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自传连载（5）右派学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这一次的内容是爷爷回乡参加改造的经历，让我特别触动的是，其实村民也不知道右派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到底这个运动是什么，就热火朝天地搞了起来。「老人学黄忠，妇女要做穆桂英，青年要当赵子龙」。

第三章 脱胎换骨

第一节 右派生涯

被逐出了校园，我回到了家，幸好父母都在家，还没有出下午工，我不至于吃闭门羹。母亲匆匆弄来几两米和一只鸡蛋，煲了碗鸡蛋粥让我喝。父亲出去报告公共饭堂，要给我开饭——原来家乡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已搞得热火朝天，城乡群众都分别集中到饭堂吃饭，每个家庭的粮食、炊具都通通被公社收去，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了，我刚刚吃的粥是母亲偷偷留下来的仅有的几两米煲的。

我回到了家乡，可它已不是我印象中的家乡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已不是原来充满美好回忆的故乡，更完全不同于几年来生活的校园。而对于这新的环境，我必须改变自己去适应它，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我面前的现实。

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深翻改土，全民积肥，大炼钢铁，不一而足。无论多肥沃的良田，非把它深层的黄土翻上来不可。积肥运动轰轰烈烈，大批的半旧泥砖屋被拆掉，把砖头运到田地做肥料，我们生产队把一个小江墩锄松算作堆肥，公社派人来验收计算出来共有十八万担，队长受表扬。粮食产量卫星频放，最初的千斤亩已不在话下，报上登的万斤亩消息越来越多，最后终于被广西环江县的十三万斤亩产拔了头筹。大炼钢铁更是声势浩大，土法炼钢的小高炉遍地林立，全民出动到山上挑矿石，到家庭收集铁器，拆铁窗栅，砸铁锅，百年大树被砍掉烧炭……

这是我刚步入社会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景象。我想，这应该不是我家乡的特产，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广大城乡现实的缩影吧！回想起在学校时同学们经常批评的时弊，与眼前看到的，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被学校开除，情绪很低落。回乡后的情形更使我很难适应。但我已是待罪之身，不敢再说话，甚至想也不能多想，只默默呆在家里等待命运的安排。

返乡约有十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被街长叫到了大队部，屋里几个干部模样的人都愕然地盯着我，显然他们也不认识我。报了姓名，我被领到办公室旁作为会议室用的低矮的平房里。屋里灯光昏暗，好一阵子才看清里面已坐了几十个人，他们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也有几个四十岁左右的壮年人，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十几岁的小伙子。我怀疑被领错了地方，但屋里鸦雀无声，我不便发问，随便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开会啦”在一张日字柜前站着的小个子中年人大声嚷道：“你们这些五类分子……”啊！我从背脊骨一下子凉到脚底，原来他们要我参加的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五类份子的会议。“报告，我不是五类份子，我不参加这个会。”我大声抗争。治保主任从未受过这样的挑战，拍着桌子呵叱着“你是右派份子，你必须接受群众的管制，老老实实改造。”“我不是右派份子，中央明文规定不在中学生中划右派的。”我据理力争。“是不是右派，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是贫下中农说了算，是政府说了算！”治保主任斩钉截铁的宣告。闻声从隔壁办公室走过来的支书最后出示了盖有公社大红印章的通知，证实了治保主任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说明将我作为右派管制是按照上级的指示，他们只是照章办事而已。我被迫就范，尽管不明白公社的通知凭什么定我为右派，但公社就是政府，公社的权威是不容怀疑的，不管我愿不愿意，也不管我承认与否，我还是当了右派份子，而且是一当就是四年多。

几天后，大队干部通知我，圩镇大队已将我的户口转到我父母所在的农村大队，我必须到生产队去劳动改造。原来，1956年农村合作化时，父母已转为农业户口，虽然仍在圩上住，但已属农村大队管辖了。所不同的是，父母是“守法的富农”，他们没有被扣上帽子管制，我这个做儿子的，戴着右派份子帽子，被管制劳动。我是比父母更低等的人。

又过了几天，生产队长领我到了农村大队部，大队长黄某指着一个身体魁伟的中年农民介绍“这是下低垌生产队的林队长，你到他生产队劳动去”。就这样，我离开父母，到几里外的另一个生产队去接受改造了。这个叫下低垌的小村子，离我圩上的家只四五里路，可是我是不能回家的，一天到晚在那里劳动，吃饭，睡觉。我第一次感到了有家不能归的滋味。队长安排我住在作为队食堂的林家祖厅旁的柴房里，清早跟社员们一起出工，收工回来一起在食堂吃饭，如果不是这种地位和心境，那倒是很好的田园生活呢。

