芬兰的事态发展已经证明这种计算是根本错误的。一个绝大多数人忠诚的民族被疏远了，芬兰民族意识被强化了，一个敌人被不必要地创造出来了。”^[17]这个结论用在乌克兰身上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那就是乌克兰西部一部分土地此时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的管辖下，这是当初“三国分晋”的产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也将波兰民族主义看成是心头之患，不过他们的做法就要比俄罗斯帝国高明实在太多。他们正确认识到，乌克兰人同波兰人是不对付的，帝国的统治也不需要整齐划一。于是奥地利帝国在治理这块土地的时候相当的宽松，鼓励本地方的乌克兰文化与政治组织。这样，乌克兰东西部的民族主义就各自根据不同的原因兴盛起来，相互刺激，并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合流，成立“中央拉达”，成立了第一个乌克兰共和国。

当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掌权后，曾经派出过大军攻进基辅，但是被击退，后来苏维埃俄罗斯与波兰之间也发生了战争，并遭到失败，乌克兰西部的土地划给了波兰。这样，俄国与波兰就再次形成了隔江（第聂伯河）而治的这么一个局面。

列宁这个人相当务实，尽管他最终是相当反对联邦制的，但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小党派，此时又处在被围攻的境地中，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妥协，于是建立了所谓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将入党的大门向乌克兰左派敞开。这个举动实际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具有革命性，倒是跟俄罗斯帝国的老传统遥相呼应，那就是要统治地方，就要跟地方社会精英合作，给予地方特权，行政吸纳他们。

乌克兰后来的历史，大家都清楚，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以上讲的就是乌克兰国家成立的前因后果。综上可知我们可以知道三件事：一，普京说乌克兰是布尔什维克人为创造出来的国家这件事，半真半假，毋宁说，乌克兰是一系列历史与政治运动的自然产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只是搭了一把手；二，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确实是相互缠绕，你说他们是一个人群共同体也行，说是花开两枝也可以，他们的族群差别完全看政治推动（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乌克兰大饥荒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在2014年之前仍然有很多乌克兰人看好俄罗斯，然后乌克兰内部始终有东西派的缘故）；三，俄罗斯人在东欧大地上有所谓的历史功业，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统一在一起，继承基辅罗斯的统绪，是埋在莫斯科国家的基因里的。

三

但是以上内容只能说明普京可能有历史功业的幻想，却不能说明为什么现在俄罗斯人还相当支持普京和这场战争的原因。比方说，以下俄罗斯独立调查机构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4月实施的调查显示，普京的支持率仍然达到82％，处于4年来最高水平。[18]

再请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2019年，普京的支持率低到过31%。在另一方面，俄罗斯自己公布的数据显示，来自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俄军报告的伤亡人数中不成比例的高。莫斯科作为一个1250万人的城市，居然只有三例死亡，但来自达吉斯坦和布里亚特这种地方的人却异常的多。[19]在俄军的战斗队伍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大量车臣雇佣军和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民兵的身影。普京发动的这场战争很有一点以夷制夷的味道。

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看，这其中大概存在某种共谋和交换。虽然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俄罗斯中心区的伤亡少，所以俄罗斯人对普京的支持率高（或者说普京有意识的降低了中心区的伤亡数字），但我还是觉得这关系应该是反过来的，即普京受到俄罗斯中心区的支持，刻意以边缘区的人民为代价。这个共谋与交换也体现在普京迟迟不愿进行全国总动员这件事上。

大体而言，我认为，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相当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俄罗斯人的真实欢迎，而这种欢迎根植于俄罗斯人的历史怨恨之中——无论是在沙皇俄国时期，还是苏联时代，俄罗斯民族主义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人都感觉他们并不是自己所在国家的主人。

