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自传连载（4）成为右派学生是什么遭遇

爷爷自传的第二章，讲述了他在高中时期的经历。因为校刊上的几篇文章，被打为右派学生，自此戴上这个帽子，没法参加高考，别了大学梦，别了他钟爱的校园生活。

第二章 中学生活

第一节 廉州中学

1952年秋天的一天，我们七个常乐的孩子来到了合浦县城廉州。它跟我们常乐圩可大不一样，街道宽得多，楼房整齐又漂亮。大街小巷很多，跟只有一两条狭窄小街道的常乐圩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们从城东穿到城西，走过西门江上的下新桥，拐入一条叫文蔚路的小巷，走了约两三百米，就到了廉州中学的校门。校门旁边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古色古香的海角亭，很多穿着校服，佩戴校章的男女学生们很有礼貌的招呼我们，倒开水给我们喝，让我们在板凳上坐下休息片刻就很热情的领我们到教导处报到，再领我们到新生宿舍去安好行李，又带到饭堂办理开膳。我们这些新生都由学兄学姐们安置的妥妥当当。我进廉中的第一天就感受到同学的情意，心里特别温暖。

廉中，坐落在县城西南。西门江静静的从它旁边流过，环境很优美。它范围很大，看来家乡的小学十所加起来也没有它大。海角亭，魁星楼是有名的古迹。学校还有当时全县最大的图书馆，这是一幢两层的黄色建筑，楼上是宽敞的阅览室和藏书室，楼下是实验室和存放教学仪器的仓库。几十幢楼房和平房星罗棋布散落在宽阔的校园里，它们或作为办公室，或作为教室和宿舍。运动场很大，足球场，排球场，篮球场……等等体育设施和器具应有尽有，很齐全。操场的东边紧靠西门江，木棉，槐阴树，相思树等沿江排列，树荫下置石凳，是课余和运动后休息的好去处。

廉中前身是明朝时建立的海天书院，清代又先后改名为还珠书院，海门书院，清光绪31年（1905）废科举，兴学堂，改称为廉州府中学堂。1905年后来被定为建校之始。自民国元年至今，廉州中学都是省立中学或广东或广西的重点中学，素有“钦廉四属最高学府”之美称。悠久的历史，完善的设备，广阔的校园，幽雅的环境加上光荣的传统，优良的校风，丰富的经验，上乘的质量，使它蜚声粤桂，饮誉南疆。民国以前，廉中校园内文物荟萃，古迹成群，令众多文人骚客流连忘返。主要古建筑有宋代建的海角亭（1007年），明代的天妃庙（1539年），清代的观海楼（1720年），魁星楼（1722年），漾江轩，浮碧榭（1755年），逝者亭（1776年），以及1823年建的凝碧轩和登龙坊等。可惜这些珍贵的古迹大都塌圮，只留下海角亭和魁星楼这两座古色古香，碧瓦朱壁的古建筑，给廉州中学大添姿色，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学子得以观瞻。

第二节 美好的初中生活

那一年，全校有高中九个班，初中七个班，共约800名学生。我们入学后，经过三天的入学讲习，100名初中新生编成两个班，常乐同乡中我和昭琦、仁昌、德秀四人在乙班，其他三人在甲班。就这样，我成了省重点中学的学生，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同学们来自各乡镇，也有省外县外的，说着不同的方言，可大家相处得很融合。晚饭后，我们七个同乡又总凑在一起玩，倒也不觉得环境的陌生。说实话，晚上睡下后，怪想家的，想到以前常睡在一起的父母，现在不在我身边，总有点心焦，还偷偷的流了几回泪。有一天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有尿意了，我叫道“妈妈，我要撒尿”！吵醒了同宿舍的同学。许多年后，同学们还时常拿这事开玩笑呢。

廉中的学习生活很正规，也很紧张。每天清晨早操，早餐后，连续上五节课，12点吃午饭，下午两点午睡起来是一节时事政策课，之后是自习或体育，文娱活动等，晚上还有两节自修课。自修主要是做当天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复习当天的功课和预习次日课程。晚自修通常任课老师都下班辅导，解答学生们在复习和做作业遇到的疑难问题，对学生的学习很有助益。

