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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傳學生,希望能永保對知識的熱情

爷爷的自传连载(12)文革过后,雨过天晴

文革结束了,后来呢?爷爷来到了城市工作,一切都像新的,有些不满,也想在中学教书,但是时代变得”一切向钱看“,为了谋生,他开始搞工程赚钱,他的青春时光也永远逝去了。

第四章 雨过天晴

第一节 风雨后的彩虹

  10月17日,报纸头版登载,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及首都庆祝胜利大会的消息,一时举国欢腾,从大城市到乡村,到处是热烈的庆贺和雀跃欢呼的场面。饱受十年动荡之苦的人们,对这伙“文革”祸首的覆灭,无不拍手称快,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在欢庆之余,人们企盼着安定团结局面早日来临。

    以后的一段时间,曾有“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争。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如毛泽东的愿望“按既定方针办”,禁区一个个被打破,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甚至有人提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再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安定团结”、“拨乱反正”成了最时髦的名词。尽管有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这道护身符,在打倒“四人帮”中起重要作用的华国锋,也成了过渡人物悄然离开领导岗位。

    平反冤假错案一时间成了全国工作重点,大批的冤案错案得到纠正。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工作。为天安门事件正名,为右派平反,取消了农村的地主富农等阶级成分……

    我分别向公社和县里“落实政策办公室”反映自己的问题,得到的最后答复是:一、我并没有被划为右派,县里右派档案没有我的材料,事实上当年反右时中学生是不划右派的。我被作为右派管制了四年是公社搞错了,应由公社纠正。二、58年将我的户口强制由城镇迁入农村的做法是错误的,予以纠正,恢复为非农业人口。

我不满意这样的处理结果。认为当年如果不是错误的开除我,赶我到农村去,我会上大学,能没有工作岗位吗?可是县里只能按文件规定办理,是不会考虑我的委屈和不满的。最后,我只能无奈的接受公社教育组的推荐,到附近一间林场学校去代课。这一年,我离开学校已十五六年,这期间只与农具耕牛为伴,书本上的知识大多遗忘,突然间要教初中毕业班的数学,外加两个班的历史,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是个不服输的人,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便无退缩之理。我找来课本和教学参考书,刻苦钻研,认真思考,边学边教。因为付出了汗水,所教学生的升学考试数学成绩,在本考区的学校中,排名还是靠前的。

暑期过后,我谢绝林场学校的挽留,回到本镇中心小学来。因为林场离家较远,我不能帮家里做农活,妻子忙不过来;中心校离家不到200米,早晚可帮妻子干点活,生活好安排些。在中心校,任小学两个毕业班的数学课,一教就是两年。在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帮助下,我慢慢适应了这一职业,也爱上这一职业。两年来,谈不上什么建树,可问心无愧,也对得起学生,不至于误人子弟。校长在跟我聊时,总称赞我有水平,说只要再教几年满有把握转为公办老师。自己的工作得到领导的肯定,我很高兴,只要能转为正式老师,就等于捧了铁饭碗,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我甚至憧憬着转正以后的美好日子……

第二节 到北海谋生

1981年,农村包产到户已一年,妻子一个人种几亩责任田,还带着三个孩子,过得很辛苦。虽然课余时间我尽量到地里帮忙,到底时间有限制,地里的活还是顾不来。大儿子阿海去年已到廉州高中上学,次子阿波明年也要上高中,七七年出生的小儿子阿涛也进幼儿园。他们学习所需费用和一家柴米油盐等已不是我代课的三十余元钱能负担得起的了,家庭经济陷入危机中。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和孩子们不至于辍学,经再三考虑,决定辞去教职,以寻找较高收入的工作。我结束了三年的教书生涯,很是失落。我很喜欢教书这职业,每天跟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一起,自己也仿佛年轻了许多。想着那群朝夕相处的满脸稚气的学生,真舍不得离去。“原谅我罢,老师也有太多的无奈呢!”我默默在心里向学生们告别,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农转非”后的第一个职业。

