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

CU新傳畢業生,刚到東京,寫寫生活隨筆,偶爾發表一點社會觀點,更新爺爺和大伯公的家族小說。

李文亮的微博没有停留在2月 | 迟来的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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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去了呢。李文亮的最后一条微博在2020年2月1日,报告着“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狗头表情)”。狗头的表情就很灵魂,一下就让人觉得他和我们一样的,热爱网上冲浪的广大年轻人中的一员。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又刷出好多人这条微博下的留言。他们说: “李医生,去年十月入职的新工作,今天面临不接受转岗就要走,好难”,“李医生,近来可好!”,“每次来看你,都有新评论,真好,这么多人没忘了你,我今天看了百度发的一篇文章,介绍法国鹅肝的制作过程,才觉得有些动物的一生活的太痛苦,真希望人类和所有的万物和平共处,最后要说,人有时真的是很残忍。”,“李医生,我今天二十一岁了” (一条陌生的网友的留言马上祝他生日快乐),“你好,我又来了。两个星期前我自杀了,被我老公发现了,没成。你说人活着怎么那么难呢。我从小到大没吃过的苦却在结婚后在我婆婆手下尝遍了,软暴力真的好可怕。” (才过了几分钟就有了三名陌生的网友留言安慰她)……

去年的5月,我在实习阶段第一次算是独立地做了一篇报道,是关于李文亮微博下的留言,网友说这是中国“哭墙”,我想看看大家都在上面说什么,是什么让他们坚持留言。那时,李医生去世好几个月了,他的微博却继续成为着人们的树洞,人们时常来散步的小路,纷纷扰扰的赛博中国里没有戾气的角落。一起写作的朋友当时说,他想给文章起名叫温柔的洼地,因为他觉得有种湿答答的感觉,盛放着中国网友的温柔。而现在每年仍有很多留言涌入这条微博的评论区 。报道在这里:中国“哭墙”:李文亮微博下的90万条留言(大家多多支持端呀!)。

想分享一点点报道上不够篇幅写下的故事还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我感受最深的是采访邀请的回应率异常地高(虽然也没做过几次采访…),以前在微博上找人采访,大都不会收到回复。我想是因为网络的距离和港媒的身份,加深了不信任感。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我收到自称记者的人的私信,我也不会接受采访的。微博对陌生人的私信有限制,我一天只可以发给大约10个人私信,那段时间每晚都在刷留言区给有故事的人发私信,每晚都有3到4个人回复说可以。而且,因为讨厌微博的氛围和过多的广告,其实我的微博账号在高一之后已经常年不更新了。在香港读书的朋友大多都在微信、ins上活跃,我的政治倾向也让我对陌生人社交变得很敏感,微博都是用来追星的。确实后来有受访者结束采访之后和我说,他点进了我的主页看,觉得我很像个假人,没多少关注的粉丝,发微博也不频繁,非常义正言辞地教育我要好好发微博。(果然还是需要管理好自己的profile,才能做好记者)。

就算是这样,还是有那么高的回应率。我想原因大概是有这个几个。一是在李文亮医生下微博留言的人,本身都挺喜欢网上冲浪的,是微博的用户,看私信比较频繁。二是留言的人本身就想倾吐一些,他们也许在期待能有机会诉说自己的苦楚和快乐。他们对于媒体和记者的友善和信任,我想也许来自于李医生说的“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他们看到了李医生选择向媒体阐述自己的故事,也感受到了媒体的社会功能吧。受访者们都对李医生有着莫名的亲近,也许来自于大家对大鸡腿的喜爱和想吃却买不起昂贵的车厘子的共鸣,还有对于这样普普通通的人做了普通的事情,提醒群里的同学小心病毒却被训诫的愤怒。有人觉得和他是兄弟,高三的小妹妹说自己觉得他是一个能听她说话的「大哥哥」。

大家在树洞倾吐的其实都是负面情绪多一些,在倾听他们故事的时候,我有时不知道如何掌握与受访者的距离感与自然产生的共情的分寸。不过,在他们说出来悲伤的故事的时候,我感觉他们越说越想的明白,已经开始走出留言时候的丧的情绪。或许留言和讲述本身就是在将情绪梳理好,抛出去。遭遇工作被要求一天狂打电话拉客户完成指标的刚毕业的女孩笑着说那时候每天坐地铁都在哭,现在想好了还是要努力在在线教育行业努力下去;留学生因为疫情回国在家呆着被父亲家暴,然后就和妈妈搬出去住了。

最难过的一个故事是,中年男子在疫情下去做志愿者,结果在体检中查出了癌症,“最爱的人“妻子抛弃自己转身而去。朋友在听他叙述的时候,感受是心疼,“但说实话,我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因为他的声音很平静,我又好像只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她说他的声音很平静,“甚至还有点笑意,就给人一种很遥远的感觉,一个遥远的陌生人在诉说他无奈的中年”。最甜蜜的故事是有人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暗恋故事,她和我叙述的时候也笑的很开心,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有没有在一起。还有人发布自己在哈尔滨被隔离在小区遭受到的不公平,她希望有媒体报道自己的处境。

