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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網名叫一朵。CU新傳畢業生,到東京兩年啦,寫寫生活隨筆,偶爾發表一點社會觀點,更新爺爺和大伯公的家族小說。

大伯公的书 | 第五章 外出谋生 托儿投亲

这是一段回忆大跃进和文革经济困难时期在内地的家人生活状况的片段

五、外出谋生 托儿投亲

赵家张家在外地工作谋生求学的亲人,回乡与赵信夫妇等台湾亲人聚会和扫祖墓后,便各奔东西而去,自小与少华相依相畏的芝秀妹妹和素芬二姑,留下多陪伴少华几天。前几天众多亲人聚会,少华又忙于接待客人,老姐妹间实在无暇细叙,离别几十年刚得相见,她们不忍就此匆匆别去。

张山寄养舅家的小女儿小洁,闻知爸妈就要带哥哥去北海,任人怎么说也不肯再跟舅母返回舅家,定要跟爸妈一起生活,一步不离地紧跟着、扯住爸爸不放。长辈们哄着她、陪她到车站候车,汽车来了,她看见爸爸跟舅母上了车,也便跟随着上车去,她夹在舅母和爸爸中间一坐下,便被舅母紧紧的抱住,爸爸才脱身下了车。她挣扎着趴住车窗,哭喊着“我要跟爸爸妈妈去!”汽车开动了,满眼含泪的长辈们还听闻车上传来撕心裂肺的号哭。

疼爱孩子的少华问张山夫妇,“孩子那么小怎么不把她带在身边?”张山说“为了生计,没有办法啊,大姐!”他告诉少华,他们夫妻俩在工地附近租屋住,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有空闲顾及孩子!这几年,她哥哥一直由留守家里的弟妇帮带养,开春时才带去北海读书。小洁寄养舅家有四五年了,每次见面都是这样哭哭啼啼离开的。

少华深知谋生之艰难,只是实在不忍心骨肉分离。她没有责备弟弟夫妻不爱护子女的意思,她有过艰难谋生的经历,她在台湾茹苦含辛养育五个子女,丈夫还未退伍,饱尝没有亲人帮扶的苦楚,若果当年在台湾有亲人可以依托,或许也会像张山夫妇那样安置的。要谋生有时就得忍痛割爱,条件不许可,又怎能两全其美!

台湾老兵们初次回乡探亲,得与众多亲人团聚,又扫了祖墓,几十年苦苦期盼的心愿了却后,便打点返回台湾。但赵信夫妇还需到北海,送还惨死台湾的凤麟兄弟的骨灰给他老母,未能跟同一起回乡的老兵们返台。在老家逗留的日子已不多,他们要联系同回乡的亲友,先行陪护阿舅返台,要过问旧居改建的筹备工作,每天去向老父请安问好,虽然不如回乡头几天那么忙碌,却也无多大闲暇。

赵信夫妇去看望老父,不外讲些注重身体,多吃些营养食品,问老父生活上还有什么需求的安慰话而已。只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翁,衣食既已无忧,还有什么需求啊。他惟一记挂的未了心事,就是春和隆商铺几时修好他能搬回去住。赵信不得不一再跟他讲明,要两三个月才能修好,还说,下次回乡探亲,就跟他住在一起。老翁问他们几时再回乡,赵信劝他只管养好身体,到时还带孙辈回来认祖归宗。赵老翁几十年期盼的是能见到长子长媳就心满意足,闻孙辈还将回乡,真是喜出望外,这会他更感欣喜,精神为之一振!可是,到底还是岁月不饶人啊,庆幸搬回春和隆旧居一年多的赵老翁便怀着见到成群孙辈的美好期望寿终正寝了,赵信夫妇率领十多个孙辈回乡认祖归宗之时,只好到他墓前去告慰他的在天之灵!这是后话。

赵信夫妇跨洋过海千里迢迢归来,家乡众亲抛开工作,不辞劳累从外地回乡,就是为了与久久思念的亲人团聚。看来,这人世间,或许只有血缘亲缘的情感,才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凝聚力。然而,他们几十年背井离乡,几十年骨肉离散,几十年思乡念亲才得与亲人团聚,刚一聚会,便要分手。这来之不易的聚会,竟是如此之短暂,仓促得来不及相诉离别情,实在令人遗憾。他们和家乡的亲人们,多么希望能多相处些时日,多点互相交流啊!而现实生活却不容亲人们那么从容。他们回乡时间虽然短暂,但已亲眼目睹了解到,家乡的亲人们正为温饱而奔波,必须不辞劳苦努力拼搏才能改善生活。他们能够理解,能够体谅,他们是过来人,曾经苦苦挣扎在饥饿线上,当年即使是久别的至亲故友相遇,也是来去匆匆,往往也只能是一声问好!