我十七岁，读了十二年书，除了勤工俭学到蔗场做过几天工外，从没做过农村工。可那时年轻，有力气，我每天跟着社员们劳动，还算适应。刚开始笨手笨脚的，闹了很多笑话，学犁田时，一手牵着牛绳，一手扶着犁尾部，摇来摇去，旁边的社员都笑了，说：“同志，这是犁田，不是摇橹啊！”队长走过来，给我示范了几分钟，再交给我，扶犁的手就稳当多了。林队长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不多说话，什么农活都是一流的，犁田，播种，插秧，割禾……都做得又快又好，怪不得让他当队长。虽然大队交我这个右派给他监管，可我总觉得他更像我的师傅，像我的叔伯，对我生活照顾和工作安排，与他的兄弟子侄毫无分别。一次大队治保主任到村里了解我的情况，他和几个小队干部都说我好话，无任何挑剔。老实说，我做得远比不上他们说的那么好。

这个下低垌生产队是一个自然村，二十多户人家都姓林，全是本家兄弟叔侄。这里土地肥沃，水利设施又好，是大队里的富裕队。集体饭堂搞得很好，每日三顿两稀一干，加上自种的蔬菜，花生，豆等，生活安排得蛮好，真正做到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饭热菜香”。每餐还额外加点红薯芋头等，大家都吃得饱饱的，劳动起来特别有力气。村中民风淳朴，敬老爱幼亲如一家，我来这里近一个月，没有见到兄弟妯娌之间的口角是非，也没有小偷小摸之类，简直就像《桃花源记》里描写的一样。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之类的标语也刷满全村，深耕积肥等运动这里也积极响应，该种该收还是按常规去做。奇怪的是，村民们好像不知道反右斗争是怎么回事，根本不知道右派是什么，林队长曾当面问我“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当了右派？怎么看，你也不像坏人嘛！”午饭后太阳猛，人们照例聚在大树下乘凉——公社化时，家家户户都不搞副业，没有私人活，大家吃完饭就在那里等队长派工——我这个外姓人兼右派自然就成了聊天的主要话题。村中的老人们大都认识我父母，他们谈论着我父亲年轻的往事，看来我父母给他们留下的印象蛮好的。队长的叔公问我:“你当右派每个月领多少工资？”他以为右派是什么职务呢！年纪和我相仿或比我小的青少年则好奇地问:“怎么你十岁多就去廉州读中学了？我们十岁才进小学一年级呢！”小朋友们天天缠着我讲故事，每天不编一两个故事是打发不了他们的。他们中很多人成了我的朋友，每逢圩日，总有人捎回一两个包子或发糕给我解馋。在这里，我完全没有被管制的感觉。

一天下午，林队长从大队开会回来，告诉我吃完晚饭后可以回家了。我很高兴，在这里劳动改造二十多天，我终于获得自由，可以回家见我的父母了。可离开多日来朝夕相处的村民，特别那几个年龄相仿的新朋友，我又有点不舍。“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感谢你们的关照，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下低垌！

晚上，我回到在圩上的家。母亲高兴得流了泪，颤抖的手拿着煤油灯，照着我的脸，看看瘦了多少？我说，在村下并没有受苦，跟在家里一样。那里的饭堂比我们生产队的饭堂好得多，我吃得饱饱的，还长胖了呢！母亲才苦笑着点点头。我洗完澡躺在床上的时候，母亲还守在旁边，抚摩我的头和手，嘴里喃喃地说“星宿都有避难时，孩子啊，要看开点……”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睛模糊了。

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我继续在生产队里，跟随着社员们参加深耕改土，积肥炼铁。我的皮肤由细白变黑，变粗糙，肌肉也结实多了，我的外表已和一般社员没什么两样。然而，我又和他们不一样，我成了右派分子，与地富反坏一样，属于阶级敌人，是专政的对象。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社会最底层的坏人。我们这种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不准乱说乱动，必须老老实实地劳动，在贫下中农的管制下作脱胎换骨的改造。

三个多月来，在夜深人静的家里，几近麻木的我，在床上转辗反侧。从一个天真浪漫的学生，突然变成人人得而诛之的落水狗，这是多大的转折。我像跌进深渊，脑子一片空白，眼前乌漆墨黑。我试图否认这一切，也曾努力抗争，大声呐喊“我不是右派！”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现实是我必须就范，必须乖乖的接受管制，否则将面临无休无止的残酷斗争。在父母的开导下，再看看身边的人们，在轰轰烈烈的公社化运动中，有谁能置身局外呢？深翻改土，大炼钢铁，大修水利，那一项不是千千万万男女老少投身其中？在这老人学黄忠，妇女要做穆桂英，青年要当赵子龙，一切行动军事化，什么事都大干特干的年代，又有谁还有自己的得失荣辱！大家都毫无保留的投入这热火朝天的运动中去，更何况我这个右派呢！

第二节 心碎的见面

一天傍晚，从集体食堂吃完饭回到家里，意外的见到等候在那里的小清，她是李英姐小学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廉中读书每个假期回来，总在一起玩的。她是专门看我来了。打过招呼，我默默的坐在她对面。铩羽归来三个月，我怕见任何熟人，感到很没面子 ，也确实很多人见我被开除回来，已对我另眼相看了。我是个失败者，是待罪的羔羊，面对她我惟有缄口无言。是她先开了口，她告诉我，几个月前公社派她到县里学放电影了，今天就是随电影队回常乐的。她听说我的事情了，很难过，可一直没时间回来看我。下午她来过，我出工去了，现在趁未开映再来，带来一张票，让我先去看电影，等放映完了再上我家来。我说不必了，来了也没话说。她匆匆赶回放电影了，我没有去看，倒在床上就睡了。

