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elLui

香港公共讨论中不同角度的可能——由谈港大副校长任命开始

【按:这篇短文最初是为投稿给《南华早报》的读者来信写的,缘由是香港大学新任命了两位副校长。最初的文稿是英语。但因为《南早》要求提供详细住址和电话,且词数上限在400词,所以我决定自己翻译修改出来,发在这里。在港大读书四年,无论是大学还是香港社会里的事都大概有些了解和看法;去年开始“失语”,虽然好像很多人在说话,也有很激烈的阵营对垒,但是还是感到公共讨论越来越单一无聊。沉默太久,有些话一直没别人说,那还是我来讲,因而来谈谈少有人谈的角度。所有错误和观点都由我负责。】


很离奇,又好像也不出奇,但总之原因并不那么简单直接:这几年香港公共讨论中几乎所有的争论都最终会成为亲北京vs民主派的对垒。在这种二元对立中,从来都是建制阵营占据上风;事实一再证明,只要不是政府或是”爱国爱港“人士们的声音,那这些声音,无论是什么声量,都无足轻重。

而这一现实今天又一次显现了。因为几乎所有争论都围绕申作军据报的党员身份和中国大陆,关于港大新任命两位副校长的人选的任何疑虑和保留,都被描述、标签、批驳为恶意中伤和想象力过于丰富的耸人听闻——尽管这并非总是毫无根据。

但要明确的是,无论是基于事实考量还是基于公共言说的策略,党员身份(无论是否属实)和国籍并不是也不应该被描述为真正的问题。那种论述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会招致并非绝无道理的指责,然后将所有讨论引向前述的对垒。但凡对中国政治现实有一点了解,成为共产党员(至少在申据报入党的年代)与其说是政治忠诚或是表态,不如说是为了社会地位和职业发展的选择。认为申是党员,因而是有中共任务的,是中共的代理人,其实并没有说得过去的事实根据,而只是捕风捉影,来自一种基于“我们”“自由世界”vs“他们”威权政权的想象;这种想象几乎没有不是简化、扁平化的。而这个想象在香港是大行其道的,无论是本土派和泛民,还是建制派,都相当接受——事实上,建制派的回应逻辑恰恰显示了他们是热烈拥抱这个想象的。或许的确两位新获任命的副校长曾被有司接触,但我们终究并不知道内幕,因而阴谋论式的揣测并无意义;况且正如很多人说的那样,大陆人并非天然不支持非建制,而是很多人被本土主义的敌意和与对威权主义的“浪漫”想象挂钩的刻板印象推向了建制之流。就算申是党员,也很难说他真的有多忠诚;反倒是建制派保皇党们不是党员却又比很多货真价实的党员还忠诚——尽管这个“忠诚”极少不是投机。

但正如开始所说,这不是重点。我说这些只是为了拆解很多人眼中的核心问题的关键性。我想谈的是两个少有人谈的反对这次任命的角度。尽管题目很大,看起来像是要处理整个香港的所有公共讨论,想提出什么普适的准绳,但这并不是我想做的。恰恰相反,这种角度的准绳恰是我不能做的;我只能提出这一个论题里的不同角度,来表明其实我们的公共讨论可以不是现在这种模式。而我要提的这两个角度很简单:多元化和学术发展——这两点都是港大校长张翔等支持任命人选的人更愿意谈的;后者也是内地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有去政治化的政治倾向的人所喜欢援引的。