回乡团聚的亲人们、张山兄弟、阿舅等人离去后,赵信夫妇只有芝秀、素芬和留守在家的弟妇清琼陪伴,已能腾出时间到处走走看看,趁圩看热闹。他们在圩镇的集市上看到,不但几千平方米的大菜市场买卖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便是市场周边的街道、空地、穿镇公路两边,摆卖农副产品、土特产的地摊也插针不入,交易十分繁忙。几乎看不到在市场上闲逛的人,趁圩入市的村民都行色匆匆,穿梭的人流、丰富的商品,构成今日家乡村镇集市的繁荣图景。素芬和清琼告诉赵信夫妇,在一切都集体化的漫长岁月,不准个体经营,农民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家庭不能养猪鸡鹅鸭,那时,市场上只有几铺集体商业的摊档摆卖,大半个市场空空荡荡。若不是后来分了点自留地,连蔬菜也不见摆卖,是改革开放后这几年间,市场才迅速繁荣起来的。

赵信夫妇亲眼目睹的景象是,市场兴旺,平民百姓全身心投入生产和工作,精神焕发,满怀自信,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联系到与亲友交谈时所闻的许多生产发展的谈论,他们已清晰地看到、感觉到,家乡的现实,就像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时期的情景。完全可以预期,家乡的经济必会高速发展,民众生活定必迅速改善,家乡会变得更加美好。

夜里,少华和几个老姐妹总是絮絮叨叨到半夜,回顾昔日的生活往事。她想起少时的“十姐妹”,说如今一个都见不到了。芝秀妹说,女孩子长大都出嫁了,有哪个还留在家的呢?远嫁的不用说,便是明知在邻村,那时大家都在生产队做工“吃工分”口粮,顾吃都顾不上,还有什么心思去探访少时的姐妹!即使偶然碰面,最多也是互相问有几个孩子,有几个能帮做得工的而已。

少华只是想念着少时的姐妹们,不想又牵涉到生男育女的问题,既然那年代家乡人“顾吃都顾不上”,她问妹妹怎么养得大五六个儿女?芝秀苦笑说“那时男女老幼都一样的苦,苦孩子的‘命大’,有一餐没一餐的一年过一年就长大了!——你问问素芬、清琼看是不是这样。”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都讲“是真的”。芝秀说她算是幸运的了,有众多亲人帮扶她度过难关。但是,那“十姐妹”中,她知道的就有几个比她的处境更凄惨。对面屋阮四姑,丈夫患水肿病死了,她带三个儿女,自己无力供养,为了养活孩子,她不得不跟个年过半百的老鳏夫,到山坑岭忽地区过日子。客家妹陈大妹,她家做水库后成了“水浸区”,要移民、迁徙途中,把个小女儿换两半粪箕红薯给人养了,说这样可以挑生一个孩子,还能让留在身边的孩子解一时的饥饿。桥北头的同年姐劳芳,产后子宫下垂,行动不得,无粮无油,婴儿无奶水吃,几天便死了,她也得了水肿病,不久也跟着孩子上西天去了……

闻知街邻的少时姐妹种种不幸遭遇,少华已掩泪抽泣。清琼为不使大姐伤感,碰两下芝秀说,“二姐,东拉西址街坊的姐妹做什么呀,要说往日的辛酸事,恐怕十日九大夜都讲不完,还是把你自己的情况告诉大姐吧!”芝秀所讲的街坊姐妹们的遭遇,在家乡公社化时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那年代的过来人已亲睹亲历,听来实在很平常。但是,离开家乡40年的少华,却深深为之触动,她自以为流落他乡遭受的磨难已够凄凉了,哪知家乡的姐妹们,处境比她更为凄惨!

