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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从业者。关注女性、身份、艺术话题。坐标内地。

疫情之下的个体(除了胡思乱想以外没有其他可做的)

我现在很害怕,窝在家里的沙发上,上海阴冷的室内只能开空调,刚灌下去一杯食不知味的挂耳咖啡,打开电脑想看部电影,但看不进去。翻墙收了下邮件,看到昨天中午新闻实验室发的关于SARS期间媒体作为的会员通讯。反正也无处可去,不如码字。

武汉肺炎疫情的扩散程度远超想象,我21号结束出差回到北京,22号晚上从北京飞回上海,这两天的行程里还没怎么见人戴口罩,我自己是从22号白天出门开始戴口罩的,而昨天23号,我还和妈妈一起出门看了早就预约好的衡复博物馆的小展览,去了两家咖啡厅歇脚。路上人已不多,不过本来每到过年,上海就是一座空城。昨天白天看到上海地铁里95%的人已经戴起口罩,但我内心其实还没有感受到太多恐惧,直到昨晚打开电视,看到上海地方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晚间一个多小时的新闻都在播疫情,看到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闭馆的新闻,再看到早就买好票打算这几天去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发通知入馆都要测体温,我开始感受到紧张。而今天起床后,又收到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闭馆的通知,防护升级,可见严重程度升级。收到这个通知后没多久,我收到了咨询师的私信,她说她关注到了上海的疫情,让我照顾好自己,有余力时照顾好家人,如果我有任何情感支持的需要,可以随时联系她。我切实地慌了。

爸爸发来一条消息,说是我住的地区周边有发现病例。我不知真假。朋友圈、订阅号、每个微信群、Wind实时推送都是与疫情有关的讨论和文章,我看了几篇以后不敢再看下去,索性做个犬儒,把朋友圈关了。总之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绝不掉以轻心,这两天再也不出门,但我主观地不想再让自己的恐慌升级。

且不说病情本身,现在和2003年SARS期间的很大区别是当时社交媒体并没有那么发达,当时的新闻可信度没有那么差(至少我认为,当时除了被禁言的情况以外,如果能被报道出来,基本还是可信的,有良心的媒体比现在多些),而现在我看到的大多数消息,比如说我周边有确诊病例的消息,信源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公众号,而官方渠道又有不报少报、削弱事态严重性的倾向,所以我根本无从知道这是真是假,我只知道这个消息通过大量转发,已经散开了,大家都很害怕。

疫情之下,我看不到更多,我甚至拒绝看更多。我只关心,个体除了提高警惕,少出门、戴口罩、多喝水、勤洗手以外,还能怎么办?

答案目前来看是无。

我想到了死亡。

人在理智层面知道一件事,和在情感层面切实感受到一件事,两者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我当然知道我随时可能死去,任何一场意外都可能导致我没命,所以才更加要小心,对于自己可以掌控的生命威胁要主动避开,但是在情感上,我向来都会回避“我死”这个主谓结构的句子。比起我自己的死亡,我更害怕家人的离开。昨天出门,现在想来很后怕,而且昨天上海下了很大的雨,我和妈妈都淋了些雨,虽然回来以后喝了姜汤吃了药,但妈妈还是担心自己可能着凉,我心里很愧疚,她也在怪我为什么昨天执意出门,其实我也没有坚持一定要出去,只是昨天还没有真正感受到闭门不出的必要性。现在我体会到了,我非常害怕妈妈有任何意外,当我这么跟她说时,她说那她还是宁可自己出事而我健健康康,毕竟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听了更加害怕,说了句希望我们都齐齐整整,就没再说下去了。

我和妈妈的关系一直都是如此,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经常碰撞,我和她又都是急脾气,导致我们经常吵架,而每次说到类似这样情感流露的,所谓走心的话题,我们就都会避开,很少深入。我觉得这好像是很多中国家庭的情况,家人之间缺少情感交流,很少拥抱亲吻。过年,本是团聚的节日,虽然近几年来一般都是我和妈妈两个人过年,几乎没有走亲戚,吃饭也是家常菜随便吃吃,所谓年的氛围几乎为零。随着我单身的日子越来越长,我们的相聚越来越成为她唠叨我的主场,而我根本无法让她相信我现在一个人也过得挺好,我早已放弃说服她。既然如此,我现在回家一般都会选择白天出门在外,早晚在家,我犬儒地觉得这样已经成了我们之间减少摩擦冲突的好方法。而这次,因为疫情,我们两个都被困在了家里,即使是一百多平的大房子,还是多了好多面面相对的时刻,如果没有其他可供讨论的背景音(比如电视、电影)的存在,有好多时刻我都不知该说什么了。而这次的背景音,基本就是疫情,越讲越害怕,再加上窗外的阴雨,几乎要成抑郁的前奏。

暂时先写这些,码字无法减少恐惧。今天大年三十,疫情传播刚刚开始,年也才刚刚开始。可见的未来,仍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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