刚上廉中，我的作文能力很差。语文老师布置的第一篇作文题是《秋天》，我花了两节自修课时间才能勉强凑成一篇东西交上去。吴璇老师在发作业时，在堂上宣读了我那不足一页纸的，没有段落的，仅200多字的不知所云的作文，说是她任教十余年所见到的最差的东西了。我的脸顿时红到耳根，红到脖子，终于伏在桌子上哭了。下午这位吴老师找我到操场边的河岸散步，先检讨她不该公开我的名字，伤了我的自尊心，然后像母亲般抚着我的背，叫我多找些课外书看，注意作家怎么写，怎么用词造句，再模仿着写。她还建议我试着写日记，将每天看到的人和事用自己的话记下来，她说：“只要坚持写，写多了就熟练，熟能生巧，就会下笔自如，作文能力就提高了。”经过这件事的震动以及吴老师的教导，我决心改变自己，就试着照她的话做。每天自由活动时间我就在图书馆过，报章杂志都认真阅读，并借些散文，小说带回宿舍看。每天的日记里除了记人和事，更多的是读书心得。几年下来，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有名的散文家，小说家如鲁迅，朱自清，茅盾，郭沫若，巴金，冰心，老舍等的作品我几乎浏览遍，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和一些国外名著如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也使我如痴如醉，不愿释手。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作文终于跟上班里的同学，后来在高中阶段，校庆作文比赛还两次获得第一名呢！

学习生活虽然紧张，却很有趣。每天下午的文体活动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同学们一起打球做游戏，唱歌，消除了紧张学习带来的疲劳。晚饭后，常邀三五知已沿西门江畔散步，交流学习心得和各自家乡的风俗和趣闻，则别有一番情趣。

那时候，大部份学生家庭生活都很苦。为帮助困难学生，学校设立助学金，视学生的家境，分甲乙丙等发放。保证这些学生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交得起每月六元或四元五角钱的伙食费。初中阶段，我未发现有因生活困难而中途辍学的同学。解放初，国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在教育方面能做到这点，真的了不起。

大部份同学都在校住宿，只有三四个邻近学校的农村贫苦学生“走读”,他们很辛苦,每天清晨从十余里外的农村赶到学校,下午,课后回到家自修,中午吃自带的午餐。不过，到我上初三以后，好像没有同学“走读”了。县城附近的学生，一般是星期六下午都回家取伙食费星期日下午到校。而乌家，西场，山口，白沙，公馆，常乐等地的学生，离家都在30公里以上，走路得走六七个小时，回家一趟就不容易了。我们一般星期日都是留在学校里过的，这样可以多点时间学习，休息得更好些。家在县城的同学，星期日也回校学习和玩耍。我们这些外地学生星期天非但不感到寂寞，反而因为不上课玩得更热闹，更开心。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更密切了。傍晚，返家的同学们陆续回校，我们还可以尝到他们带来的土特产如番薯，芋头，木薯，鱼虾等食品呢！

我们这群孩子，在这优美的校园里，天真无邪、亲密无间的度过了美好的三年，幸福极了。在这三年的时光里，我们由少年到青年，渐渐长大，终于分手了。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这些毕业后各奔东西，有不同际遇，不同职业的老同学聚在一起时，共同怀恋这段儿时的甜蜜学习生活，感到份外亲切而万分眷恋。

初二时，家里的生活越发困难了。父母没有了生意，仅靠耕几亩旱地，够糊口就不错了，实在拿不出钱来供我读书了。学校的助学金也不会发给出身剥削家庭的我。我决定休学，没有跟同乡们一起赴校注册。第二天，母亲颤巍巍的手捧着十几块银元，放进我的包袱里……我知道这是父母做生意时攒下来备不时之需的救命钱，非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拿出来的。我哭着不肯背起包袱出门。父亲生气了：“不读书就是死路一条！我们也指望不上你了。”拗不过父亲的严厉目光和母亲的眼泪，更想念着学校生活，我终于出门了，走到空旷无人的路段，我终于大声号啕起来……

艰难的挨过一年，终于有了转机。两年来没有从家里得过一分钱的哥哥，全靠学校供给制生活，终于在革命大学毕业了。他来信说，分配到公路测量队工作，每月有三十六元工资，以后会按月寄回8元钱让我读书。我终于可以继续读下去了。哥哥在野外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就靠剩下的二十八元生活，还要省下点钱作为过年探亲的旅费，买点食品之类的东西给双亲。他为了我这个年幼的弟弟能继续学业，自己节衣缩食，生活过得何等艰苦。他为我牺牲太多了，每念及此，不禁热泪盈眶。我决心努力学习，以报答父母兄长对我的栽培。

1955年秋，我如愿考上廉中高中部。与此同时，三姐李英也考取廉中初中部。家里困难依旧，父母种地收入极少，还是哥哥挑起我俩上学的担子，每月汇给我们15元。我和英姐在校生活费算是有了保障，至于哥哥的生活如何艰苦，那是可想而知了。