芝秀告诉大姐,她解放第二年刚16岁便出嫁,夫家是地主,财产被没收后,家公过世,婆婆和她夫妻俩做小买卖,生活还算过得。合作化时,她夫妻俩被放回夫家原籍农村,婆婆年迈,得以留在圩镇上拾猪屎卖为生。她和丈夫不懂农耕,跟着社员做工靠“工分”口粮生活。最可怕的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丈夫又被当作“地主分子”遭管制,常被派去做不得报酬的“义务工”。多了一个孩子后,生活更加困难,婆婆可怜孩子,把大女儿带在她身边生活,以便减轻她夫妻俩的生活负担,她生第三胎时正值“大跃进”,儿子出生十二朝便放进竹筐里挑着去做水利……她第四胎多养个女儿后,孩子们就更难吃上一顿饱餐了!

芝秀说她至今还不明白,在她第四个孩子出生前几个月,一直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三弟张山,不知为何突然间“自愿退职”回乡。没有了工作,没有薪水领的张山,去拉车、砍柴卖赡养父母,自己本就苦不堪言了,但见她三个孩子缠身,丈夫又常被派去做“义务工”,两个人做的“工分钱”,还不够买回生产队分配的口粮,便帮她带二女儿去养,为她分忧。但是,即便有亲人帮扶,她和受管制的丈夫还是无法做到一家人不挨饿!

俗话说“人怕老来穷,禾怕寒露风。”。有一年寒露风横扫,晚稻歉收,生产队清楚,分配各户口粮吃不到下造新粮收割,便规划冬种红薯,春种玉米弥补。社员们都怀着希望,期待小春收获得以渡荒。哪知又应了一句俗话:“山荒出簕,肚饥出贼”。先是红薯长到拇指大小,便开始有人偷撬。偷撬未成熟红薯的情况,并非在个别生产队发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于是,生产大队部发出通告,指示各生产队加强管理,特别要警惕“地富反坏分子”破坏生产的活动,一当发现,就要严厉打击,以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同时要求生产队向社员进行宣传教育,讲清“挖嫩薯、割生禾”是只顾眼前小利,终会吃大亏的道理……做农民的哪有不懂这个道理的哟,嫩薯是成长最快的时段,十天半月成熟后产量能翻几倍。可是,心怀贪念的人也有他的盘算,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到时即使多几倍产量,他家又能多分得多少呢?还是先下手为强,生产队集体的东西,偷一点到手多得一点,不拿白不拿,管他什么高产不高产!

其实呀,薯芋这类杂粮,我们这地方上的农民,历来主要是用来喂猪鸡鹅鸭的。从前满坡红薯地,孩子们或是放牛的人,撬些红薯在地头边搭个坭球窑烧红薯吃就很平常,是不会被当作“偷番薯贼”看待的。但是,公社化搞得大家饥饿怕了,能充饥的红薯才被当成宝贝,才有人冒着被抓被斗的风险去偷。有人敢于行动偷撬嫩薯,别的社员当然就不肯吃眼前亏了,就连一些不甘于挨饿的“五类分子”,看到能充饥的东西也跟着与他身份不同的贫下中农去偷撬。民兵一出动就抓到许多“偷番薯贼”,但抓得太多,也不知该如何处罚才好。社员们早已家空屋净,再无可罚的钱物,分给的口粮又断断不能罚的,于是,对一般贫下中农社员,只好没收脏物和工具便释放了事,若是“五类分子”,就要以破坏集体生产的罪名严加批斗,挂牌游村示众,一些“嘴硬”的“顽固分子”,还会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是,不管怎样处置那些“偷番薯贼”,种植渡荒的红薯,就只剩下满田地的薯苗藤叶了!春玉米的命运也跟红薯一样,玉米棒子的须嫩黄嫩黄时便被摘掉了!

芝秀告诉少华大姐说,她丈夫自知身份下贱,虽然明知没有了红薯玉米弥补,青黄不接时就无法渡荒,全家一定要挨饿,但也不肯冒险去偷去抢,也因之得以免掉一场被批斗游村示众之灾。在家里断粮之时,她不得不到父母家去讲明实情。那时,父母跟小弟夫妻分到的口粮,最悭吃也顶多勉强接得上新粮,而三弟的圩镇户口定量供应只有22斤大米,带养她的二女儿已是买高价米和杂粮补充的了。面对这令人心碎的现实,全家人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应对。沉默良久后,三弟跟小弟商量,从家里的口粮中先暂给她100斤稻谷,以解燃眉之急。三弟说,他要将实情告知李英妹,叫她尽量节省一些粮票寄回,他日后捉鱼有收入就买些米和杂粮填补。家里的亲人是这样拆西墙补东墙为她解困的……后来,国家政策放宽了一些,分了自留地又可养鸡鸭养猪了,李英妹有了孩子,又把十三、四岁的大女儿接去帮带孩子,拾猪屎为生的婆婆带三女儿在身边生活,那时,她虽然又多生了两个女儿,却也不像以前挨饿了。