镇企业办公室安排我进建筑公司做材料员。工资比代课多了十几元,还能多抽时间帮妻子做农活,虽然辛苦点,还算勉强维持得了五口之家的生活。一年后,建司实行承包制,忠哥带领一个施工队外出承包工程,我也跟他一起到外面闯荡去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在南防铁路工程项目中做了些附属工程如简易公路、挡土墙、涵洞……等。1984年春忠哥仍留在防城搞扫尾工程,我组织了二十多人到横县那阳大桥工地去,依旧是挡土墙、涵洞之类附属工程,大桥工地采取包工不包料形式,没有多大收入,艰难的坚持了半年,我便带队退场了,由于南防铁路工地完工在即,我也不再回防城工地去。

这时已是1984年夏天,北海被定为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我们兄弟俩决心到北海发展。哥哥在防城的工程还有待收尾,一时脱不开身,我便只身来北海打前站了。

北海,离我家仅六十公里。第一次到北海来是五十年代,在廉中读书时全校来旅行的。当时的北海只有中山路和珠海路两条与海岸平行的大街和一些小巷,房屋比廉州镇少,居民也没有廉州多。在我少年时代的眼中,北海的德国楼、法国楼、英国医院和海关等西式洋房很多,而廉州镇则以古色古香的海角亭、魁星楼和东坡亭、东山寺等古迹见长。再有就是北海人说话粗犷,不像廉州人那么柔声细气,两地妇女的差异尤甚。七十年代,为妻子治病动手术,数次到北海,前后住了好些天。北海新建了几座商业楼房如百货大楼、海滨旅社、支农商店和一座电影院。除此之外,与二十年前我学生时代旅行到此所见没多大变化,市区还是原来的那两条街,也看不出有什么热闹之处。

八十年代的今天,我再一次来到北海。这一次我发觉变化很大,最明显的是一进入北海的门户高德,就发现一条新修的笔直宽阔的林荫大道自东向西经过新车站、中山公园、党校、北部湾广场和友谊商店,径直向西延伸,全长十余公里,这就是北部湾路。街道两旁很多新建楼房,而且不断有新的项目开工。宽敞的北部湾广场周围,友谊商店、农行、保险公司、邮电局、税局和华侨宾馆等大楼环绕。广场的北边,十九层的振华大厦正在施工,沿北部湾路往西数百米,另一座更高的皇都大厦也已奠基……

城市规划初步定案,在北部湾路南边,计划建设三条与之平行的更为宽阔的北海大道、西南大道和新世纪大道,而与这几条大道垂直的南北走向的黄海路、东海路、政法路、四川路、贵州路、云南路、和西藏路亦在规划和建设中。

看来,作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北海,一场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北海刚开放,对外来者不拒绝。我顺利办了营业执照,在银行开了户,算是落户北海,可以承领工程了。此时的我囊中羞涩,身上只剩下不多的伙食费,住不起旅店,只好寄居在亲戚家。白天外出联系工程,晚上回到亲戚家那仅摆得下一张床的小阁楼上,其时的落魄,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心酸。在北海寻寻觅觅了一个月,天无绝人之路,终于找到了第一单“工程”——市政府招贤楼一条几百米长的排污沟。我欣喜若狂,电告忠哥从防城赶来,立即组织二十多人进场施工。在公安局工作的老乡周某,帮找到乳品厂一栋尚未启用的新牛栏作为驻地兼办公室,我们总算在北海有了暂时立足之处。

排污沟很快就完工了,我又找到两栋仓库的天面翻修。两项工程下来, 已近1985年春节,我们的帐户有了一万多元的余额。

第三节 在北海的老同学

我是八四年盛夏时到北海来的。在亲戚家住下之后,我第一时间找到了同乡兼同班同学德秀。当年从家乡一道考进廉中的七个同学中,她是唯一的女生,也是如亲弟弟般照顾我的好姐姐。别了二十多年,她还是那么友好,那么热情,带我走访了好几位在北海工作的老同学。同学们了解我这么多年来曲折坎坷的经历和现在的情形之后,都很关心和理解,愿为我今后在北海谋生提供方便和帮助。以后的日子里,我一有空就到同学家里坐坐。跟他们在一起聊聊,心情特别好,我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高兴极了,好像年轻了许多。

