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決定財富，財富反映尊嚴？

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新書《成功的反思》，從「才德至上論」出發，對美國政治現象如民粹、全球化、相信市場、貧富懸殊與心理惡化等，提出了獨到看法。

我認為此書有宏大的出發點，它試圖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解釋美國的政經結構怎會惡化如斯。二十一世紀以來，全球貿易鏈成形、金融業主導市場、貧富差距過大、階級對立等狀況，一一浮現的同時，已有人試著發出警告。但真正讓知識菁英感到世界觀崩壞的，是民粹興起、川普上台。

如何診斷？開何藥方？這已是美國政治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甚至有人說，凡是民主國家都必須反省，因為民粹興起是各國普遍現象，而民粹很可能是由二三十年來逐漸定型的政經結構所導致的。

換句話說，民粹只是最外顯、最驚人的症狀，至於它的詳細成因，需要深入分析整個社會的運作模式。對此，有人用統計數據來呈現貧富差距，有人調查產業外移帶來的地域衰敗，有人指出科技發展奪走了多少工作，有人說明福利制度未能真正幫助弱勢，也有人透過政治極化來反映階級對立。

以上這些論調，桑德爾略有提及，但他認為，主因還是一種日漸強化的、才德至上的成功觀。這種成功觀，拉大了贏家、輸家在財富、道德與尊嚴上的差距，亦即贏家更有才能、更有物質享受、更有人格光環、更值得這一切，而輸家活該。最重要的是，這種「活該」完全不是「誰叫你倒楣」，而是「誰叫你沒能力不努力」，亦即輸家之所以輸，和運氣沒關係，而是被能力或性格所決定。

也可以說，二三十年來的政治決策，一邊承認才能與貧富差距，一邊試圖把運氣成分從這種差距裡拿掉。結果就是贏家站到了財富與道德高位，並認為這完全是自身能力與努力的結果。

桑德爾指出，這導致了屈辱政治：當贏家用各種方式瞧不起輸家，而輸家想要起身捍衛自家人格尊嚴時，卻更被罵成白癡或壞人。這情況就好像是，學校裡功課好的孩子集體霸凌功課差的孩子，當後者反抗摔桌椅，卻隨即被全班看成麻煩製造者。不意外地，這絕對不利於公共討論與形成共識，用桑德爾的話說，這破壞了民主社會應當要有的共感或集體感。

不僅如此，贏家之所以贏，其實很靠運氣，有很大偶然因素。他們或者是有某種天賦更為社會看重，譬如籃球天賦者會賺得比排球天賦者多很多；或者贏在起跑點上，譬如家庭能提供更多文化資本與教育資源。桑德爾無意說贏家該把這些財富吐出來，但這些財富的降臨具有運氣成分，因為社會體制恰恰偏好這些贏家所具有的特質。

換個方式講，桑德爾之所以反對才德合一、才德至上，是由於他更願意看到：富人不見得更受社會尊敬，而窮人不見得更受社會鄙視，因為大家知道窮富一定程度是運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但在當下的成功觀中，這種敘事卻在快速消失。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社會或文化心理學，跟哲學似乎關係不大。單看才德至上論導致的種種心態，的確如此。但在桑德爾的論點裡，贏家與輸家心態由成功觀所決定，成功觀由政經結構所決定，政經結構的發展，則由菁英依循的理論原則所決定。

按此脈絡，我們可以上溯到政治哲學的一種重要區分：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這是看待公平分配、理想社會的兩種觀點。

所謂機會平等，指每個人皆應有爭取與獲得資源的相同機會。若採這種思維來看待社會運作，就會強調競爭機制上的公平、唯能力與去運氣，但最終的結果分配可能極為不均。簡單地說，只要努力工作就有錢就可以吃牛排，但有些人賺的只能吃一兩塊，有些人賺的可以吃一大堆。

至於結果平等，指每個人皆應獲得一定質量的資源，而且差距不宜過大。據此來進行改革的話，會強調重分配與所得移轉，譬如對富人課重稅再以福利形式分給窮人。簡單講就是把富人的牛排拿一些過來，然後分給弱勢者。

兩種平等都有許多正例與反例，而且實作上也未必是矛盾的，這裡不擬深入比較。重點是，桑德爾認定，上述提及的許多弊病，儘管還有許多外在因素影響，但根源是政治菁英只強調機會平等。

競爭之下本就必有輸家，而機會平等和才德至上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輸家活該倒楣的觀念，因為他們有機會卻把握不住。至於贏家，則會肯定能力決定財富、財富反映尊嚴，因為有財富代表我努力把握了機會、充分發揮了能力，一切是自己所應得。

對於美國的文化現象，桑德爾在書中有很多評論，大體皆是從此觀點出發。雖然在我看來，這有點忽略經濟和科技這兩大因素的力道，畢竟有些政策是因應貿易全球化與科技取代人力而有，而這兩大趨勢並不是平等觀所能完全解決(或者是說，政治菁英只想適應趨勢而非反轉趨勢，無意間強化了機會平等的弊病)，但它的確突顯了利益者與受害者之間的衝突，而且此衝突已經嚴重威脅到民主制度。

從更廣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民主制度受到了根本挑戰。民主制度有很大成分，是為了對抗獨裁與極權而生，但現在的敵人，是資本和科技結合而成的霸權。才德至上論，或許是為了適應霸權而流行的觀點，它說出了不少人的心聲，也反映出很深刻的困境，但是否該扭轉它、扭轉有沒有用，應該還有討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