至于她全家能迁往防城生活,就全靠李英妹夫妇俩的费心和携带了。文化大革命过后,李英妹夫妇调到防城县里工作,先是把在三弟家学过电发的二女儿从三弟那里接去防城开发廊,跟着又将三女和儿子带去学艺,随后再把她全家都接到防城生活。现在儿女们多已成家立业,只有小女上大学,她和丈夫摆烟摊果档,还勉强供得起小女的学习生活费用……

赵信夫妇从弟妹们的叙谈中得知,30年来,李英妹和丈夫节衣缩食帮扶张家,为芝秀一家摆脱困境竭尽心力。但是,她到广州接他们回乡时,却极少提及她帮扶张家亲人的情况,她一再强调说,“没有张山哥哥苦苦支撑这个家庭几十年,恐怕大姐姐夫回来看到的张家,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李英妹说哥哥是一次次放弃升学、深造的机会,用他微薄的工资供她和小弟读完初中、高中的。李英妹告诉赵信夫妇,大陆解放后不允许私人做木材生意,张家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父母已无力供给三个儿女读书。张山哥哥初中毕业后已知道家庭的处境,他毅然放弃升普通高中,投考国家安排工作的学校,供给她和小弟继续上学。哥哥也有过带薪上大学的机会,可是当他得知只能领60%的工薪,不够供给她和小弟读书,便立即打消了深造的念头,他不愿为自己将来能高就而致使弟妹失学。

李英妹还告诉赵信夫妇,张山哥哥是工程技术人员,在省里工作每月能拿到40多元工资,在当时算是不低的工资了,但每月她和小弟的学习生活费不少于20元,每当开学还得交学杂费、书部费、纸张笔墨费等等,又要顾及已全无经济收入的父母的油盐钱……他当年在南宁工作,但离家五年,却无法节省出从南宁回乡探亲的车旅费!年迈体弱的父母思念他心切,希望他能回家看望一次,他无可奈何,在那年春节假期,不得不向领导请准,借单位的自行车跑200多公里回家,以了却与父母弟妹会面的心愿!

李英妹说她在兄弟姐妹中最有运气,几十年来生活未遇过太大的困难,各种政治运动也未遭受过灾难。她满怀感激的说,“我能有这样的‘运气’,全赖哥哥供我上学,让我达到招工的初中毕业文化,我才能谋到一份工作,才不必回到富农的家庭里受折磨!”小弟的学习成绩优异,临高中毕业时却惨遭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学籍,回家受管制劳动。李英妹说,“哥哥对小弟将来学业有成寄托很大的希望,小弟的不幸遭遇是哥哥内心最为惨重的伤痛!”

李英妹最感痛心的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又殃及已在国家机关工作8年的张山哥哥。他本就“成份不好”,又疑有亲人在台湾,因之成为首当其冲的“清理”对象。他既非“右派”又不是“反革命”,就被以“自愿退职”为由处理回原籍。给他8年工龄应得的300多元退职金,以城镇人口回迁,按居民定量供应22斤大米。张山哥哥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家的。初回乡时,本地公社还安排他到农村小学代课,不久据说组织部门来函指示,不准再安排他到任何国家单位工作,这样一来,他便连代课教师也不能当了。

李英妹说,张山被不明不白放回乡后,不久又遭遇婚变的折磨。张山婚后,妻子随他一起生活,他被处理回乡,妻子也自然随他返回。他不忍妻子跟他回到自己的富农家庭受连累,也考虑到妻子已有几个月身孕,跟她孤单一人在邻镇石康的母亲一起生活,可以互相照顾。于是,他和妻子商定,暂时两地分居,待孩子出生后再另做打算。虽然他被处理回乡未讲明原因,但他已意识到与他的家庭出身和疑有亲人在台有关,不由他不担忧日后妻儿受到连累。事实正如他的“远虑”,如果妻子迁回他的富农家庭,其处境便不言自明。但是,他夫妻俩当时两地分居,决非导致他们日后婚变的原因。

张山不准当代课教师后,被安排到圩镇生产队做杂工,不论派他去拉车、锯木、搬运或做泥水工他都去做。那时,城镇居民做一天工只得1元几角钱,虽然定量供应的22斤大米只需一角钱一斤,不过,做重体力工的人,一天那几两米,便是煮稀花米汤粥也吃不饱。但圩镇上的居民都是这样过的,谁若想多吃一点,做一天的工钱,拿去买“自由市场”的大米,只能买到半斤几两,便是番薯芋头,也只能买到斤把而已。而“内部供应”的猪肉,牌价约7角钱一斤,只有党政机关、国家单位和一些特权人群才有“计划供应”,或有办法买到。居民要想在市场上买半斤几两,就得花去几天工资!

