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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決定財富,財富反映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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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新書《成功的反思》,從「才德至上論」出發,對美國政治現象如民粹、全球化、相信市場、貧富懸殊與心理惡化等,提出了獨到看法。

我認為此書有宏大的出發點,它試圖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解釋美國的政經結構怎會惡化如斯。二十一世紀以來,全球貿易鏈成形、金融業主導市場、貧富差距過大、階級對立等狀況,一一浮現的同時,已有人試著發出警告。但真正讓知識菁英感到世界觀崩壞的,是民粹興起、川普上台。

如何診斷?開何藥方?這已是美國政治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甚至有人說,凡是民主國家都必須反省,因為民粹興起是各國普遍現象,而民粹很可能是由二三十年來逐漸定型的政經結構所導致的。

換句話說,民粹只是最外顯、最驚人的症狀,至於它的詳細成因,需要深入分析整個社會的運作模式。對此,有人用統計數據來呈現貧富差距,有人調查產業外移帶來的地域衰敗,有人指出科技發展奪走了多少工作,有人說明福利制度未能真正幫助弱勢,也有人透過政治極化來反映階級對立。

以上這些論調,桑德爾略有提及,但他認為,主因還是一種日漸強化的、才德至上的成功觀。這種成功觀,拉大了贏家、輸家在財富、道德與尊嚴上的差距,亦即贏家更有才能、更有物質享受、更有人格光環、更值得這一切,而輸家活該。最重要的是,這種「活該」完全不是「誰叫你倒楣」,而是「誰叫你沒能力不努力」,亦即輸家之所以輸,和運氣沒關係,而是被能力或性格所決定。

也可以說,二三十年來的政治決策,一邊承認才能與貧富差距,一邊試圖把運氣成分從這種差距裡拿掉。結果就是贏家站到了財富與道德高位,並認為這完全是自身能力與努力的結果。

桑德爾指出,這導致了屈辱政治:當贏家用各種方式瞧不起輸家,而輸家想要起身捍衛自家人格尊嚴時,卻更被罵成白癡或壞人。這情況就好像是,學校裡功課好的孩子集體霸凌功課差的孩子,當後者反抗摔桌椅,卻隨即被全班看成麻煩製造者。不意外地,這絕對不利於公共討論與形成共識,用桑德爾的話說,這破壞了民主社會應當要有的共感或集體感。

不僅如此,贏家之所以贏,其實很靠運氣,有很大偶然因素。他們或者是有某種天賦更為社會看重,譬如籃球天賦者會賺得比排球天賦者多很多;或者贏在起跑點上,譬如家庭能提供更多文化資本與教育資源。桑德爾無意說贏家該把這些財富吐出來,但這些財富的降臨具有運氣成分,因為社會體制恰恰偏好這些贏家所具有的特質。

換個方式講,桑德爾之所以反對才德合一、才德至上,是由於他更願意看到:富人不見得更受社會尊敬,而窮人不見得更受社會鄙視,因為大家知道窮富一定程度是運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但在當下的成功觀中,這種敘事卻在快速消失。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社會或文化心理學,跟哲學似乎關係不大。單看才德至上論導致的種種心態,的確如此。但在桑德爾的論點裡,贏家與輸家心態由成功觀所決定,成功觀由政經結構所決定,政經結構的發展,則由菁英依循的理論原則所決定。

按此脈絡,我們可以上溯到政治哲學的一種重要區分: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這是看待公平分配、理想社會的兩種觀點。

所謂機會平等,指每個人皆應有爭取與獲得資源的相同機會。若採這種思維來看待社會運作,就會強調競爭機制上的公平、唯能力與去運氣,但最終的結果分配可能極為不均。簡單地說,只要努力工作就有錢就可以吃牛排,但有些人賺的只能吃一兩塊,有些人賺的可以吃一大堆。

至於結果平等,指每個人皆應獲得一定質量的資源,而且差距不宜過大。據此來進行改革的話,會強調重分配與所得移轉,譬如對富人課重稅再以福利形式分給窮人。簡單講就是把富人的牛排拿一些過來,然後分給弱勢者。

兩種平等都有許多正例與反例,而且實作上也未必是矛盾的,這裡不擬深入比較。重點是,桑德爾認定,上述提及的許多弊病,儘管還有許多外在因素影響,但根源是政治菁英只強調機會平等。

競爭之下本就必有輸家,而機會平等和才德至上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輸家活該倒楣的觀念,因為他們有機會卻把握不住。至於贏家,則會肯定能力決定財富、財富反映尊嚴,因為有財富代表我努力把握了機會、充分發揮了能力,一切是自己所應得。

對於美國的文化現象,桑德爾在書中有很多評論,大體皆是從此觀點出發。雖然在我看來,這有點忽略經濟和科技這兩大因素的力道,畢竟有些政策是因應貿易全球化與科技取代人力而有,而這兩大趨勢並不是平等觀所能完全解決(或者是說,政治菁英只想適應趨勢而非反轉趨勢,無意間強化了機會平等的弊病),但它的確突顯了利益者與受害者之間的衝突,而且此衝突已經嚴重威脅到民主制度。

從更廣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民主制度受到了根本挑戰。民主制度有很大成分,是為了對抗獨裁與極權而生,但現在的敵人,是資本和科技結合而成的霸權。才德至上論,或許是為了適應霸權而流行的觀點,它說出了不少人的心聲,也反映出很深刻的困境,但是否該扭轉它、扭轉有沒有用,應該還有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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