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韭菜
一條韭菜

你們擁有了,我們曾經夢寐以求的權利,選擇的權利——今天我們選擇日本節點好呢還是選擇西雅圖節點好呢?

我的一個中國,他们的無數關鍵詞

看到梁老師發起的活動,我嘗試也去寫一寫我認知中的中國,或者應該說是我認知中的改革開放后的中國。

雖然標題有「一個中國」,但我不打算討論港台自古以來歸屬誰,被命名為「中國」的土地邊境綫應該畫到哪個地方。於我而言,土地上的人們生活是否安樂,社會是否進步,遠比邊境綫圈定範圍大小重要。人類生活是否安樂,社會是否進步,也從來不是由邊境綫圈定範圍大小來決定。

我要說的是,同一片名爲「中國」的土地上,那些人們的生活經歷,以及與之相關的事。爲了保障當事人的隱私和安全,下文出現的人物名字均爲化名,第三人稱代詞無論男女均為「他」,事件有可能是所有人物的共同社會記憶,也有可能是個體的經歷,當中可能有我的經歷,也可能有我親屬、朋友、工作上接觸到的人的經歷。

城市貧民

阿檸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出生,跟「六四」同一年。阿檸說,在大學之前,他都不知道「六四」是什麽,他只知道那一年可能是計劃生育强制一胎政策實施后最寬鬆的一年——「畢竟連我這種家庭也能在『講價』之後交得起罰款」。當然,代價是,阿檸的母親被强制送去結紥。

關於自己的家庭,阿檸用一個字概括——「窮」。自他有記憶開始,一家四口就擠在30平米不到的出租屋裏。唯一好處的是,房子在城市裏最繁華的老城區,生活設施很便利,還因爲地段的關係得以上比較好的小學。

關於「窮」,阿檸有幾個至今都特別清晰的童年記憶。「無聊,真的很無聊」,阿檸如是說,「別人家的孩子放學后急著回家打開彩電看TVB的動畫片、電視劇,我放學后做完功課就不知道可以幹什麽。」那會阿檸家裏只有白黑電視機,而且因爲交不起每月十幾二十塊錢的有綫電視費用,那個電視機只能接收到央視和地方台信號。《還珠格格》萬人空巷的時候,阿檸只蹭鄰居家的電視機看過几集。在阿檸認字能讀完整的文章時,他才有了一點新的娛樂——看父親借來的各種武俠小説。他的文學啓蒙不是世界名著,也不是中國古代四大名著,而是「古金梁溫」。

「其實最麻煩的還是上學,那個時候不是有美術課手工課什麽的嘛,都要學生自己帶材料去上課。」阿檸至今記得,當時一張A3大小的蠟光面彩紙要5毛錢。這是小學手工課經常用到的材料,每次他開口讓父母去買材料,父母只會給他買一張,次數多了自然就會說「怎麽又要?」有一次,阿檸不敢再開口,他兩手空空地上課。老師問起幾個沒有帶彩紙的同學,他們都說不記得,阿檸不願意説父母覺得彩紙貴不想買,也默認是不記得帶。結果,阿檸和幾個沒有帶彩紙的同學在課室後面罰站了一整節課。「平時老師都覺得我很乖,我也沒有被罰站過,就是這麽一次,因爲沒錢。」對於一個小學生來說,已經是足夠記住一輩子的屈辱。

跟阿檸同齡的阿杞也有著相似的處境,他家最困難的時候拿過「特困」,每天炒點河粉、米粉就是一餐。他最喜歡春節或者有什麽親戚要結婚,因爲只有親戚宴客的時候,他才能吃上各種好吃的菜餚。

90年代,阿杞父親在小公司裏拿著月薪300塊的工資,母親爲了賺錢甚至在火車站做「黃牛黨」。家裏沒錢讓阿杞上幼兒園,大人又都要外出賺錢,母親好幾次只能帶著阿杞去火車站。「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危險。」阿杞記得有幾次,母親讓他留在原地等她,然後母親跑去追逐「客戶」,「幸好那個時候沒有『拐子佬』看中我,我也傻傻的沒有亂跑。」

