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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新傳畢業生,刚到東京,希望能永保對知識的熱情。

爷爷的传记连载(6)在大饥荒年代修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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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是爷爷记述自己在大饥荒年代于水利工地上的劳动经历。是我爷爷老同学觉得白描最好的一段。是一个右派学生接受集体军事化安排人生的故事,哪有什么自主意愿。

第三章 脱胎换骨

第三节 在水利工地上

奔赴旺盛江

南流江小江水库建设工程上马了。这是个庞大的水利工程,将建成大大小小的几十座堤坝,把南流江的主要支流小江和旺盛江等很多小河、小溪截断,从北到南形成相互连通的几个大水库——小江水库、旺盛江水库和六湖垌水库,这就是后来统称的合浦水库了。在水库南端,还要开凿一条百公里长的运河和众多的灌渠,把水引到差不多整个合浦县和北海市的农田去。

按县的统一部署,各公社组织了大部份青壮年劳动力进场参加会战。十月一日,民兵们作为先头部队出发了,他们按公社为单位,组成一个个战斗团,浩浩荡荡的开赴指定的地方。大路上,高举着红旗的民兵们,抱着战天斗地的决心,雄赳赳、气昂昂的大踏步前进。约一个月后,更大规模的进场达到了高潮。县里提出口号,力争明年春耕以前完成建库任务,各公社动员了几乎全部的青壮年奔赴工地。大路上成千上万手推鸡公车和肩挑行李的人群,扶老携幼,熙熙攘攘的汇成了人的洪流,前不见首,后不见尾,不分日夜的向北涌去。

我和同生产队的青壮年们也在此刻加入了这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到了旺盛江工区的一号坝工地。我们常乐战斗团共约千余人,承担旺盛江工区的一、二、三号坝的土方填筑任务。各连队按分工分别在各坝址附近搭建了一排排的茅草棚,原来荒芜寂静的群山中多了好几个小村落,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

所有的民工都按军队编制,上面是总指挥部,工区指挥部,下面是团、营、连。每个公社组成一个团,每个大队的民工则编为一个连。每个连统一在一个饭堂开饭。我所在的二连约二百人,分住在四个工棚中。工棚中央是通道,人可直立通行;两旁地面上铺着茅草或稻草,是睡觉的地方。只能弯腰爬进“床上”,靠通道的一端是可以站起来穿衣什么的。没有电灯照明,通道中央的木柱上挂一盏四周镶有玻璃的铁皮灯,我门习惯叫它镜灯。这种灯可防风避雨,功能跟马灯相似,没有马灯亮。每天启明星在东方露面,军号响了,大家在工棚边的空地上集合,清点人数后,就前往离工棚约二三百米的工地去了。

坝址的清基在我没进场前已由先头部队完成了,目前已进入填土阶段。在一号坝工地的六个连队各划开土场,从四面八方运到坝面来的土被平整成25-30公分厚度,履带拖拉机就拉着大辘轴来压实,拖拉机压不到的边角地方,就由几个人抬着石硪夯实。我常被派去打硪。大家为了出力均匀,发出有节奏的“哼哼”声,与石硪着地声交织在一起,活像一首雄浑的打击乐曲,蕴含着无穷的活力。从取土的地方到堤面倒土,一般距离两百米左右。上千人从四面八方穿梭不息汇向坝址,有肩挑的,推手推车的,拉大板车和胶轮车的,总之动用了一切可用的工具和运输方法。团与团,连与连之间,天天都比赛,军号声、宣传队的锣鼓声和民工们“冲啊!冲啊!”的呐喊声响彻山谷,看谁干劲大,看谁工效高。各工区,各团各连想尽办法,抓出勤率,延长工作时间,改进运土工具,千方百计提高工效。工具改革蓬勃兴起,各团连响应指挥部提出的“消灭肩挑,实现车子化”的号召,各公社的木匠与运木料的两天内全部赶到工地,夜以继日的赶制手推车,大板车,硬是在五六天内实现了车子化,工效一下子翻了一倍多。