简而言之，为什么俄罗斯人对乌克兰有征服冲动？答案是“帝国创伤”，这又跟历史上俄罗斯人与自己国家（帝国）的关系是有关的。

让我们先从沙皇俄国讲起。同英、法和哈布斯堡帝国比起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在此帝国内，并不存在一个“帝国民族”。所谓帝国民族，指的是在一个帝国内部，存在某个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团体，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它们的。也许会有人立刻反驳道：怎么会呢？俄罗斯帝国难道不是属于俄罗斯人的吗？俄罗斯人难道不是这个帝国的主体人群吗？

不，并不是这样的。答案可以粗略归纳为：虽然帝国最大的一支人群是俄罗斯人，帝国东征西讨的主要主力也是他们，但是俄罗斯人作为一个群体并不“享受”这个帝国——这既指的是帝国的代价是不均等的分配在俄罗斯人身上，也指的是普通俄罗斯人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并不居于优势地位（帝国的政策并不偏向于他们）。

这首先当然指的是俄罗斯人享受的政治、社会自由要少于其境内的某些族群。比如同芬兰人相比，俄罗斯人显然有更少的自由而非更多，芬兰人有宪法和议会，而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没有农奴制，但在俄罗斯却是有的。

其次，同普通俄罗斯人相比，非俄居民多多少少要享受到更多的法律/政治优惠。比方说，直到1874年俄国建立普遍兵役制前，非俄居民都免于兵役。即使在1874年之后，高加索、芬兰和波兰人的服役期也要比俄罗斯人短，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各族也还是免役的。又拿犹太人来说，尽管他们有时只能被迫生活在犹太人生活区里，但是他们却没有变成农奴的危险。

再次，非俄居民普遍比俄罗斯人负担的税收更少。下表是1890年代帝国各地区的政府收入/开支与赋税情况：

从上表来看，俄罗斯人承受的人均直接税赋（1.91）要比非俄居民（1.22）高出50%以上。就政府整体所得来看，俄罗斯人的负担也要比非俄居民大将近四成。虽然帝国在大俄罗斯地区的支出也大，但是这些钱主要是用来应付行政花销，而非进行投资与提供公共服务，所以俄罗斯人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请注意，这种较大的支出主要是由于帝国把钱都花在了彼得堡所造成的，在彼得堡之外的俄罗斯地方，政府花的钱（人均3.71卢布）是少于非俄区（人均4.83卢布）的。

这种税收上的歧视并不是因为俄罗斯地区更富裕、经济更发达、更工业化/城市化所造成的。正相反，同帝国内很多族群（比方说德意志人、波兰人、犹太人）比起来，无论是识字率还是经济社会成就来说，俄罗斯人都是远远不如的。而且，不仅仅是同西边更发达的人群比，俄罗斯大众同东部与南部边远地区比，也并不过的更好。比如说，在十九世纪之交，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不仅低于波罗的海各人群、犹太人和波兰人，而且也低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大俄罗斯地区人口的婴儿死亡率要明显高于帝国其他部分。见表二、三^[20]。

再次，从经济上看，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的经济交往很难说是剥削性的（西伯利亚的皮毛贸易、乌拉尔的矿业除外，受害者是西伯利亚的原住民和巴什基尔人）。在帝国的西北部，是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控制着贸易，在西部则是犹太人和波兰人，在南部和东部则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自17世纪以来，俄罗斯商人就在抗议帝国给予外国人和非俄罗斯人的特权。瑞士历史学家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考虑到某些非俄罗斯人的财政特权，以及政府花在军队和行政上的巨额开支，直到十九世纪，俄罗斯从大多数非俄罗斯边远地区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21]

