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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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延安日记,苏区的真相之一

作者,Пётр Парфён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ов,《Особый район Китая. 1942—1945》,此人与毛泽东苏联翻译师哲不合。

1942年6月17日

当我们的军队在苏德前线军事上失利后,特别是当我政府由于对法西斯德国作战,明显地不能满足中共领导所急需的大量武器之后,他们对苏联小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共领导人不肯理解武器对我们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自己也迫切需要武器。如果苏联战败,那么不管是特区,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将不存在。它们不是会被国民党就是会被日本人摧毁。可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瞎说八道。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

可是,康生代表中共领导向我保证,中共军队决心对日作战。中共其他官员也向我作这样的保证。这只是随便说说呢,还是在搞两面派?还是说,搞两面派已经成为政策了?

1942年8月2日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到:”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是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中共中央通过博古负责的电台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用密码。博古是能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同志之一。他如果不同意谁的意见,要么就明说,要么只是笑笑,这种微笑比语言更能表达他的看法。晚饭时,我们有幸接待肖里来访。他饱餐过后,透露最新消息:”你们的军队快要放弃库班地区,把它交给德国人了。……”他的话充满了恶意。特区没有货币酬报制度。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和军人都配给制服和粮食。军队里,每人配给一斤半小米,而在机关和教育部门,则只有一斤三两。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年可以领取一套内衣内裤,一套夏装,一套冬衣。军队中配额稍高一些。按官方说法,每人每月有3磅肉、约16盎司油、1磅盐和260元边币的津贴。但这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他们每天吃的是两顿小米饭。肉食只供应高级干部和军官。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但是热带下雨想必就是这样的。浓云低垂,压住群山光秃秃的峰顶。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一声霹雳划破天空,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漫漫黄尘顿时化为一片泥潭。我们亏得有几匹很强壮的矮种马。驮着我们小心翼翼地颠簸于陡峭的山路之间。我全身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马汗味。

著名的南泥湾种特货(鸦片烟),出处就来源于此。

1943年6月15日

我不敢漠视延安可悲的现实生活实际上天天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不敢说谎,也不敢妥协态度。严格检查我写的每一个字,无数次地校对我的底稿。

我研究问题的方法太死板了。这是多年来养成的方法。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讨厌联共(布)的经验的。他害怕使他与所有共产党员处于同等地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也是他憎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之一,他轻蔑地称之为”教条主义”。只要玩弄马克思主义能保证扩大他的权力,毛泽东就在表面上接受它。可是一旦马克思主义开始限制他的权力,他就对之宣战。迄今为止,这还是一场暗地里进行的战争。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才智和学识,都不足以在民主基础上领导全党。”教条主义”(毛的说法)谴责他一直热衷于追求权力,这种谴责是中共中央主席不敢承认,也不允许它发生的。根除”教条主义”意味着在党内确立毛泽东的统治和要求全体党员的士兵式的服从这就是整风的目的,也是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一再延期的原因。毛泽东怀着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革命热,以民族主义来破坏马克思主义。在长达几乎十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历次会晤使我对他有了足够的认识。他的学问是冒牌货,实际上肚里空空如也。

1943年6月24日

在抓国民党特务。这儿究竟有多少特务呢?谁给了毛泽东这种怀疑每个共产党员都有通敌之嫌的权利?这是种什么样的权利,是自封有至高无上的聪明才智的权利吗?这种自命一贯正确、好为人师的倾向,实际上在每件事情上都表现出来。跟这种自以为才智超群的人打交道多困难哟!周到的礼貌,斯文的态度,温和的谈吐,其中所包藏的残酷,该是多么难以捉摸啊!

1943年6月30日

康生对各种可疑份子态度特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特区里真正的日特、国特和其他的特务,只要尊重康生,那就不会碰到什么危险。形形色色的可疑份子,受中共领导官员信任和保护的该有多少啊!可是,刑官的情报局所宠爱的人中,就没有忠诚的共产党员。党、政、军机构的工作都瘫痪了。到处都充满着敌对的、互不信任的气氛。在康生指挥下进行的镇压活动,确实使全党都发起高烧来了。这使共产党员感到痛苦。有的人想通过”正统”的表态使自己逃过这场灾难,有的人则希望别引人注意,混过这动乱的日子。康生在党内不得人心,但他也安插了他的人。打小报告,在会议上通过揭发来指控别人这就是中共党内生活的全貌。

中共部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部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交给中央政治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日本占领者。而在特区,却正煽起反国民党的情绪,更加不顾一切后果。毛泽东情绪高昂。

1943年7月5日

博古是个步态蹒跚的矮胖子,圆脸膛,厚嘴唇。衣冠楚楚,姿态斯文。他脾气好,心地善良。从他的口音可以知道他是北方人。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总要尖锐批评特区的政局。他瞧不起毛泽东,并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掌握着一切权力手段。

他看起来老是很害怕似的,我们谈话时,他小心地环顾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几次,深怕隔墙有耳。


1943年7月7日

国民党军队在特区南部集结的消息引起人们的惊慌。

国民党的确在寻找机会,对特区采取行动。可以想像得到,马氏兄弟军阀集团以及山西和陕西的军阀集团,也不会袖手旁观。惟一能从这种形势得到好处的是日本人。形势确已日趋严重,我们整好了行装,行李和电台都作了紧急疏散的准备。一些固定设备,则准备炸毁。毛泽东、康生等人不希望他们的家丑外扬。他们这种担心并非毫无理由,因为苏联小组是中共领导搞政治阴谋的惟一目击者。肖里毫无顾忌地表示不欢迎我们继续在延安呆下去。由于我们无意之中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这就成了激怒中共领导人和妨碍他们活动的重要原因。他们以一种使我们难堪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被盯梢,被禁止参加社交活动。对我们流言纷纷,只让我们知道本地报纸上很少的一点消息。

1943年7月9日

在库尔斯克,一场大战正在进行。这次不会重演哈尔科夫的悲剧苏联的防御是攻不破的。一天之内摧毁纳粹坦克304辆!