张山那点退职金,一部分给妻子作生活费,留在身边的部分不敢轻易动用,但一月半月,也忍不住要买半斤几两鱼肉,煲碗汤给老弱的父母、也给自己和小弟解解馋,一次动辄要掏出10元8元,加上不得不补充一点杂粮,几个月下来,便掏个精光。李英妹后来听母亲说,张山在妻子生孩子时,便连二、三十元买只小行鸡的钱也已拿不出,只求得圩镇生产队提前支付他十几天的工钱,买了条小狗宰了送去给妻子“进补”。产后以狗代鸡“进补”,是人到穷困至极时逼出来的“变通”办法!

初回乡的张山起初不明白,粮食不够吃人们怎能饿着肚皮做体力工,后来他才知道,街上叫卖1角钱一只的“木薯粽”、“米糠饼”,不是什么零食,而是既经济又聊可充饥的“杂粮”熟食。“木薯粽”是木薯加工淀粉后的木薯渣,用芭蕉叶包裹着熬熟即成,“米糠饼”是用米糠加少许粘性强的淀粉和盐,和水搓撵成形烤熟便是。于是,这些本是喂猪的下脚料,在饥饿年代便被人们争吃了。这些传统之外的“杂粮”,虽然粗糙得难以下咽,但既可充饥,总比挨饿强得多,况且也不逊于吃野菜草根。另外,公社化时虽不准私自种果树,所幸这得天独厚的南国,村边屋角到处长着芭蕉,在市场上卖得很平价,也可赖以充饥,即使未够熟,煎煮熟了也能吃……

赵信夫妇不明白,张山和妻子既非感情破裂,又已渡过了饥谨时期,为何有了孩子之后还要分手。李英妹说她也一直不知是何缘故,家里人问他,他只说一句话:是他自己提出离婚的。离婚后,张山的前妻遭受许多非议,不知底里的街坊邻里,多是指责她不该在丈夫落泊时离弃丈夫。面对社会上的责备和冷嘲热讽,她一概“横眉冷对”,一直单身随母亲生活,默默地养育她和张山的儿子。她那受波累的母亲,则以其解纱的微薄收入,茹苦含辛、尽心尽意地呵护外甥长大成人,直到她生命终结。

张山最烦心的是亲友为他抱不平,他不耐烦就不好气的说“你们知道什么!”亲友不愿碰他的痛处,在他面前便不多议论,对那些无关痛痒的人们,无论怎样猜测评说,他都当作耳边风不予理会,也不辩解,只把苦衷深藏。

张山和妻子的离婚协议判决,先由女方养育孩子到××年岁后交男方养育,谁养育谁负担孩子的生活费用。张山脱身脱手跟父母和小弟生活,小弟结婚生子和缺食缺医的老父病逝后,他还是长期单身跟母亲和小弟一家生活,任人怎样劝说也不肯再婚,他说不想连累别人。单身的张山,心想通过勤奋劳动争取摆脱家庭的困境,不让母亲晚年生活也像父亲那样凄凉。虽然他为这个家庭竭尽全力,但是,身处那时的社会环境,他怎么努力拼搏,也不可能使处处受到限制的家庭挣脱贫困。

李英妹说她接母亲去暂住时,听闻母亲无奈哀叹,“我有命在世一日,你哥哥恐怕就不会成家!”母亲心里清楚,张山决不会在生活困窘又受压制的境况下置母亲于不顾的。果如母亲所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母亲逝世后不久,已届不惑之年的张山才结束长达十多年的单身生涯,并将他当年与前妻分手的原因和情节挑明。原来,他知悉任何国家单位都不准安排他工作后,已意识到身处的恶劣环境,摆在他眼前的现实十分清楚,妻子回到他的富农家庭,定必无法得到工作安排,他自身都难保,哪有能力养活妻儿和奉养父母!他为往后的生计饱受煎熬,辗转反侧,左忖右度都无路可通。他想,这样勉强撮合下去,全家都将生活无着,妻儿将枉受拖累,为了日后妻子能找到一份工作,让妻儿有条活路和顾及老病交加的父母,最终他痛下决心与妻子分手。