最后，从帝国统治者的自我认知来看，他们也未必有多少俄罗斯民族认同，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之根，但是几乎不会因此认为自己同普通的俄罗斯人有什么共同之处。美国历史学家库马尔指出，俄罗斯的君主本身就很难说是一个俄罗斯人。“罗曼诺夫家族几乎没有什么俄罗斯人成分……他们过着西化贵族的生活。他们使用德国的宫廷礼仪，他们的公园和宫殿是新古典主义的……即使是血统，他们也几乎不是俄罗斯人，这是与德国皇室无尽通婚的结果（这指的是彼得一世之后，历代俄罗斯沙皇，都有外国妻子，尤以德国人为多）。”^[22]其他的欧洲王室尽管也有外国血统，但通常都显得比较低调。但是俄罗斯沙皇却似乎总是在强调自己的外族特征。宫廷语言一开始是法语，后来又加上了英语。尽管沙皇尼古拉一世曾说他希望被沙皇所统治的全部人民有一天能够“说俄语，有俄罗斯人的做派，感觉是个俄罗斯人”，^[23]但也正是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他的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 (Sergey Uvarov)提出了一个口号——正教、君主与民族（有时也译作东正教、专制与人民性），作为学校教育方针。这一口号后来实际上成为了沙皇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乌瓦罗夫对俄罗斯的民族定义是：“俄罗斯民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以对自己政权的无限忠诚联合在一起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民族完全区别于受启蒙主义堕落哲学影响的西方民族。”^[24]换句话说，正教、君主是要排在民族之上的。

帝国官僚机构的用人上也并不倾向俄罗斯人。帝国最出名的将军之一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将军是瑞典血统的贵族，另一位伟大的战将彼得·巴格拉季翁亲王则出身于格鲁吉亚的皇族。据统计，在1700-1917年占据最高职位的2867名官僚中，有1079人（37.6％）出身外族。其中，355人出身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群。^[25]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国家会议（state council，也有译为元老院的）在1894-1914年间共有215人任职，其中61人（28.3％）有明显的外族背景（其中又有48人有德意志血统）。^[26]所以，瑞士历史学家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才如此总结俄国的用人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起宗教或种族起源，沙皇政府始终更重视忠诚、专业知识和高贵的血统”。^[27]

所以，正如《剑桥俄国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直到19世纪中叶，沙皇政体与其说是一个俄罗斯民族政体，不如说是一个王朝式的贵族帝国。正如在前现代帝国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俄罗斯的核心人口在某些方面比边缘少数民族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很明显，波罗的海的德国贵族、乌克兰贵族、格鲁吉亚贵族和其他贵族从帝国中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大众。”^[28]

综上，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在俄罗斯帝国之中并没有一个“帝国民族”的存在，而这是俄罗斯帝国同其他近代帝国迥异的地方。从很多层面来看，与其说俄罗斯是一个殖民国家，倒不如说它更像一块被殖民地。俄罗斯人不公平的负担着帝国的重担，但却没有“享受”这个帝国。从这个角度讲，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俄罗斯是一个“自我殖民”的帝国。英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埃特金德(Alexander Etkind）就指出，俄罗斯既是殖民的主体，也是被殖民的对象，同时还是殖民的产物。^[29]

虽然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俄国的统治。但是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新政权同旧政权是有继承性的，在某些方面会异曲同工之妙。爱丁堡大学的莉莲安娜·莉佳（Liliana Riga）教授在研究布尔什维克构成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初期的高层领导（1917-1923年间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成员共93人）中有很强的少数民族色彩——犹太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人构成了其近六成，俄罗斯人却是少数派。

如果不算族缘，而看籍贯的话，莉莉安娜·莉佳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出身于帝国核心区域，其他人都来自边疆地区。如果看职业，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多半是工人、农民出身，中产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则多半是外族人。她不禁自问：过去我们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一场主要由俄罗斯知识分子领导的反对专制政府的阶级革命，这个看法是否全然成立呢？

俄国的社会史学家米罗诺夫（Boris N. Mironov）也有相似的观察，他把1907年至191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7000名最积极的革命者的民族情况进行了一下统计，将该民族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在革命者中的比例做了一个对比，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说俄罗斯人的革命积极性是1的话，那么拉脱维亚人比俄罗斯人高7倍，犹太人高3倍，波兰人高2倍，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高1倍。米罗诺夫也指出，在19世纪70、80年代以前，帝国的革命者还多半是俄罗斯人，这是因为俄罗斯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比非俄罗斯人低，但是之后就发生了根本逆转，原来对当局表现忠诚的各民族（波兰人除外），开始成为革命的头号主力。^[31]