延安乱作一团。每个人都认为国民党部队和军阀部队会打过来,虽然这些部队宁愿与日本人打交道而不愿冒打延安的风险。我们应邀到毛泽东那里去。他讲了许多关于爱国主义,关于共产党忠于统一战线策略的话,还谈到了关于国民党”破坏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背信弃义的政策。他突然想起共产国际来,对我们说,虽然”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团结的组织”已经解散,但在这严峻的时刻,中共领导寄巨大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季米特洛夫同志,希望他能出面调停。根据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延安已在筹备召开一次大会。为此已专门印好了大批传单。印成大字的呼吁书,要求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立刻停止在特区周围集结国民党军队,立刻停止把国民党前线部队从前线转到特区边界来。还有些呼吁书和口号,要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以打败野蛮的法西斯,惩罚日本。有些传单还要求全体人民起来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我们的八路军”及整个特区。这种呼吁书在会议正式开始以前已大捆大捆地运到。我拿了一份这样的传单,留作将来参考。这张半透明薄纸上印有对国民党的呼吁书,把可能会发生的内战说成是犯罪的、不容许的。

中共所有领导人都参加了这个大会。除看起来很生气的中共中央主席外,党的有领导员都上台发了言。发言者都谴责日本侵略者,发誓支持由蒋介石委员长兼总司令领导的重庆中央政府。忽然,发言人都带着哭声,一桩桩数落起他们遭到蒋介石的不公道待遇来。所有发言的人都向蒋介石保证,在特区谁都不会发动内战,连想也不会想。特区的人力和物力统统会用在反抗日本侵略上去,八路军的所有部队将进行抗战,坚决保卫国土。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农民、工人和战士。按康生统计,出席这次集会的不下一万五千人。散发了传单。这出表示良好愿望的戏演得严肃而逼真,这是做给重庆看的。我用照相机拍了会议的几个镜头。

我立刻向莫斯科发了个电报,谈到特区南部边界形势危急,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只有莫斯科的迅速干预,才能防止特区被打垮。

1943年7月13日

苏联政府向重庆声明,它的军事援助是用来促进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是发动内战的;而且,苏联的立场是坚决保卫中共和特区。

1943年7月15日

中共领导出于要同我们调整关系的明显目的,意外地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份子会议。我们接受了邀请,我和尤任就到杨家岭去了。会场里挤满了约一千共产党员。彭真宣布会议开始。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被逮捕。

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部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他讲完后,几个表示悔悟的”特务”排队上了台。他们讲了他们的活动,听起来大多是愚蠢和幼稚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说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八路军中忠实工作。这样的”特务”一共有十二个,在会上讲了话。

彭真谈到了如何识别国民党特务,并说凡属坦白认罪的,都将予以释放:”只要他们不怕认罪,不怕向特工部投案自首!”彭真的高大身材,在会场上十分显眼,他满脸通红,看起来像个屠夫。

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疯似地挥手叫嚷:”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

“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嚷,”你们干嘛要搞破坏?我们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饶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真心实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人们突然意识到,情报局头子掌握着多么大的权力,而胆敢捍卫真理的人,又会落个什么下场。就在彭真即将宣布结束会议时,朱德突然走上台去,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这次党的”活动份子”会议对他这个政治局委员来说,是个新闻。

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竟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份子?对待党的优秀份子和骨干?”朱德说完话,掉头就回到他的座位上。彭真宣布会议结束,共产党员们默不作声地散去了。

1943年7月18日

王明可能要去莫斯科一事使毛泽东焦虑不安。围绕他的病和”治疗”问题,争吵还在继续。莫斯科已经采取措施。国民党领导人宣布,他们无意侵犯特区。在特区南部集结军队和部署兵力的活动已经停止。

1943年7月23日

中共领导人想充份利用与国民党闹摩擦造成的局势。特区的党、政、军机构成天忙于抓蒋介石的特务。在这个行动中,康生得到了一批社会人士的帮助,他们在许多集会上敦促所有的日特和蒋特自行坦白,并威胁说,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脑袋。这不是平常所说的集会,而是一群疯子在叫叫嚷嚷。每个人都得听半文盲的整风头头们的胡言乱语。今天大约有六百人被带去坦白。悔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一群群的人出来认罪大部份是学生和小公务员。整风的下一阶级是要在中共的中层干部中揭发”特务”,然后再在党的领导层中推开。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把党内的”教条主义”跟叛变通乱和向国民党屈膝投降说成是一回事了。他在发动群众反对”教条主义者”,显然决心要连他们的肉体也加以消灭。毛泽东满意地告诉我,他计划把这个运动一直进行到明年。延安的自杀风没有平息下来。这个城市看起来像个集中营。不让人们离开办公室和学校,现在已经是第四个月了。这里的纪律,简直就像是监狱和纪律,把人束缚得没有活动自由。释放了很多被逮捕的人,但是,还没有释放一个”教条主义者”或”由于同情苏联,由于同王明或共产国际有联系而名声不好的人”。

中苏友好
在延安的洋人
在延安的妇女
在延安的妇女

《延安日记》被共产党认为是伪作的书籍,但其中的部分情节,比如种鸦片和打击国统区经济的说法,并非孤例。比如萧军的记载。和在延安整风中,因揭露中共领导层特权的王实味死于中共。而随着更多的资料被解密。对于延安的风貌描述便不再是共产党的孤证。在抗战困难时期,三分抗战,七分发展的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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