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幫爸爸改社論

本文原刊於2013年2月23日《明報》世紀副刊及《流行詞話》41期。因為這裡多是媒體朋友，轉來供參。

　　1992年，正在鼎盛時期的台灣聯合報系將版圖擴展到香港，創辦了《香港聯合報》，爸爸94年調了過去，期間每半個月返台一次；到95年，《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相繼掀起減價割喉戰，香港聯合報因而在年底收攤，爸爸也調了回來。

　　雖然報社在香港不成功，但爸爸這兩年可沒白過，他認識了許多報人、作家，歷史知識和飲食功力都因而大進；哥哥和我也從他帶回家的書刊中認識了蔡瀾、張五常、林振強和初看時猶如天書的粵語文。當年我還是小學生，雖已飽受台灣選舉狂歡和統獨之爭的洗禮，但對爸爸投入的九七大限前香港時事氛圍就不怎麼敏感，只在懵懵懂懂間感知到了有這麼一個和台灣不太一樣的圈子，一個港星、港片以外的香港。

　　1996年，老爸（已升格為「老」字輩）在《民生報》本職之外兼任了紐約《世界日報》的總主筆，負責社論。這是因為，九七前許多港人移民海外，《世界日報》作為美洲最大的中文報，自然要多報導香港事務以應關懷；剛剛待過香港的老爸，即知道該找誰來寫、寫些什麼。工作方式，就是老爸向主筆群邀稿，作者把稿子傳真過來，老爸看後請秘書打字，傳真到紐約，再打一通電話確認刊發事宜。

　　當年還不是人人都會用電腦，老媽有學文書處理，老爸就沒學；在下班或秘書休假期間收到稿時，老爸不想麻煩報社同仁，就叫我幫他打字。我便打開KS2（改造自PE2，在倚天或國喬中文系統下運行，聯合報系當年所用的文書處理程式），老爸唸一句，我打一句，打完後刪改。為什麼不能我一人打？因為我們收到的稿子還都是手寫草書，傳真解析度又不高，我頂多認得兩三成；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老爸就看得懂？大概這就是專業。也不能直接在來稿上批改就傳給紐約，不然那邊同仁看不清，還要多費口舌。偶爾也有老爸都認不出來的情況，通常我們看上下文來推想或另寫亦能解決，只有一次那字實在是關鍵，猜不出也改不得，只好打越洋電話去問原作。通通搞定以後，家裡印表機印出整齊的社論稿，傳到紐約去，那邊的同仁再照樣去打字排版，真是重複勞動。

　　那幾年，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這樣幫老爸「打稿」，有時幾天有時一兩個月。在之中，我認識了董建華、陳方安生、曾蔭權、司徒華、民主黨、民建聯這些常常出現的名字，雖然還是不瞭解文中所論的香港政情，但感覺上，大概都在講港府官僚政術之失當、見識之不濟、言辭之閃爍，立法會中各黨派如何認知紊亂又自縛手腳，北京中央對局勢的反應如何僵化，以及全港政府到民間對英國制度遺產與遺毒的缺乏整理，有時也提及兩岸與國際關係，總之是諄諄勸導各方打開思路，然後還是不見改善。──各位或許會問：「你當年一個中學生就能做出此等摘要？不是把現在的情況套用來描述過去吧？」這還真不太好回答，因為現況的確和過去差不多。退一步說吧，我至少約略感到了一種和台灣不同壞法的官僚與黨派文化。這對我有什麼影響呢？它讓我更知道對政治實在不能樂觀，永遠不要低估人類群體因循守舊的習性。應該說，這對青少年的心靈成長是很有益的：我高中開始寫評論投報紙和校刊，因有台灣和香港兩方面的滋養，很快就得到了「可悲地正確」之類評價。

　　不過，我印象最深、得益最多的，還是跟老爸一起改文章的過程。大家作文，初稿難免有一些不順暢的文句，需要潤飾，尤其在用到學術理論的時候。頭幾次，我聽老爸將意思可解但拗口的句子改到清楚明白，使全篇文氣連貫通暢，興趣就提了起來。之後老爸唸到要改的句子時，我也會想「這可以怎麼改」；碰到比較難改的地方，老爸沉吟思索時，我也開始提意見，說這樣改好不好？有時我一說完便知不行，也不等老爸表示就說「不好，再想」，也有幾次老爸說「可以」，我心裡就很得意。