各团各连的干劲越来越大,干部们继续挖潜力,不再理会指挥部定出的出工收工时间。从十二月初开始,我们每天早上四时出工,晚上十一点收工。工地离工棚只有200多米。一日三餐都由炊事员送到取土场上吃,免得回到工棚大家磨磨蹭蹭的,影响工作。每天除去晚上不够五小时的睡眠和一日三餐的吃饭时间共约两小时属于休息时间外,其余十七个小时都是工作时间了。那时候,“放卫星”是很时髦的事,粮食产量放卫星,积肥炼铁放卫星,修水利自然也要放卫星了。所谓放卫星就是开展劳动竞赛,指挥部按各团的定员计算,在规定的时间里(三天或两天),谁完成的土方多,谁的工效高就是胜利者。胜者可获奖大猪三头,当然落后者也有一头猪的安慰奖的。放卫星期间,可热闹啦,连续几天几夜的锣鼓号角声,“冲呀!冲呀!”的呐喊声,此起彼伏,震撼着群山。后勤人员如卫生员,打柴的警卫的都全部出动运土,炊事员送饭到工地,也就地参加战斗。人们劳动热情之高,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心情澎湃,激动万分,久久不能平静。

那时的水利工地,民工的伙食还可以,三餐干饭基本够吃饱,每餐有点咸鱼青菜或咸菜,十天八天一次的“放卫星”还可以让人们吃到肉。刚进场时睡在地上的禾草上,很多人因受了“地气”的原因,觉得不舒服,病了,影响出勤。指挥都就下令睡觉“高铺化”。床铺要离地25公分以上,各团各连一两天就实现了。建坝工作抓得很紧,各工区的土坝必须在明年雨季前建起来,否则洪水一来,后果不堪设想了。各团所在的公社充分保证进场民工的数量,后勤支援也很到位,可以说工地要人有人,要物有物,稻草、杂粮源源不断由慰向团送来。为了提高工效,我们常乐公社各大队还在家乡赶制几十辆牛车,配上百余头牛外加放牧员支援工地,对提高我团的工效起了很大作用。工地上想尽办法抓干劲、抓工效、抓出勤,延长工作时间,停止请假,任何人(包括团营长在内)一律不准擅离工地。每条道路都有武装民兵看守,一些受不了苦私自逃离工地的,大都在半路被截回。侥幸跑回家的,也被随后赶到的民兵会同当地政府押送回工地。抓回来的人,不管职务出身如何,一律开大会斗争,罚跪、“炒豆”等是常事。斗争后送入“偷鸡队”监督劳动。那时候,到工地的民工,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必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劳动。这种强制性劳动,后来虽然引发争议和清算,可在当时确实约束了绝大多数人,坚持按期完成了建设任务。我当时刚十七岁,虽然开始很不适应这种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但毕竟年轻,身体还扛得住,终于在这样艰苦的情形下熬了过来。

十二月初的一天晚上,指挥部电影队在旺盛江大坝上放电影。当晚全工区各工地一律不开夜工,难得提早休息,何况又有电影看,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坝。我们从一号坝住地赶到时,电影刚开始,坝面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坐着的、站着的、在周围闲逛的,至少也有五六千人。我们来迟了,挤不进去看,只好在边上听听声音。一会儿,我听到隐约的隆隆响声,开始并不在意,以为是电影的配音。后来响声越来越大,像万马奔腾似的,大家都听到了。放映员以为敌机来了,叫大家疏散,并且熄了场上所有的灯。我和几个伙伴正在场边闲逛,看到情况不妙马上撒腿往外跑。人们也在黑暗中拼命的往坝两边的山上冲。我惊魂未定的站在山上回头望去,只见后边的人们一边奔跑,一边惊恐叫道:“水来了!”。这时,探照灯亮了,一幅悲惨的景象呈现在眼前,刚刚在放电影的坝面上,一些跑得迟的人在没膝的急流中连爬带滚的往外逃,不远处一堵黄色的水墙吼叫着压过来……刹那间,坝面上的手推车、胶轮车和一台履带拖拉机连同它拉着的巨大的石辘轴被汹涌澎湃的浊流冲得无影无踪,刚才还聚集着几千人的地方,成了一片汪洋……