三年的初中生活，我最难忘怀的是班主任钟锦雯老师。从初一下学期开始直到初中毕业，她都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她才二十一二岁左右，圆而红润的脸庞，头上扎着两条小短辫，显得朝气蓬勃，健康美丽。她兴趣广泛，唱歌、跳舞、演戏样样皆能。教学方面也是多面手，语文、数学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她既是班主任，又兼语文教师，几乎整天都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每天下午的文体活动和自由活动时间，她总是和我们一道唱歌跳舞做游戏，欢天喜地的玩。她和蔼可亲，待人热情，像照顾弟妹般关照我们，同学们都把她当成亲姐姐一般，很喜欢亲近她。她没有一般老师的威严，同学们却乐于听她的话，从不忤逆她。

那时她还未结婚，住在教室旁边的一间宿舍。可能是太年轻，晚上自修后总喜欢叫上一两个女同学到她宿舍里做伴，偶尔也叫我和小黄两个小男孩去陪她，晚上还煲糖水面条一起吃。她宿舍用木板隔成里外两间，我们在外边，她睡在里边。那时我们才十二三岁，其实在安全方面起不了任何作用，她只是借机会与学生多交流。另外，有人陪着，觉得心里踏实些。

后来，我们升上高中，她不再是我们的班主任，也不再任我班的课了，可还常见面。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分子，领导不让她上课，只安排她做体力劳动。看到她每天在校园里扫地，心里真不是滋味，这么好的一位老师，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心里为她鸣不平。之后，她跟其他右派老师被送去甘蔗场劳动改造。第二年夏天，我离开学校回到农村，就不知道钟老师的情况了。

多年以后，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浦北组织工人去南防铁路工地。听亲戚说钟老师在浦北中学任教，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优秀教师。我喜出望外，庆幸她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为她取得可喜的成绩高兴，便赶到学校去见她。碰巧她正要参加学校的会议，来不及深谈，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真可惜。此后，我为生活四处奔波，一直没有机会去看她。若干年后我到了北海，在与同学们聚会时听说，老师已退休到南宁定居了。

廉中建校九十五周年，我们班的同学与钟老师久别重逢。她本不愿回到廉中这伤心之地的，可是经不起同学们的请求，她也割不断与我们这班学生的情谊，还是来了。在座谈中，师生们一起回忆当年在一起的时光，互相述说各自别后的境况和遭遇，大家时而欢笑，时而激动，时而热泪盈眶，离别四十余年的思念得以尽情释放。

在这次座谈会上，老师首次对我们这批学生披露了她的不幸身世。她出生于广西恭城县，早年在桂林上高中时就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解放初期，她是省团委的负责人之一，父亲则是桂北山区的一名匪首。剿匪时，领导让她去动员父亲自新，并允诺自新以后可以不杀。她欣然领命上山了，父亲经不起她软泡硬磨，终于放下武器，下山自首了。后来，父亲被杀了，她受土匪父亲的牵连，也被贬到天涯海角的廉中来教书，成了我们的老师。她忍受委屈，勤恳工作，把心血倾注在年幼的学生们身上。在57年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多年来一直接受劳动改造。后来，她被调到浦北中学任教，在教学实践中，成绩卓著，终为社会认可，获得“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

此次别后，老师几次回到合浦、北海，都与我们见面，师生的情谊历久愈坚。我、还有一些同学，有时上南宁，总要去看看她。钟老师已七十多岁了，所幸身体尚好。我们都有一个愿望，祝她百岁长寿，永远健康，大家多多见面。

第三节 运动频仍的高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能在廉州高中读书的，可以说是天之骄子，时代的宠儿了。那时的廉中，仅高中部就有18个班，学校的范围扩大了一倍多，教学器材更齐备，教师是一流了，升学率之高也在省里的前列。我们的同学，来自合浦、钦州、灵山、防城四个县，说着各自的方言，却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通过三年的学习，考取理想的大学。我也自然有这样的梦，并且刻苦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每门功课不是5分就是4分，看来离大学之门只有一步之遥了。

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当时的校园得到热烈的响应，老师和学生们都在欢欣鼓舞的参加各种热门话题的讨论，各种板报也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校园里，赫鲁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都是讨论的话题。                       