听到张山心平气顺的提出分手,他妻子感到十分突然和恼怒,她了解丈夫的艰难处境,从未提出过让他为难的要求,他刚生孩子尚不能工作,一直依靠母亲做手工的微薄收入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母女俩相依为命,眼下只顾到哺养儿子,还来不及考虑未来的生计……她知道丈夫是迫于无奈才提出分手的,也是认真的,但她不知该如何回应,只是默默无语,紧贴怀中的婴儿,任悲酸的泪水渗湿儿子的衣衫也不予理会。

张山取来纸笔书写“离婚协议”申诉书,写上“感情破裂”等事由。妻子不认同,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主意已定的张山,只得自行呈递到法庭……

赵信夫妇还从弟妹们的叙述中得知,大陆经济被“大跃进”、“公社化”严重破坏后,60年代初,有不少国家单位工作人员被清退。类似张山有家庭成份、社会关系问题的人,自然成为清退的主要对象,有位张山小学时的老师,那时也从中学教师的岗位上被“自愿退职”回乡。当年那位小学教师被解聘后生活无着,去当了国民党兵,在海南岛被解放回家后,同张山一起考入革命大学,后来又在师范学院毕业,分配任中学教师。他和张山既是师生又是同学和乡里,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勉励。在张山被清退时,他在信中曾责备张山,说不应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离职。然而,几个月后,他也像张山那样被“自愿退职”,回到故乡的砖厂出卖苦力。这两个黯然回乡的落泊朋友,看到许多十几岁少年,仅仅因家庭关系就不能上中学而浪荡街头,既感痛惜也于心不忍,便不顾自身的恶劣处境,诚恳地向圩镇大队提议,办一所圩镇民办中学、招收失学少年就读,让这些少年重获读书的机会。不想他们建议不但获得圩镇领导的采纳,还派他们两人担任专职教师。圩镇民办中学首届招生一个班50名学生,不几天便已满额,这使他们很受鼓舞。他们参照普通中学课程上课,每人教几种学科,只有政治请圩镇领导讲课,俄语另聘兼职教师。虽然专职教师只有21元月薪,然而,他们因为能有机会为家乡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而感到欣慰,他们认真负责,为求知若渴的学生多学点文化知识竭尽全力。但是,民办中学刚开办一年,张山在新一轮“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被以“混入教师队伍”的罪名清除出了民办中学,连圩镇生产队也不再收留他回队里做工了。

想是天无绝人之路吧,在张山什么工作也没有做、生活无着之时,渔人张大叔却把他带去捕鱼。在水中觅食虽然很艰苦,却比做别的工种自由且收入较好,可说是因祸得福!8年过去,南流江因上游各支流建库筑坝而水枯鱼竭,加上电、炸、毒鱼等灭绝水中生灵的恶行泛滥,江上的渔人已无法谋生,张山不得不上岸做泥水匠……又是8年过去,四人帮倒台后,他被安排到本乡的建筑队做技术负责人。改革开放后,他获得承包一些小工程的机会,便同小弟到建筑工地去努力拼搏,渐渐摆脱了困窘的处境。

从众多亲人的诉谈中,赵信夫妇对家乡几十年来的变化、变革,亲人们在各个时期的处境都有所了解。他们得知,勤劳智慧的人民,在生产、生活上处处受到压制的时候,任凭怎样辛勤劳作也要忍饥挨饿。改革开放才几年,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技能、创造性能够发挥了,生产便迅速发展,生活也随之得以改善。平民百姓的命运,其实是系于国家实施的政策,社会实践便是最现实的证明。他们还得知,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亲人们不计个人的得失,互相帮扶,共度时艰,这令他们深为感动,也使他们感悟到,骨肉同胞的亲缘关系,正是亲人们能够患难与共、互相提携的根本。

赵信夫妇和众多台湾老兵回到亲人中间,处处感受到诚挚的亲情,在与众多台属各乡里的交谈中,可以非常明显地感知,家乡的人都情深意切地记挂着离散的亲人,这使他们深受感动。他们亲眼看到如今的家乡,并不像在台所传闻、所估计的那么落后穷困,事实上家乡已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朝气蓬勃,生意盎然,老兵们为此感到欣慰和鼓舞,也因之增强了他们对故乡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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