我和同伴们翻山越岭回到工棚,心还卜通卜通的跳个不停。连长和指导员正在清点人数,大家在吱吱喳喳的议论着刚发生的惊险一幕。午夜时分,全连民工终于陆续回齐了,人们放下了悬着的心,回到各自的床铺睡去了。几个月来,每次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工棚,一倒在铺上就呼呼睡去,这一夜我却久久不能成眠。已建成的十多米高的坝面,怎么会有海啸般的洪水卷过来呢?难道真是从天而降?它来势之猛,威力之大,连两万多斤重的拖拉机和石辘轴都被它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我生平见到的第一次。还有那些挣扎在浊浪中的身影和呼号,他们的下落怎样了,更使我难以忘怀。这一亲身经历的事件,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第二天,从连长的口中,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是围堰崩塌造成的。原来在上游修建了临时坝——围堰,截断了旺盛江的水,大坝才得以清基和填土。谁知大坝还未建到安全的高度,围堰突然溃决,大量的蓄水在几十米高处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泻而下,冲向下游,席卷大坝工地,造成这次意外的灾难。事后据工区指挥部通报,这一不幸事件除工程和物资的损失外还有十余个民工和几个当地村民死亡和失踪。至于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比指挥部公布的数字多。

开过追悼会,县和各公社的慰问团先后来到工地,民工们的家属也络绎不绝的到来探望各自的亲人。我60多岁的母亲也不辞劳苦,跟别人结伴步行60多里的山路,看望我这个“苦命的”儿子。虽然工地出事后我曾写信回家报平安。她老人家还是要亲自见到我才放心。母亲告诉我,此次崩坝,常乐河段的水位突然上涨了一丈多呢!

工地的工作并没有因意外的事故而停顿,反而更紧张了,每天三四点出工,晚上十点收工,三餐吃在工地,这是当时的作息时间,每到“放卫星”干通宵则又当别论。这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刺骨的北风冻裂了人们的手脚,早上白茫茫的霜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但我们这些民工们还是照样拉着运土车奔跑,无休无止,这是当时工地生活的真实写照。

1959年的春节到了。工地放假三天,全体民工留在工地过年,不允许回家。大年初一,每人四两猪肉,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大家躺在工棚里睡觉和聊天,弥补长期以来的睡眠不足,恢复透支的体力,享受这难得的闲暇。也有不安分的人,结伴跑到十里外的石埇圩去买酒喝,看看那里有什么新鲜事。

年初二,我继续睡在工棚里跟别人闲聊。哥哥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回乡探望父母,因为我在工地过年,特意从家里赶来看我来的。他向别人借了辆单车,骑了60里山路,终于在这山埇里找到了我。52年去南宁读革大以后,他没有回过家,读书时没有路费,工作后要支持我和英姐读书,同样没有回家的路费。六年半了,我们兄弟俩竟在这陌生的崇山峻岭中相见,其中滋味,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体会到。

在工地食堂吃过午餐,我向连长请了假,陪哥到设在马口大坝的总指挥部去——他的一个同学是指挥部的后勤科长。哥哥载着我,骑了十多公里的单车,终于到了目的地。劳科长也是常乐人,热情的领我们参观了大坝和几里外的渡槽工地。大坝建在南流江与小江交汇处,将小江拦腰截断。坝只建到一半,却已初见端倪。坝身很大,包含了几个小山头,建成后约有4000米长,70多米高。目前是枯水期,可已经蓄水不少,从坝面上往前望去,白茫茫的水,无边无际,将很多小山头淹了半截变成了湖中的孤岛。劳科长说,水库建成后,会淹没浦北、博白的很多村庄和农田,现在搬迁工作已基本完成了。看到大坝工程,我所在的工地根本无法比,就是出事不久的旺盛江大坝也差多了。