她还是来了，母亲把我叫醒，我只好披上衣服见她。我们到了屋后的南流江边，走在岸边的沙滩上。晚秋的凉风，吹走了我的睡意，我下意识望了望小清的脸庞，她跟眼前挂在天边的月亮一样，是那么圆润甜美，那么冰清玉洁。我对这张脸太熟悉了，它勾起了几年来跟她在一起时的桩桩往事。她和秀、英三个是我三姐的亲密玩伴，我家房子较多，自然成了他们活动的基地。她们常帮我爸妈到地里拔花生，挖红薯，然后一起煲红薯吃。那时我上初中，假期回来总跟她们一起玩的。她们三个中，小清年龄最小，比我大两个月。她家与我家在同一条街，只隔五六间铺面，其实就是邻居。她来得最勤，与我也最投缘，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先拿来给我尝。玩的时候，别人与我有争执，她总护着我，不管谁有理谁无理。跟她赌气时，她也总是笑吟吟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让我生不成气。后来，我姐到廉中上初中，她没有继续升学，仍一如既往的到我家去，看望我的父母，帮她们做点家务什么的。一到假期我们回家，她简直成了我们家庭成员，整天呆在一起了。一次玩得高兴时，秀和英一掌把我推到小清的怀里说“到你童养媳那里去吧！”小清抱住失去重心的我，脸红到脖子，嘴里骂着两个捣蛋鬼，说非跟她们算账不可。童养媳是旧社会才有的婚姻现象，那时已解放好几年了，秀和英不知从那里找出了童养媳这个词儿来，她俩真的鬼的可以了。其实，我们那时才十四五岁，根本不懂男女之间的什么感情，我只是把她们几个当作姐姐，当作玩伴，最多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的朋友，绝没有深一层的想法的。

“童养媳事件”之后，不知什么原因，我和小清走得更近了。两人经常背着秀、英和三姐她们到江边遛达，就像今夜一样，迎着晚风，在月光下信步，一边踢着脚下的石子一边走，偶尔捡起一片石块，朝江面扔去，看它能在水面飘多少次。走累了，就在岸边坐下，一起观看粼粼的波光，倾听流水的低吟。南流江美妙的夜晚啊，你是我的幸福，你是我的梦！你会永远留在我的心田。

南流江边的沙滩，江面的皓月，轻轻拂面的晚风，一切都没有变。在这里漫步的依然是小清和我，可是，我们都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她已长成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我也变成了憔悴的青年；她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我却沦落为被社会淘汰的渣滓。我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彻底消除她那种浪漫的藕断丝连。我说，我已是无任何前途的人，不想连累任何人，请她不再接近我。我斩钉截铁地说：“今天算是跟你告别，以后我们再不要见面了。请你忘掉世界上有我这个人存在，忘掉我们之间的一切，去走你自己的路。”她异常固执，说永远都是我的朋友，一个人不能在朋友困难的时候走开的。她要我坚强点，不要丧失信心，鼓励我在逆境中学会适应，争取重新站起来。她坚信我的未来是光明的。“你这样心灰意冷的，你爹妈怎么过？你是存心不让他们活了？”她说，“打垮自己的不是敌人，是自己失去了信心，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没有勇气。”她最后这句话，好像援引哪个哲人的格言，我楞住了。默默走着，解开上衣的纽扣，让冰凉的晚风，尽情的钻进我的胸膛……

别过小清，我躺在床上，久久睡不着。三个月来，精神上的打击加上重度的体力劳动，使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我绝望了，不敢想象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年老的父母用亲身经历开导我，说他们幼年，青年时代的凄苦，后来创业的艰辛，最后还不是熬过来了，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父亲的口头禅是“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和“终须有日龙穿凤，不会日日都裤穿窿”。母亲常不离口的是“星宿都有避难时。”父母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只能用些俚语或戏文里的话安慰我，让我不那么消沉，去面对生活。小清今晚找我，也是同样的动机和目的。她在最后提醒我的颓废对年迈的双亲造成的伤害，提到了“信心和志气”，使我受到不小震动。我向来以自己的志气自负，在学校几年，就靠这点志气取得学习好成绩的。可是，在目前这人生旅途的叉路上，我竟迷失了方向，没有了志气，自己打败了自己。父母和小清的话不断在我耳际重复，促使我从另一角度来思考了。既然命运安排我必须走这么一条道路，前面布满荆棘和陷阱，我别无选择，只有迎难而上，踏平它，跨过去。纵使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也要奋不顾身走下去，看看目的地究竟什么样子。我暗下决心，接受挑战，为了自己，也为了关爱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下次预告：爷爷加入了修水库的队伍。「上水利的人多是无家庭牵挂或出身不好的人，他们推不掉，只好来了。我就是这样，凡是派人上水利，总脱不了我的份，成了水利工地的“老军务”。谁知因祸得福，使我免了一年多的饥饿，虽然离乡背井，工作辛苦些，过得倒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