每日来这里刷一下评论区,感觉就能看到人生百态。重翻77页的录音稿整理,感觉又回到了温柔的洼地里。

许多外媒报道李文亮,会看到它激发的呼吁言论自由和社会变革的力量。但采访留言者时感受到的是,虽在采访里虽然没有很直白地问政治倾向,但通过用词还有他们的朋友圈,能感觉出来大部分人一定是符合港台主流的「爱国」定义的。李文亮的事情像个社会最大公约数,是沉默的大多数最不能忍受的做普通人的权利都不能够。

比如,留言最频繁,几乎天天留言的刘北席之前在当兵,现在在读大学,他是国旗护卫队的成员,会发带着军徽和国旗的朋友圈。他对于李文亮的事情是这么想的:“他被训诫政府是有一点问题的,但是这不排除就是说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可能有这些比较黑暗的东西,政府也想压下来,不让这些传出去……他(李医生)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所以他……怎么说?被训诫我很难受,我最难受的就是看到人受委屈了。还有后面官方出来,各种新闻媒体上面在那些辟谣(说没有人传人等),我也有点难受,所以很多外媒也借助他这个东西来宣扬反中。但是怎么说,虽然是有不好的地方,但是通过这次疫情,我是觉得社会主义还是比资本主义要好的,因为这些数据,这些控制疫情,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来,很多那些大国啊,就像那些资本主义的代表国家,确实是现在疫情控制的比较难,社会主义还是有社会主义的好的。黑暗的也有,但是那些很多人都被换了。可能这次疫情之后也会换一批人,可能上面也注意到这些东西了”。

又比如,是罗翔粉丝的年轻的杭州研究人员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是这样的:“我觉得她写日记完全没有问题,她可以写,而且写得也非常好。我没有完整看过她的日记,我是说从这个行为上来讲,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看了一眼她的日记好像描述的挺悲惨,描述得武汉人民确实挺不太能接受的,就像人间惨案一样。写日记没有问题,出版也没有问题。虽然如果在国内出版可能会更好一点,就算在国外出版,我也希望她过了这一段舆论风波之后出版,不然不太好,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确实会对比如说国外有人或者别的国家的人,对我们造成一定的误解,因为她的文笔写得挺悲惨,而且也有一些是并不是那么符合实际的。因为这会给外国或者国外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一定的误解,这是我不太能接受的。”

对于体制的问题,他的想法是:“我觉得即使没有疫情,也会有很多人批判中国政府的体制。我偶尔也会看到外网的信息,其实国外也有很多人批判自己的体制不好,比如说为什么总是穷人受难,富人却可以得到一切。然后我觉得我也看过不少信息,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武汉严格封城,百姓吃的还是高价菜,甚至于还有作秀。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不可取的地方。但你要说官僚主义,我觉得在哪里都有。然后体制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也不是共和体制,比如说像欧美国家,他们是共和体,他们他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一直以为西方是开放自由民主的。但是我觉得从疫情的表现来看,西方国家做的并不如我们好,甚至于跟我们相差甚远。你比如说西班牙没有办法,他必须拔掉65岁以上年老者的呼吸机,我觉得当时我就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肯定是政府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一件行为。本来我们就尊老爱幼,你还要把这个年老者的呼吸机给年轻人使用,或者是给新患病的拯救新鲜的生命,你绝对极端的办法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无奈之举。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放到我们中国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接受的,政府也不应该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抨击体制,我觉得是自古以来都有的事情,然后任何一个体制都不可能完美,我们只能说趋于完美或者是要做的更好。”

只有余冬阳会每天都在朋友圈转带有政治异议的文章,他说他的女儿很自豪有他这样的爸爸,有不一样的意见,而且敢于坚持自己。他说起自己和朋友争论方方日记,“写的这东西肯定是有瑕疵的,但是我们至于去攻击他人身攻击她吗?我都不认识这个老太太,你为什么要攻击成这个样子呢?新华字典还有错字,你会去骂他娘吗?” 他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和他政治倾向向左的人攻击性那么强,“我觉得他里面有点我们所谓说小粉红的那种心理,但我没想到就是说在方方这件事上,因为方方我觉得是,就像你们记者一样,她在这次疫情中真的是为老百姓发声,为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很大贡献的,我觉得说好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他觉得自己觉得方方日记最早都写的很温和,“但是在这次疫情当中有几个人在生活中只要有一点点漏洞,或者是可以被偷梁换柱的,或者是掐头去尾的这种,就可以攻击,你比如说李文亮,因为李文亮死了,大家可能相对宽容一点,但你看现在方方或者是上海的张文宏,对喝粥的事情,他说的就是从孩子营养角度说了一句话,他就被掐头去尾的,我觉得这都能联系起来,我觉得真的是挺奇葩的”。

喜欢李文亮的人是温柔的“好人”,但在政治议题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看法的。我有时在想,很有可能在政治问题上大吵一架的人,不捅破这个窗户纸和撕破脸也许都能交往地很好。虽然很多人不能接受和政治倾向不同的人谈恋爱或者做亲密朋友。我想起朋友和我说起自己的新室友听说自己在香港留学之后,就开始一顿狂批暴乱,朋友只能捧着饭继续吃和笑,她说“我一直纳闷是不是他们觉得用这些措辞提这些事就能迅速拉到亲切感”。我也很神奇地也发现和自己玩好的亲密朋友,政治倾向也都很相近,虽然一开始决定交往的时候并没有“政治出柜”,也许这意味着政治倾向是贴近三观取向的,比如是不是注重个人权利,觉不觉得为了大部分人少数群体的利益就该被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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