如陈祖为教授(陈教授便是那“少有人”中的一位)在校委会通过任命决议后在脸书所说,这个任命决定意味着明年开始港大的整个副校长团队都将是男性。用学术界的流行语说,就是“manel”。这在性别多元和平权上是灾难性的。港大是全球第一所响应HeForShe号召的大学,而学校在公关宣传中也一直如此骄傲宣称。这个结果完全显示了港大至少是治理团队已经完全背离了性别平权的承诺。显然无论是遴选委员会还是校委会都未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我们也没有证据表明遴选委员会在最后一轮选择甚至是第一轮中有提出过任何女性或其他性别的人选——自然,按照张翔校长在决定公布后的第二封校内公邮里所说的“道德”和“法律”,我们其实不应该知道除了最终确定的人选还有谁。因而,我们目前能得出的结论是,显然,在这两个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眼里(此时会有人说“阿爷”,但我们还是不要这么快诉诸“更高力量”)只有男性能胜任副校长的职位,而无论是香港、全国、华语圈还是全世界都没有够格的女性或其他性别的人选,尽管校监就是女性——或许一个就够了。这是非常令人语塞和咋舌的。事实让我很难相信,这个团队能如张翔在公邮中所说,让港大的教员队伍更多元化。

多元化的另一个面向是学术(学科)背景的多元,但这和我想谈的第二点,即学术发展,更有关系。认真的人到港大校长办公室网页上去浏览一圈就会发现,港大正副校长团队的学科背景普遍是商科或应用类的,是面向商界、行政界和业界;简言之,是为了有用的。两位新任命的副校长,分别负责研究和学术发展,本业都面向信息技术应用;学者在自己领域的高成就并不意味他们能对大学整体学术发展有前瞻性的把握;从事关于有用技术的研究并不意味对基础学科的研究有把握。作为一所自称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机构,这些是很奇怪的(但只要考虑世界高教的新自由主义化其实也并不真的很奇怪)。很难想象,这种团队真的能带给人文、社科和基础自然科学什么学术上的发展;而这些才是综合性大学和研究型学术机构的基石,也是任何应用的前提。事实上,应用面向与学术本身是相违背的——学术本身就不是为了有用;首先是理解,然后是知识。正如我们日常在课堂的见闻一样:“学这有什么用”,对用处的考量会干涉甚至阻碍理解和知识。而反过来,正是因为应用要基于理解与知识,应用导向本身反而是对应用有害的。坊间很推崇的复旦大学的非正式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其内涵和现在清华大学盛行的风气相背甚远,也和当今全世界新自由主义化的学术界整体的风气相背甚远。倘若学术不能免于有用的必要,那学术和思想就不可能真的自由——而这个学术自由比香港大学一年至少死十次的“学术自由”根本多了。


【以上由英语投稿原文译出并增改】


至此,我讨论了新港大副校风波中两个我认为很重要但又很少有人谈论的两个角度:性别多元和学术发展。同时,我也讨论了我对学术的“任务”的看法,也指出我认为的学术自由的比其政治意味更根本的面向——免于有用而全心为了理解和知识的追求。我也试图消解香港公共话语中的关于身份和政治取态和联系的讨论占据公共讨论中心位置的必然性/必要性。(有人会说我“离地”,但学术和大学本身就是“离地”的话题——按照香港语境下普遍的对“离地”的理解。)我认为我主要处理的两个视角在港大副校这个事件上更有力且更有讨论意义——面对这些议题,政府和建制应该并没有多少能力能将讨论带进统独的二元对立的”阴沟“里。这类二元对立并没有任何意义,只会阻滞讨论、消耗精力——显然政府和建制作为强势者和troll有得是这些精力,而我们这些有自己生活、事业和学业的普通人并没有。

我想表达的是,公共讨论可以有多种角度,而无需拘泥于已经变成陈词滥调或僵局的话语和视角;有时候有些人恰恰是希望讨论停留在那个范围原地打转,借此消耗、抹黑。这些角度有时需要我们抽身片刻才能发现,有些时候却是我们认为”现在不重要“的。

我写的也不是”辩论“赛的”辩论技巧”——我充分相信我所说的,尽管我不确信我一定对,但这些确是我现在的、会辩护的观点。正如前所说,本文介绍的两个“新”视角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而是这个议题特有的;而我之所以会选取这两个视角,也是因为我对这两个问题有所思考,而非空穴来风,刁钻凑数。

希望公共讨论里能够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角度。话语越是单一的公共场域,越容易被操控、消音、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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