阿杞也認爲自己的童年挺無聊的,家裏同樣沒錢交有綫電視費,靠著聼電台節目或者蹲在新華書店看書度日。最尷尬的時候是,同學說什麽《百變小櫻》、《哈利波特》、《超人迪加》或者去了什麽地方旅游,他一句話都插不進去。

「如果晚十年十幾年出生,我大概就上不成大學了。哪家00后小孩不是被送去拼命補課的,誰不上補習班誰就跟不上,那我肯定就不行了。」阿杞在自己的不幸裏面找到了一點安慰,因爲他那個年代不流行補課,貧窮的他才不至於在學習上被抛離。

無論阿檸還是阿杞,他們都不是生活在農村或者什麽十八綫城市。他們和他們父母都是土生土長的超一綫城市居民,生活在改革開放後最富裕的珠三角兩大城市之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他們是一部分人以外的那一部分。

香港

「等我變身先」,「轉身射個三分波」,「糖呢兩茶匙」,「宜家先嚟落雨,唔通連個天都唔中意我」,「好在有ICAC」。對於珠三角地區長大的80后孩子來説,以上的廣告詞一點都不陌生——來自他們看到的閹割版TVB。黨這些公益廣告出現在電視機上,他們就知道TVB在播一些他們不能知道的新聞或者節目。

對於珠三角地區,特別是廣佛深,永遠離不開「香港」這個關鍵詞。由於歷史原因,他們的有綫電視可以接收到TVB和ATV的信號,他們對香港的認知也是從這兩個大台開始(ATV如今已經不復存在)。直到長大,他們可能還會發現,其實不只有TVB和ATV,還有RTHK(如今也已經不再出現在TVB)。

阿檸五年級的時候,家裏終於安裝上了有綫電視,他的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啓蒙是來自TVB或者ATV上播出的由RTHK製作的節目,特別是《頭條新聞》和《鏗鏘集》,讓他看到了跟大陸完全不一樣的社會文化。阿杞還記得初中時家裏終於能看到TVB,爲此他興奮了好幾天。沒錢去旅游的阿杞十分喜歡《文化長河》系列,他覺得這個旅游節目跟那些乾巴巴介紹景點和美食的旅游節目多了點「人味」。說到《頭條新聞》,阿杞覺得主持人的嘲諷真的很到位很好笑。阿杞的父親算是一個「老粉紅」,但從來沒有阻止他看這些「不正經」的節目,反倒說「他們敢說政府的『怪話』,挺得意(有趣)的」。阿杞說自己曾經是個「粉紅」,但後來「基因突變」了,可能RTHK有一部分功勞。如今TVB不再必須播放RTHK的節目,其實也是反映了大陸對此的恐懼。「其實『突變』是非常少數,都是看一個節目,去年珠三角的人還在大駡『廢青』呢。就是這麽低概率的事件,都是要絕對扼殺的。」

除了電視節目,珠三角的人們跟香港人多少還有著親緣關係,誇張點來說,每個廣府人幾乎都會有香港親戚。阿杞父親的表哥一家在饑荒年代偷渡到香港,97回歸後經常回來探親。「他們每次都會帶著一大包舊衣服回來,跟很多人說的一樣。」阿杞沒少穿大陸親戚的舊衣服,對於香港親戚的習慣沒有什麽太特別的感覺。阿杞的父親則每次都會嘮叨一下,說表哥一家每次帶這麽多「垃圾」回來,是有多覺得他們大陸貧窮。「但是,我們家真的是很窮啊。」跟父親不同,阿杞沒有覺得被瞧不起,「其實這些親戚也是好心。」

去年談到香港人,阿桃的語氣是很不屑的:「我有香港親戚,也在港資公司工作過,那些香港人都是一個『串』(囂張)樣,過年我最不喜歡就是去香港拜年。」「我很瞭解他們,他們就是又『串』又怕死那種,對『廢青』就該暴力鎮壓,不打他們就不會乖。」同樣有香港親戚的阿桔很認同阿桃的觀點。