来到渡槽工地,耸立在南流江心的十几个高高的桥墩上,已浇筑了好几段桥身,像天上的彩虹般连接南流江两岸的山腰,非常壮观,难怪人们叫它“天桥”了。

劳科长还领我们参观了指挥部内的水库全貌模型,让我们直观看到崇山峻岭中,巨大的小江水库、旺盛江水库、六湖垌水库,通过渡槽连通起来,一条南北向的运河和大大小小的灌渠,穿山过岭,把库水引向合浦北海广阔的田野。通过参观和劳科长的介绍,我们兄弟俩基本了解水库的概况和意义,收获很大。为了建设这个巨大的水库,在目前的物质条件下,肯定需要全县几十万人民拼死拼活去做,作为这个工程的参加者,受苦受累出力出汗那是自然而然的了。

第二天,和哥哥在工棚外道别时,我告诉他:“我能坚持下去的,哥哥你放心,也请转告父母放心。”哥说从家里出发时,心情很沉重,很担心我。看了工地,看到我的情况,他相信我一定会挺得过来的。“你会平安回到家里的!”向我祝福后,哥骑上单车,挥手告别,走了。

整个冬天,我们饮露餐风,在严寒干燥的恶劣天气中摸爬滚打,一个个都成了“黄巾军”。白扣布的头巾,黑色灰色的衣服和运土的车,都被黄土染成金黄色。皮肤蒙上一层黄尘,洗都洗不掉,寒潮来时,龟裂的手脚渗出血来。鼻涕和吐出的唾液也是黄色的。更糟的是,春节后每餐由半斤米饭减为四两,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工作又重,力气减了很多。不少人捧着分到的半盅饭跑到工地毗邻乌社下村跟农民换木薯片吃(当时农村普遍缺乏主粮大米,多以木薯等杂粮充饥),并非木薯巴比米饭好吃,而是半盅米饭可换得一盅木薯巴,可以吃饱些。开始时人们害怕“放卫星”,因为“放卫星”意味着增大工作强度延长工作时间。现在倒盼望上面天天让“放卫星”,反正工作强度和时间都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极限,“放卫星”倒可以吃饱些吃点肉。

与饥寒搏斗了三个月,清明时节,家乡的慰问团来到了。他们带来了家乡父老乡亲对我们这群水库建设者的关怀。本大队慰问团送来乡亲们抵饥挨饿省下来的五六担番薯和木薯干片,这几担杂粮大大缓解了民工们的饥饿,它比任何空泛的安慰和鼓励好得多。“谢谢慰问团和家乡父老,你们可帮了我们大忙了。”连指导员的话在我心里引起了共鸣,我相信也是民工们的心里话。此后,家乡的人们还几次送来杂粮,工地有时也派人回大队运,我们基本免受饥饿之苦。当然,这只是上苍对常乐民工的眷顾。常乐人在那饥饿的年代,靠勤劳的双手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主粮虽少,杂粮却足以填饱肚子。水库工地离常乐较近,运输也便利,再加上公社领导的重视,我们这批民工算是幸运儿了。其他战斗团的民工,或因离乡远,或者当地生活更困难,得到的支援会少得多,过得比我们会更艰苦。

农历五月初四,我们津津有味的吃着从家乡带来的新收获黄栗煮的粥,在夕阳黄金色的余晖下,望着接近到顶的坝身,心里估算着回家的日期。按照工区指挥部定的任务,哪个团先完成就可先退场。我们常乐团负责的三个坝赶在旺盛江大坝前面,眼看就要完工了,归期在即,离家七个多月的我们,心里乐滋滋的,晚饭后不开夜工,全团千多人聚集在土场上开会。团长站在山坡上传达工区指挥部会议的内容:第一、前段工作中,常乐团被评为上游,得到指挥部的表彰并获奖大米一千斤,大猪三头。团部决定明天端午节加菜,晚饭不限量,任吃到饱为止。会场沸腾起来了,庆祝胜利的欢呼声和掌声在山谷中回荡。团长接着说:“第二,抓紧完成余下的工程,争取最后胜利。”又是一阵掌声。“第三,雨季将至,马口大坝进度缓慢,全县各公社都要新增民工进场,突击一个月,力争超过安全水位线。”他缓了一口气,继续说:“常乐团三个坝已接近完成,只需留下少量人做好扫尾工程。指挥部决定在常乐团抽调800名年青力壮民工支援马口大坝。各连按分配指标选定人员和车辆工具,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出发。”

