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ris

「抗日战争打输,中国会发展得更好」这个观点正确吗?

刚刚看到了一个观点,凭印象复述一下:

假设抗日战争打输,日本殖民,是否能大概率上避免三年困难时期(1500-4500万死亡)、文革(200万死亡,3600万不同程度政治迫害)、计划生育(四二一扭曲型结构)、下岗潮等等……二战之后民族自决风潮刮到亚非国家,中国独立,带着大日本帝国的基础建设和被压抑的民族意识重返世界舞台,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

其实这个观点更贴近的是「唯经济论」。如果大日本帝国采取满人治理汉人的同化政策,中华民族会不会只是改朝换代而已?如果这样一来非正常死亡人口减少许多,经济也发展得更好,那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吗?

以往这种相当后设(也非常粗糙)的讨论我从来都不感兴趣,但这次吸引我的是其中的民族主义逻辑。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人会认为:赞同「抗日战争打输,中国会发展得更好」这种观点的人愧对先烈,应该千刀万剁,经济固然重要,但民族意识和国家主权(国家民族主义)应是底线。


这引发了我的困惑。举例而言,Matters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论证逻辑,基本可归纳为「民主中国无用论」(暂称为论证A),它是这样展开的:

民主并非在所有国家都行得通 - 以阿拉伯之春、乌克兰、意大利和台湾(停滞的经济)为例 - 中国整体的经济成就 - 民主在中国行不通。(这样的论证在Matters上不但出现过很多次,还时常伴随着一些错误的资讯,如乌克兰政局和台湾22k争议)

同理,以这种思路来看国家民族主义的话,竟也可以得出论证B:

国家民族主义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 - 以法西斯主义、雅各宾恐怖统治、凯末尔主义(见中共对泛突厥主义的评价)为例 - 以国家民族主义为名的体制外力量逐渐失控(小粉红和举报风) - 国家民族主义不适用于中国。

这两个论证都有意识地、选择性地忽略了其他的例子,只选择对论证有利的例子。当然,第一个「民主中国无用论」,很明显地缺少了关键的论证环节,就是民主程度和经济发展本身的联系

这一点早在2014年就有数据可以支撑,且参考的经济发展指数不止是国际汇率的人均GDP,还有UNDP给出的IHDI(不均修正的人类发展指数)、Legatum Institute公布的LPI(繁荣指数)、世界经济论坛的CGI、贸易促进指数和旅游观光竞争力指数、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全球创新指数、产权联盟的国际产权指数等等:

民主指數和各國家發展指數有相當的正相關,從各圖的趨勢線也可以清楚看到,民主指數愈高的國家,基本上其他的國家發展指數也愈高,而且那些高民主指數(Democracry Index > 8.5)的國家,沒有任何指數是低分的。(Gene Ng, 2014)

当然,他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民主发展和经济发展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究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迈开民主进程,还是民主本身使一个国家得以发展?这样的因果关系是无法从指数相关性看出的。

不管如何,一旦开始探讨其中的因果关系,就意味着认定了民主发展和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最终形态,那么「民主中国无用论」也已展现出了它的错漏之处。专制政体最大的问题还是extractive institutions(Daron Acemoglu, 2012),最要命的是,这种毒瘤制度还可以从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中获得合法性,这大概也交代了中国推崇「唯经济论」的根本原因。


民族概念诚如安德森所说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可以把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识形态组合起来,也可以被它们吸收」,那么,民族主义内部完全可能产生冲突:当国家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产生冲突时,完全可以互斥对方为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鼓吹民族主义之前,要怎么区分民族主义概念之间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要怎么避免它法西斯化?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抗日战争打输,中国会发展得更好」这一个观点里,唯经济论就很明显地与国家民族主义产生了冲突。Matters上最常出现的声音,就包括了同时支持国家民族主义和唯经济论的,你们怎么看这样的冲突?执政党可以拒斥罗尔斯所鼓励的comprehensive doctrines,但放任国家民族主义狂热化,真的能保护好上层建筑吗?

發佈評論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