当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口号和内容确实是一场阶级革命，但革命的目标和动员机制完全可以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谁更容易相信布什尔维克主义，投身革命呢？^[32]莉佳指出，正是帝国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边疆政策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添砖加瓦——简单的说来，帝国的边疆政策创造了一大批失根的人。他们接受俄化教育，脱离开本土族群，但又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受到排斥，无法融入帝国。于是他们同同样承受帝国代价的俄罗斯工农阶级合作，加入超民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动激进革命。

从这个角度讲，布尔什维克主义其实并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富有革命性，在某种程度上倒是跟俄罗斯帝国的老传统相互呼应（只不过阶级合作发生了颠倒）。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指出革命后的法国体制与旧制度的继承性，其实沙俄与苏联之间也存在相似的继承关系——原来的贵族联盟体系被某种“新阶级”联盟所取代。

到了苏联时代，情况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尽管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地方民族主义有很大的打压，但苏联的民族体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过去我们谈苏联的民族体制，一般有两个说法。一种说法，如《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所讲的，认为苏联只在“外表上是一个国家/民族联邦，实际上在联邦的背后站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表面上各种族集团都拥有自己的加盟共和国和名义上的自治权，但是“这一理论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这个国家一直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其考虑的原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宪法实体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苏联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共产党的手里，而苏共又是以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虽然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但这些政党都被莫斯科视为一个单一组织的省级分支机构。正是这种单一的政党构成了苏联专制结构的支柱，各共和国和其他实体只是一种点缀，虽然好看，但不具备结构性的功能。”。总结一下，就是“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33]。作者指出，在苏联境内的其他民族，通常都受到俄罗斯化或“去本地文化”的强烈影响。另一种说法，则如亨利•黑尔（Henry E. Hale，2005）和尤里·斯莱兹肯（Yuri Slezkine，1994）在各自的文章中所讲的，那就是苏联只是一个“公共寓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房间，民族权利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从经济上讲，俄罗斯实际上是在补贴其他民族；苏联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各加盟共和国拥有的独立政治体制为各民族的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政治基地。

老实说，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并不矛盾。过去我们看帝国，总喜欢从民族间眼光出发，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殖民压迫，但其实在许多帝国中，帝国的统治者可以完全不在乎自己统治的是同族、异族，他们也不介意与其他族群的统治者联手来“割韭菜”。在这样的帝国中，从竖向权力关系来看，少数族群的精英是多数族群精英的附庸，国家大政方针是在中心制定并推行的，但是从横向权力关系来看，帝国又显得相当尊重边缘地区（精英）的特权（以维持共同统治、间接统治）。这样，从竖向看是专制，从横向看，则显得“自治”又“合作”。无论是沙俄，还是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这样的。

我在这里也要说，有些西方学者由于自己长久处在民主国家之中，缺乏在专制国家生活的经验，他们往往不能理解这世上还有“逆向歧视的隔离”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明白：在有些国家里，统治者高居各民族之上，不受任何一个民族的支配，他们完全可以用逆向歧视的方式来平衡民族间关系，以稳定局面，将帝国的负担压在人数较多的那个民族之上。从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小民族在享受特殊待遇，凌驾于大民族之上。从后果上讲，这既有维持稳定的功效，又能在人民之间制造必要的矛盾。

这样，在沙俄时代，在苏联时代，俄罗斯人都没有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是被逆向歧视的对象，不可避免的就要心生愤恨，同时陆陆续续也产生了一些夺回国家的思想运动与言辞。他们要求成为帝国的主人，让帝国为自己服务。简而言之，俄罗斯民族主义长期被沙皇俄国和帝国所遮蔽，产生了“帝国创伤”与“帝国渴望”。