1957年春，党提出要求民主党派帮党整风，中央首长的讲话，经各大报刊大张旗鼓的推动，全国都沸腾起来了。针对共产党的种种言论甚至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在报上比比皆是，真的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我们的学校自然不会置身运动之外。在整风运动中，师生们秉承革命前辈敢为人先的传统，响应党的号召，提出很多批评和建议，其中有关于国策、党风的，也有关于本校具体的人或事的。有当时报刊上泛滥的“党天下”“外行领导内行”等言论，也有直指学校领导的作风和某些党员的错误。如：“××不懂教育，应给张校长治校全权！”“党员郑×（某校长妻）光拿钱不做事，她的作风就是党风不正的典型。”“照搬苏联教科书教中国学生，不符合国情”“中国也有个人迷信”……大字报从室内贴到室外，校刊、板报上几乎全是针砭时弊的文章，而且指名道姓，相当尖锐激烈。面对这些，扬眉吐气拍手称赞者有之，彷徨疑惑者有之，如坐针毡、咬牙切齿者也同样有之。整整一个学期，几乎全体师生都投身到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中，他们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暴露了自己的思想。

夏末秋初，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揭开了全国性反右斗争的序幕。从中央到地方，机关到学校、工矿企业，一大批知名和不知名的人士被揪了出来，众多的大右派、中右派、小右派纷纷落网。记得有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丁玲、彭佩云、浦熙修、葛佩崎……等。党这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作为重点中学的廉中，在这次浩浩荡荡的“反右”运动中，自然毫不逊色。以校长张存芳为首的“张韩反党集团”及一些老师被揪出来，他们或被送教养，或自杀，或就地监督劳动，或开除回原籍管制，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可是，学校的左派领导遇到了难题，虽然他们已竭尽全力将可以打成右派的教职员都揪出来了，还是达不到上面的指标。怎么办？总不能将自己和盟友也打成右派吧……有了！学生中不是有很多人追随这些右派校长、右派老师发表很多右派言论吗？文件是有规定不在中学生中搞反右，管它呢，完成任务要紧，不定他“右派分子”，可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嘛！

第四节 别了，我亲爱的母校

1958年春，乘着反右胜利的东风，在学生中掀起了另一场运动。教室里贴满大字报，每天下午都是辩论会、批斗会，真正做到了半天上课，半天闹革命。运动搞的热火朝天、如火如荼。凡是有过与右派言论沾边，攻击学校、党支部和党员者都属批判对像，许多原来红派的学生会干部、班干、团干都被揪了出来。我所在高三戊班的团支书韩某，支委包某，常说“怪话”的林某，在班刊上写《东游记》针砭时弊的朱某和周某……等都是辩论批斗的对象。我那时少不更事，有点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概，平日里说了跟右派言论相似的话，又在我主编的班刊《小月亮》上连载了朱芹东、周考初两位同学写的《东游记》那样的“毒草”文章，我在1956年校庆专刊上写了《敬爱的黄承祯老师》一文，黄承祯后来被划为右派，我这篇文章就成了为右派分子歌功颂德的证据，我自然也成了斗争的重点。……几个月下来，原先亲密的同学和朋友，现在成了壁垒分明的敌人。三年同窗建立的友谊已荡然无存，所有的，只是急于与右派划清界线的心理；所有的是如何在人们面前显示出自己反右的决心；所有的，是避免受牵连，影响升学的担心……

毕业前夕，公安人员带走了一批同学。不清楚实际抓了多少个，反正高三级每个班都有，我们班也抓走了两个。他们除了个别判刑外，大都送劳动教养。

紧张的气氛中考完了毕业试。自我感觉考得还好，但是我并不像以往考试后的那种轻松。我知道，风还在刮，雨还在下，运动还未结束，下一批被抓去的又将是谁呢？

1958年6月29日下午，我们三十多个同学忐忑不安的走进了校长室旁边的小会议室。表情严肃的王校长和党支部、团委成员坐在那里等候我们。开会了，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王校长，脸差不多贴着讲稿宣读学校对这批人的处分决定。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校长沙哑的冗长的“判决书”在回荡。我只听见一大堆大同小异的词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对现实不满……等相似的罪名和相似的判决：开除学籍，开除团籍，勒令退学……当我麻木地走出会议室时。杂乱的脑子里幸好还记得校长临末的赠言：“脱胎换骨的改造”。

次日，我们这几十个同学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学校。别了，廉中，我亲爱的母校！我绝对想不到会用这种方式向你告别。六年来，我从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长成了青年，在你这里接受较正规的基础教育，在学习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学到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原本满怀希望升入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可是现在，突然掉进了深渊——美梦破灭了。往后的人生道路会是什么样子？将会遇到些什么事？我不敢想也无法想，带着满怀的彷徨，别无选择的回到别了整整六年的故乡——常乐。

后来听说，还有一批同学被给予记过处分，在他们的高考档案上冠以种种罪名，还写上只准报考不得录取的鉴定。那是我离校之后的事，具体情况就不很清楚了。

下期预告：逐出校园的爷爷接受「脱胎换骨」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