二十多年来,我不是转辗在水利工地,就是蜗居于家乡的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封闭的环境之中。在农村接触的都是本生产队的社员,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想的不外乎温饱两件事,对于外边的世界知之甚少,几乎成为井底之青蛙,夜郎国的臣民了。多年困于闭塞的环境,人也变得愚钝,与傻子差不多了。

幸好我到了北海。北海不断有外地的人涌来,带来了各种生活方式和观念。更重要的是,我的老同学们很多也从全国各地归来,参与北海的开发和建设。他们有不同的工作和生活经历,风格、习惯各异,却都是见多识广,经验丰富。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使我这个刚入城的村巴佬受益非浅,增长了见识,慢慢融入北海这个新环境里去。

一个星期天,我路过友谊商店,与环不期而遇,环是我获平反后复学时的同班同学,在校时座位相邻又同寝室,相处得不错。二十年后重逢,彼此都很高兴,我随他到了宿舍,彼此说了些别后的情况。他问到我在北海的工作,我说:“刚到几个月,人生地不熟的,只找到两项零星工程,一项已竣工,另一项也快完成了。”他想了想,对我说:“刚调到船厂任厂长,上班还不到一个月。这个百废待兴的破厂,确有些厂房设施需维修。工程零碎,不过也够十几个人做一阵子的。春节后你再找我,看能不能安排。”过年之后,环果然让我到他厂里做些维修厂房宿舍之类的零量工程,并且一做就是五六年。每年我在船厂的工程款都有十多二十万元,这对我的帮助够大的了。

198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船厂施工。一个年近四十的人走到我跟前,问我是常乐建司的吗?我说是。他说:“向你打听个人,叫张某某,是我的同学。”我愣住了。打量着来人:他个子不高,皮肤皙白,神采奕奕,蕴涵种英气,看上去比我年轻七八岁以上。我读书时在班上已是是年龄最小的了,怎么会有比我小几岁的同学?我狐疑地望着他,口中木纳地回答:“我—就—是。”他双手按着我的肩,跳起来说:“你就是张芝龙?我是黄荣基啊!”“小黄”我脱口而出。他是我初中最要好的同学,想不到别了二十八年,今日相见,竟彼此都认不出对方。世事沧桑,岁月无情,我们都唏嘘不已。

在工地旁的树荫下,听小黄述说别后的经历:他当年因为社会关系“复杂”,被内定为“准予报考,不得录取”之列,名落孙山后与几位同学一道分配到北海机械厂当工人。一年后应征入伍,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前几天刚从部队转业回北海。他从别人口中已了解我的情况,便找到工地来了。我们一直谈到日薄西山,我建议一起上馆子吃顿饭,他说没跟家里打过招呼,回去太晚妻子会以为他失踪了呢!反正已回到了北海,见面机会很多,便告辞了。

此后几年,“小黄”是我接触最多也是最亲密的几个老同学之一。

在北海的同学对我都很友好。我在北海搞建筑的六年时间,亲身感受到同窗之谊的深厚。患难见真情,我为了生活在此摸爬滚打的时候,他们提供机会,提供信息,提供精神或物质的帮助,让我度过难关。我的几个孩子能顺利完成高中、大学的学业,同学们功不可没。其中黄、莫、胡、环、昆、秀等帮助最大,屈指算来离开北海,离开建筑业又已十七年了,他们的恩情永远记在我心中。

下一次的连载是我父亲和伯伯的故事,还有前文连载中提到的,爷爷的大姐,那位在1949乘上一艘去台湾的船的我大姑妈,她终于在两岸关系解禁后回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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