团长说完了,会场寂静无声,人们忘了鼓掌。这突然的通知,无疑当头一盆冷水,人们的心都凉了,回家的希望落空,思想真的很难转过弯来。然而,在这一切行动军事化的特殊年代是没有个人意愿的,不管理解与否,情愿与否,都必须执行命令,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五月初六一早,我们这支经历千锤百炼的队伍,又风尘仆仆的向马口进军了。

进军马口

马口大坝,是南流江小江水库的最主要工程,它的土石方量是全库六十多座土坝总量的五分之一。在洪水到来之前将坝建到安全高度以上,是关系到下游几十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面对严峻的局面,总指挥部调集了三万多民工,作出了实行三班倒,昼夜不停工的决定。

我们五月初六到达马口,只见工地上锣鼓喧天,在“苦战二十天,坚决超越五十九高程”的巨幅标语下,工地上呐喊声各种车辆发出的吱吱声和拖拉机的隆隆声混在一起如万马奔腾,如翻江倒海。第二天早上,我们便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战斗中去。每个人都用尽全力,他们不是推车、拉车走,而是推车、拉车跑,拼命的跑。实在跑不动的,就下去土场取土,替换上来的人又接着冲锋。置身于这场战场般的工地,人们想的是“五十九高程”,做的是跟上节奏,一边呼喊,一边冲锋。手无停脚无歇的连续干到下午接班的人来了,才拖着疲倦的身子退场休息。工地上,新一轮的冲锋又开始了……

在这里,我算是懂得“忘我劳动”是怎么回事了。几万民工,没有报酬,甚至连饭也吃不饱,觉也睡不够,风里来,雨里去,持续几个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流汗流血,他们在默默的坚持,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想到“我”。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永远也不知道什么叫“忘我”。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修建水库的几万无名英雄啊,历史真应该记上这一笔。

二十天后,经过几万民工的日夜不停的苦战,大坝终于越过了五十九高程这条红线。虽然在五十高程以上,坝身的厚度只达到设计的一半,如当时工地口头语所说的“五十九,单边走”,不断地企图往上涨的库水却奈何不了它了。我们再接再厉,另一半在六月下旬也迎头赶上,大坝最后封顶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很遗憾,由于接到新任务,我没有等到大坝最后完工,便随队转换到新的工地去了。小江水库、旺盛江水库和六湖垌水库的建设已接近尾声,工程的重点转到下游,湖海运河大会战紧接着拉开了序幕。少部分人留下继续完成余下的工程,大兵团源源不断往南开拔。从渠首到十字,到斗鸡,到牛尾岭,到北海,六十多公里长的运河工地摆起了长蛇阵,热火朝天干起来了。

苦战蔓头墩

我们到了新的工地——蔓头墩。

蔓头墩位于常乐圩东南十多公里。我们算是回到了家乡。回到一山一水都熟悉的家乡,大家的心情好了许多。可是,蔓头墩并非好啃的馒头,一排连在一起的圆顶山头,紧紧锁住了六湖垌水库的出口。我们现在要劈开它,在其中两个“馒头”之间开凿出一条几十米宽的河道,让小江、旺盛江、六湖垌三大水库的水,流向合浦县广阔的田野。这是湖海运河的咽喉,绝不能让这“馒头”噎住它。这里的山,掀开薄薄一层表土,全是清一色的风化石,十字镐也只能碰破它一点皮。一定要先用炸药爆破,震松,再用钢钎撬,十字镐挖。出工前,专业的爆破队先炸,运土的才能进场,施工条件十分恶劣。