在下面，我略微梳理一下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流变。

第一波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诞生于十九世纪中期。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在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所谓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但一个现实是，一个相对之前更自由、更独立的俄罗斯社会的出现，同时也伴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苏醒。当时的俄国知识界基于亲西方还是传统保守的态度可以分为斯拉夫主义者（slavophile），和西化派（anglophile），但无论是哪一派都不抵触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西化派当然希望实现帝国的自由化，让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能够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但是，他们在当时所仰望学习的对象是英、法等政制整齐的民族国家，对帝国内许多非俄罗斯人享有的传统特殊权利，他们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王朝压迫俄罗斯人的体现。至于斯拉夫主义，原来不过是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派别，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有相当浪漫的想象，后来又演变出某种有机论民族主义思想，它的含义颇为复杂。^[34]我个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可以被看成是俄罗斯人对“被殖民”的一种反抗。对斯拉夫主义者来说，生活在帝国西部的诸斯拉夫分支族群，被西方文化与价值观侵染太深，有待矫正。^[35]这样，俄国知识界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确实在俄罗斯帝国内部掀起了一股持久不息的民族主义思想浪潮。

第二波民族主义浪潮就要等到苏联解体前后了。1990年1月初，一位叫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年轻作者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削弱了苏联统一的基础。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非常惊奇的看到旧时代的幽灵再次出现在俄罗斯的思想舞台上，“这些自诩为俄罗斯‘爱国者’的帝国主义分子往往拥护沙皇俄国最令人厌恶的那些东西。……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俄罗斯负有统治从君士坦丁堡到太平洋、从波罗的海到印度这一广大的区域的使命，并且应在所有的边缘地带实现霸权。他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俄罗斯民族的标志。维护帝国的完整应该高于个人利益，高于俄罗斯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利益。”[36]

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俄罗斯帝国主义开始以“新欧亚主义”的名称为大家所熟悉。这种新欧亚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亚历山大•杜金。新欧亚主义有它的前辈“老欧亚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流亡者搞出来的，即反布尔什维克，又反西化派的宪政民主主张，而是强调俄罗斯具有独特个性与命运，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某种俄罗斯保守主义。相比于前辈与同侪，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在反西方方面要彻底的多，在地缘政治方面也要激进的多，他主张建立所谓欧亚联盟。这个欧亚联盟其实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再版，杜金自己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是一个帝国，也必须是一个帝国，生来负有领导欧亚洲这一片区域的重任。[37]杜金在他早期著作《地缘政治学原理》中就说过：“没有办法想象不是帝国的俄罗斯将会是怎样，它注定成为帝国。”[38]到了普京执政的后期，新欧亚主义开始在普京政府中起到中坚意识形态的作用。以至于杜金在2016年被美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哲学家”。[39]

很显然，具有这种帝国主义取向的，不仅仅是少数学者。《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创作者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坚持认为乌克兰语是“不存在的、卑鄙的语言”。[40]《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 Alexander Solschenizyn ）尽管非常反苏，但却不反沙皇俄国。" 2000 年代，索尔仁尼琴曾多次会晤普京，俩人一致认为，必须恢复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东斯拉夫统一；俩人都确信，西方民主制作为一种国家政体对俄罗斯有害无益。"[41]同样受到苏联迫害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1992年一首名为《论乌克兰的独立》（On Ukrainian Independence）中痛斥乌克兰人，说道：“轮到你们死的时候，你们这些大白痴,你会发出刺耳的声音抓挠你的床垫,背诵亚历山大（普希金）的格言，而非塔拉斯的胡言乱语。（塔拉斯·舍甫琴科，十九世纪诗人，乌克兰现代语奠基者之一）”。这些人和普希金一样，都可以说是俄罗斯的良心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抱有真真切切的某种“帝国主义”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