由於地理位置關係,珠三角總會跟香港扯上關係,在改革開放后更是港資帶領整個珠三角經濟騰飛。然而,對於珠三角地區的本地人來説,他們未必能夠接受這個觀點,他們會認爲經濟環境好是因爲深圳被畫了一個圈,是内地讓香港人用上了水電。在更多人的觀念裏,他們不是接受幫助的那一群人,而是施恩給香港的那一群人。

黃金時代

2008年前後不是最好的時代,但在2012年之後,那一段日子就是「黃金時代」。新聞報道可以改變惡法;記者可以大聲質問公權;廣州人可以爲了保護粵語奔走抗議,也可以爲了保育小洲村、南沙濕地響亮發聲,電視上更能看到敢説敢言的主持人。阿檸認爲,「如果說完全沒有受到香港的公民意識影響,那是不可能的。」也正因如此,後來廣東的維穩支出高居不下。

那是一代人的共同記憶,阿檸和阿杞都記得那時候輝煌的廣東報業和敢言的新聞主持人,同時他們也目睹了這一切的隕落。「最後這些報業、媒體,都變得和其他地方的一樣了,那個最敢說的主持人被約談了幾次之後就沒有再在電視上出鏡。」圍觀沒有改變中國,圍觀改變了中國傳媒和中國的維穩政策。

在「包郵區」長大的阿柿也挺懷念那段看似更自由的時期,但他同時認爲維穩是必須的,都是因爲「反賊」太多,他們的自由才會被一點點地閹割。

鑿壁偷光

對於自己出生那年發生的大事件,阿檸是從大學近代史老師的課上聽到一些片言隻語,他特別記得兩句話——「其實文人『造反』一直沒成功過。我知道現在都會有人在聽課后舉報老師說的話『不正確』。」雖然知道「六四」的存在,但阿檸也無從下手去搜尋資料,直到有個要好的同學偷偷傳給他一個「自由門」,他第一次知道什麽叫「翻墻」,也第一次知道網絡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網絡世界。

阿桐的「翻墻」起點同樣是「自由門」。之所以說是「起點」,因爲梯高一尺墻高一丈,阿桐在那之後又認識了「賽風」、「藍燈」,到最後知道了什麽是Tor、SS、V2ray、Trojan協議。「我一個文科專業出身的,竟然還知道怎麽弄全是代碼的脚本。」這些知識,原本是阿桐一生都不需要學會的。

阿柿爲了看情色電影和小説也「翻墻」,但是「墻是必須的,很多人容易被外網影響,那時候國家就會亂。」他非常贊同有一群人用修改維基百科的方式去宣傳大陸官方政策的正當性,「這樣才不會被港燦和灣灣抹黑」。

「以後可能會越來越少人願意『翻墻』,除了那些出征駡『NMSL』的。」阿杞說,他那個時代的大學教師,哪怕是教「毛鄧三」的也會説點「野史」,這樣才會有學生產生往外探索的欲望。如今,這樣的教師要不閉嘴,要不被舉報。

殊途同歸

與阿檸和阿杞不同,阿柿出生在中產家庭,小學到高中都在當地最好的學校就讀,大學在全國排名前列,本科一畢業就被送去美國留學。從美國回大陸后,他變得更加擁護當前的社會制度。例如,阿柿可以理解女性在大陸受到的壓迫,卻無法理解要改變壓迫就必須改革整個社會制度。他認爲任何時候都必須守法,哪怕是一條「惡法」。「國家現在被資本操控,豆瓣很多『八千』(指代反體制的人,與五毛對立)。只要有重大事件,資本、間諜都會下場帶節奏。」他關注得最多的是豆瓣鵝組、八組以及某文學網站論壇的「兔區」。

阿柿的觀點得到很多人的認同,包括與他完全不同階層的阿橙。阿橙農村長大,成年后在上海拿著幾千的薪水,與月入過兩萬的阿柿原本沒有交集。後來,他們在網游中認識,并且找到了刷豆瓣鵝組的共同愛好。國族主義將不同階層的他們聯係在了一起,最後都成爲了「阿中哥哥」最忠實的粉絲,並在今年的大疫中痛心疾首歐美國家抗疫不力,心痛「阿中哥哥」美強慘。