合浦北部几个公社,小江、福旺、寨圩、六万山的队伍,在建成三合水库后已先期到达工地。我们常乐石康、党江、西场等公社算是增援部队了。他们在山的北边,我们在南边,一起啃这“馒头”。盛夏的太阳火辣辣的烤着半年多来连续疲劳奋战而又腹中饥饿的人们。有人晕倒在运土的半路,更多的人病倒在工棚里,一些人还得了水肿病,还能坚持出工的也形容枯槁,有气无力。宣传鼓动还在继续,可我已见不到在马口,旺盛江那种斗志昂扬,冲锋陷阵的干劲了。他们似乎仅有勉强拉动车子的力气了。最惨的是六万山寨圩的民工,他们远离家乡,没有像我们常乐公社那种强有力的后方支援。他们的家乡实在太穷,太困难了,那里已闹起饥荒,在家的人也仅靠少量的木薯粉煮稀糊充饥,哪里还有食物拿得出来支援工地呢?这些来自合浦县北部几个公社的民工们只能靠定额供应的粮食维持,不像我们常乐民工那样,经常得到家里薯芋的接济。他们中有些人走到我们工棚边讨吃的,我们的炊事员偶尔也好心给他们一两条红薯,可更多的时候是白来一趟。毕竟我们的粮食也极其有限,炊事员也要顾着自己人啊!他们饿极了,干脆就在工棚旁边垃圾堆里拣我们剥出的番薯皮和生虫番薯吃起来。很多人因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指挥部也批准一些极度虚弱的人退场回家去。路上经常可见三三两两有气无力的退场民工,拖着沉重的步履,走走停停,走回家乡。个别走着走着,支持不住,就躺在路边,再也不能起来。他永远也回不了日夜盼望的温暖的家了。

七月下旬,到蔓头墩工地一个月左右,我病倒了,每天下午都发烧,烧过后又冷的直打颤。工地医生说是疟疾,领导怕传染别人,便叫我退场,我便回到了家,父母见我平安归来,很激动,高兴极了。母亲端详着我明显消瘦憔悴的脸庞,喃喃的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离家九个多月,我让父母有太多的担心:旺盛江坝崩,担心我生命安全;工地日夜苦战,担心我受不了;粮食缺乏,担心我饿着……可是,时势如此,那是一个无奈的时代,他们只是白担心而已。现在,我能在他们面前出现,他们也感满足了。后来母亲颤巍巍的手,在床头枕箱里摸出半筒面条来。在这饥馑的日子,母亲竟能留下这么珍贵的食品,这真是天大的奇迹。母亲说,是我在地质队工作的英姐托人捎回来的,他和父亲已吃了半筒。在砂煲里煮好了面条,父母硬是不肯吃,望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挂着泪笑了。

在马王塘的日子

一个月后,我的病慢慢好了,不再发热发冷。常乐北干渠开工了,公社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劳动力进场,我又重新上了工地。二十公里的干渠工地,三千多人上阵,有五六十岁的老汉和大婶,十五六岁的小青年,也有怀孕五六个月挺着大肚的妇女,总之,能来的都来了。工地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常。不过,在我这个参加过旺盛江、马口和蔓头墩等大战场的“老兵”看来,劳动强度差得多了,轻松多了。

秋收前夕,北干渠基本完工。大部分人撤回农村收割,我则被派往运河的东岭溢洪道工地。在那里做了两个月,完工后又派回位于马王塘的常乐北干渠进水口水闸工地,这时正好是1960年元旦。这是干渠的总开关,既是水闸,也是发电站,一举两得。留在这里的100多人全是青壮年,我们这群只会挖土运土的民工,要多学一门手艺——建筑了。在技工师傅的带领下,我也学了一点砌筑技术,到水闸完工时,我已能砌一般的挡土墙,涵洞了。几个月的学徒过程,手指脚趾受罪是经常的事,一次,在搬石头时被刮脱整块指甲,钻心的痛。