　　各位讀到這裡，可能就想稱讚我老爸真會帶孩子，能教他本事還會鼓勵，但多年後我問老爸當時有沒有什麼培養的用意，答案是「沒有」，他只是想就近找個聽話的人來幫忙打字，我老哥不想幹，老媽事情也很多，而我不抗拒，所以就我來了。我不提意見，老爸不會叫我提；我提出一句，老爸也不會特意貶損或讚賞，只會看這樣寫適不適合，可以就是「可以」，不行就是「不行」。他也沒作什麼機會教育說文章該這樣寫、這論證的結構如何、那個人那件事的背景是怎樣，奇怪的是我也不多問，大概我們都習慣不多廢話，我也只覺得改文章還滿有意思的，雖然有時會打斷我看雜書、玩遊戲（打斷做功課或準備考試就沒有問題）。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大約在1998、99年，有一篇談陳方安生與董建華、北京衝突近況的文章，結尾說：可見北京想藉香港的表現來爭取台灣民心，將更加困難了。老爸想了一想，說：「改成『今後北京想以香港垂範台灣，將更加困難了』。」又講了一下「垂範」是哪兩個字。我暗暗心驚──「垂範」，如此精練，如此狠準！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我立即感到「垂」「範」兩字彌天罩頂的壓力，不須再多解釋，意旨已盡顯於形。當年我已經讀了十幾本老爸帶回來的董橋《英華沉浮錄》，對其中所述鍛字煉句的功夫很是神往，這時看到老爸也露了一手，便深深記住了。

　　後來我才知道，「垂範」在香港並不算是罕用詞，中共官腔裡也有一句「率先垂範」，我們當年的手筆其實和「垂範」的原意有些差別，然而是誰先開始將它變來描繪北京意圖的呢？真是抵死，還請識者見教；不過若是中共自己說出來的，那就得嘆一口氣了。總之，我體會了精練字句的威力，後來我寫文章、讀歷史，就特別講求這「春秋筆法」的境界，每看見當代作者也有這等功夫，輒大喜以為同道，再三咀嚼；自己投稿報刊、寫論文或在網上打筆戰，也是有機會就用一下，但恐讀者看不出微言大義，又怕我作者自己解釋清楚會破壞興味。有時候想，這樣在字眼裡翻騰，還囉囉嗦嗦到處要人家知曉漢字的精妙，真有用嗎？不會失之自傲，反讓人討厭嗎？但很多書都可以告訴你：時尚與現實的轉變，往往始自字詞的詮釋與運用，這在知識社會、學術江湖更是成敗攸關的基本功。所以我也就繼續堅持這樣的興趣，以傳統史學而非現代文學、當代社會學的路數，步入言論戰場了。

　　2000年後，傳真來稿多已是電腦打字，老爸可以直接拿筆刪改，不必再叫我「打稿」；再之後，大家都學會電子郵件，傳真都不用了。當年的文檔，已隨不知所終的舊硬碟消逝，所幸若真要查還可以去翻《世界日報》；我這一輩的同學，也有不少人像這樣幫父母長輩謄過文稿，或許有人學到的比我還多，但今後大概就越來越不會再有這種事了吧。

　　九七前後，香港的過渡時期，也是手工時代與電腦時代的過渡時期，我就這樣不遠不近地和家人一起經歷了。後來我讀了歷史系，現在又來了香港，每多學到一些以往未詳的歷史知識時，我也會想想當年我在懵懂中是怎樣感覺它的；當年還在懵懂中的人們，又是怎樣來感覺、迎接九七和電腦時代的呢？每個人應該都有些故事可說，只或許現在淡忘了；我還可以多想一些這類記憶的意義與價值，說可以延伸出什麼論題，不過，我記得最清楚的，還是自己提出句子被老爸說「可以」之時的那份得意，以及「垂範」一詞向我幽然展示出的，文字的威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