基層單位

「臨時工」曾經是一個很流行的梗,大意指只要公權力單位出現公關危機,最後都是一個「臨時工」被推出來背鍋。跟公務員編制相比,其實所有合同制雇員都是「臨時工」。

對於體制内的「背鍋文化」,曾經在街道基層單位工作過的阿柑深有體會:「應該說『層層甩鍋』。」他用今年某一綫城市的防疫工作舉例,市要復工復產但怕出現新增病例擔責,於是將是否解除社區圍避管控交由區判斷;區怕擔責堅決不說可以解封,又要求街道判研后提交方案;街道不想出事背鍋,哪怕商戶居民怨氣衝天都不敢解封。「商戶面臨倒閉有怨氣去打市長熱綫,然後熱綫又將所有類似工單派到社區級單位,可是社區根本沒權決定防疫政策。」

提到城市裏所謂的市長熱綫,阿柑更為感概:「不僅有層層甩鍋,還有平級推卸,社區就是體制内食物鏈最底層,所有涉及居民的工作都可以往社區裏面派。」他想起了以前工作遇見的事,那時候有居民深夜被噪音滋擾得睡不着覺,根據網上的指引撥打了110呼叫民警,然後那社區民警讓居民去找居委會解決,並對居民說他們深夜敲其他人的門是「擾民」。「在維穩時期讓社區工作人員每天打維穩對象的電話,甚至讓社區工作人員去日夜盯梢,那時候民警就不會說『擾民』。」

在市長熱綫工作的阿松說得更爲直接:「其實這個熱綫就是給他們發泄下情緒,解決不了問題的,他們的意見也不會往社區以上級的單位反映。」

阿桃是一名社區工作者,他說一個社區有七八名社區工作者,但區裏各個部門的關於社區的大規模摸查工作都由這七八個人來做。「今年疫情幾乎沒有休息,不是上門摸查就是站崗測溫,接下來就是垃圾分類、人口普查和每年的創文、創衛『囯檢』。領導下來走一圈拍個照,我們就得做到喘不過氣。」所謂『層層壓實』,實際上就是層層向基層單位施壓。

不要以爲社區工作者是公務員,他們都是合同制的,有些甚至被分類成輔助人員。最低級的公務員拿的工資是社區工作者的三倍以上,省直單位公務員今年疫情沒有怎麽加班但月入過萬仍然不成問題。職位越高的工資越高,做的工作也越少,街道幾乎所有公務員的工作負擔都很重,而有些省直單位公務員輕輕鬆鬆朝九晚五。

雖然對上級單位有諸多不滿,但阿桃也不會跟異見者站在同一陣綫。對於維穩名單上的人,他是絲毫不同情的:「可憐的人必定有可恨之處,他們也都是貪得無厭想撈更多的好處。」

要成爲維穩名單的一員其實也很容易,可能只是買的某某寳理財產品一夜之間爆雷,也可能只是因爲上訪過一次。只要有過一次,每逢重要日子,購買動車票、飛機票的信息都會反饋給公安,然後社區工作人員就會每日確認他們的去向。

如果「可憐的人必定有可恨之處」,那麽被層層壓榨的社區工作者在他人眼中,是不是也同樣「可恨」?

未來

回來「我」的視覺,對未來的中國並不會抱太大希望。社會的進步、人類的福祉不會由邊境綫圈定範圍大小來決定,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大多數把邊境綫圈定範圍的大小當成他們自己的福祉。圍墻之内,越來越少的人渴望走出去。

在香港即將被强制實行國安法的當下,香港人興許也要開始習慣那樣的生活。任何異議都將會變成謀反,任何沉默都將會變成顛覆,任何不熱烈的贊美都將會變成居心叵測。

這一切,都是一個中國。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第一个支持了这篇作品
加载中…
加载中…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