在马王塘水闸工地的日子,每天工作不到十小时,很少开夜工,这是一年多工地生活最轻松的了,工作不辛苦,伙食改善很多,每月还有三四元零用钱。虽然定额供应的粮食依旧是每天一斤贰两米,可当时工地都虚报人数冒领粮食和菜金,我们管它叫“吃红名”。这样,民工们可以吃饱些。工地饭堂每个月都到圩上买猪回来养,其实只是挂名养猪,猪买回来养不了几天就私宰加菜了。既不用上调,也不纳税,大家可以一饱口福,都心照不宣,不会担心有人去举报。民工们有时彼此开玩笑说是皇帝管剩的人。

当时农村缺粮严重,一日三餐吃不到三两米,有地方闹饥荒,吃起蕉树心、白薯莨、荔枝核来充饥,很多人发水肿,我们在工地能吃饭有肉吃,简直是神仙的生活了。当初,人们害怕上水利工地,因为水利太艰苦了,所以总千方百计找理由推脱,避之犹恐不及。上水利的人多是无家庭牵挂或出身不好的人,他们推不掉,只好来了。我就是这样,凡是派人上水利,总脱不了我的份,成了水利工地的“老军务”。谁知因祸得福,使我免了一年多的饥饿,虽然离乡背井,工作辛苦些,过得倒也不错。

春节后约一个月建好了水闸,还建造了涵洞溢洪道和几座横跨干渠的小桥等配套工程,我所在的常乐干渠南段和北段的配套也全部完工。每个工段只留下二三十人维护这些新建成的土堤等设施,其余的人都遣返回生产队参加春耕生产了。我再次被留在马王塘工地。干渠开始试放水,我们二十多个留守人员的任务是巡查所管辖的南段,检查从马王塘进水口到低马村约八公里的灌渠在通水过程中有无渗漏或崩塌,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这工作平时轻松,只带把铲闲逛,一遇险情就紧张得很。这些新修的土堤到处渗水,塞漏洞,堵缺口是经常的事。留守人员责任重,也很辛苦,然而我们这群经历两年风霜雨露磨练的水利“老兵”已习以为常;二十多个青年人仿如亲兄弟,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舒心。我们当中有人弄来了火药枪,边巡查边打鸟,不时带回一串鹧鸪、山鸡、水鸭、斑鸠等战利品,让大家尝到野味。更有趣的是,有天中午,我们在巡查途中,躺在灌渠旁的山坡上休息,一条五六尺长的黑肉蛇竟爬到我们身边。众人群起围攻,捕获之后马上就地开膛剖肚,派人到附近的罗车垌村买来一只鸡,大家美美的吃了一顿龙凤汤。灌渠刚开闸放水时,很多大鱼在闸门边徘徊,每到晚上,我们点亮汽灯,手持四五尺长的木棍,竟也能捕到几条三、四斤重的大鱼,第二天加菜。马王塘工地的最后几个月,辛苦又快乐,我久久忘不了。

1961年元旦以后,常乐北干渠纳入合浦水库管理局管理,成立了常乐水管所。我们这批坚持到最后的民工退场了,与相处了一年多的同伴依依惜别,大家踏上了各自回家的路 。走上罗屋埇的小山包,我回过头来,在雄伟的象古岭旁边,马王塘村那一簇高高的古松下,依稀看到那几间我们熟悉的工棚。我感慨万千,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与我的酸甜苦辣融为一体了,真不忍心离开它们。然而,我毕竟只是这里的过客,我的家在常乐,那儿有盼我归去的年迈的双亲,我已走上回乡之路了。

别了,象古岭!别了,马王塘!

下一段是我爷爷又回公社当农民的故事和爷爷的婚姻,家人还找到我爷爷奶奶的当年公社的结婚证书,下期都会放出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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