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的鱼

关注政治和性别等议题。

今晚金钟见

写在前面:女朋友九月末去香港参加了雨伞运动的纪念集会,回来之后她跟我谈到她在现场的尴尬、慌张和无所适从,我们讨论了很久关于作为支持伞运的大陆人,应该以何种立场、何种方式参与到这场运动中,但始终没能得出答案。今天把女朋友写的一些感受和困惑放在matters上,希望能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正文:

作者: Sisyphus

9月28日,我来到金钟政府大楼参与雨伞运动4周年纪念日的集会。能够通过参与集会支持到这场运动,而不是仅仅是在网络中关注与观望,让我感到很是兴奋,但我的内心里同时还有一丝不自觉的恐惧、顾忌以及慌张。这是我首次只身一人参与一场政治性集会,在一个缺乏集会与游行自由的国家里成长,在我的记忆中,参与集会常常伴随着监控、被约谈甚至牢狱之灾,虽然我时刻提醒自己这里是自由的香港。

会场里的每一个组织都非常热情地派送自己的宣传单张以及纪念品,如写着“香港人”的帽子,而会场周围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标语,如“拒绝赤化、拒绝香港沦陷”。虽然大家都很热情,但我依然还是会感受到疏离感,我想这种疏离感来自于我对于现场政党以及组织的不了解与有限认知,也来源于我的“大陆人”身份。五点开始,会场大台上陆续开始有运动人士发表讲话。当时有一位嘉宾介绍其所在的党派“人民力量”所制作的纪念品,其大意是:在出国旅游的时候,外国人经常都会将其认作为“Chinese”,于是今年我们专门制作了一个印有“香港人”字样的帽子,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Chinese”而是“Hongkonger”(场下喝彩)。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那些随地大小便、吐痰、会在建筑物上面刻字的大陆人,我们是文明、有民主素养的香港人(场下第二次喝彩)。” 这一讲话让我感到非常的尴尬。我想,这种尴尬是来自于在一个大陆人被视为是缺乏素养的、不文明的环境下,大陆人的身份让我感到异常羞辱。但事实上,我内心中的尴尬在这一讲话之前以及踏入会场时已经被唤醒了,我能清晰的感受到,这种尴尬是与作为一个支持雨伞运动的大陆人的立场是相关的,但当时我却无法用语言去向他人去诉说。

回去的路上,我禁不住思考,我到底可以如何去解释这一种难以言明的尴尬,以及作为一个大陆人,自己在雨伞运动中到底处于怎样的一种位置?我与这场运动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让我回想起在2014年,我是因何而开始关注起这场发生在陌生城市的运动,同时,这场运动又是如何启蒙了我。

2014年的秋天,我正在紧张地备战高考。9月28号运动开始的那几天,何韵诗、黄耀明、黄伟文等明星的微博上都有传播着雨伞运动的相关信息与图片,虽然他们的微博很快就被封禁,但是正是从这些信息渠道上我了解到了香港正在发生了一场旨在争普选的社会运动。后来,虽然说大陆内的主流媒体都一致歪曲这场运动,但通过关注廖伟棠以及周保松的微博,还有有限的翻墙,购买英文与雨伞运动相关的杂志,我对雨伞运动的整个过程也算是有了有限的相对客观的了解。

我想,我最初关注这场运动,首先是因为我认可这场运动的目标与价值。我反对特首是由中共所指派的,而选举过程不过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我认可人民有权利去通过民主的程序选出能够代表其意见的特首,而选举的过程是不受意识形态所限制的。

然而,我同时明白道,雨伞运动于我而言如此重要,在于在某种程度上,我与香港的命运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不管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怎样的,不管是Chinese还是Hongkonger,我们都无法否认,你我都我们笼罩在同一个恐怖政权之下,受其宰割与压逼,因此我们有着共同反对与抗争的对象,有着共同损害我们尊严的敌人。尽管因为所处环境不同,我们受其影响的程度及抗争的手段是不同的。

除了这点相似性之外,我对这场运动的感情似乎还来自于我也会将自己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与希望投射在了香港这一块土地身上。虽然如此这么说十分的懦弱,但我希望目前我们暂时无法实现的真正的民主,能够因为香港相对自由的政治氛围与空间,而能够通过这场运动在香港这片土地上实现。

另外,相比其他的民主运动,雨伞运动无可替代的意义在于其启蒙了我的公民意识。在当时,我每天都通过各种渠道看到与伞运相关的照片:我看到金钟占领区的民主课堂与自习室,那里的年轻人积极参与讨论,并且从实践中学习如何实践民主与自由;我看到街道上市民自发筑起的各式各样的雕塑、标语,那些作品是多么的色彩斑斓;我看到夜空下手无寸铁的市民们勇敢的站在一起,去对抗警察的催泪弹与棒棍。当然,我也看了许多讨论伞运的文章,它们讨论公民抗命的意义、讨论何为真正的民主、讨论香港人身份与香港社运的演变……可能对于伞运的参与者来说,我的这些认知与了解都是十分的肤浅的,但这些都让我开始认识到青年人是有能力且有责任参与到社会的发展当中的,同时,我也开始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运动是如何进行的,它将面对着怎样的困难,以及,它也使我开始去认真思考到底怎样才是一种民主的制度。

回顾过往,我发现我在伞运身上投放了许多的热情,而伞运依附的信念以及价值也驱使着我参与到大陆的社会运动之中。因此,我想伞运于我而言是启蒙、是理想的投放之处,而对于伞运来说,我将会是其永远的支持者,或许有朝一日我也会参与到这场运动之中,虽然我背负着难以摘除的“大陆人”的身份。然而,当我真的置身于伞运的集会现场,我却发现自己被一种没有所预料到的尴尬所笼罩着,而这种尴尬让我对于自己所处的立场以及位置的认知充满了疑惑,让我不知所措。

我想,这种尴尬首先是来自于集会当天演讲者对于大陆人的描述让我感受到了香港人对于大陆人的敌意以及误解。我所反对或者感到难过的并不是香港人提出香港人这一身份认同及强调其与中国人这一身份的差别,更不是背后透露的香港分离于大陆的立场,而是来自于看到大会上所阐述的“香港人”的这种身份的独特性是建立在贬低、刻板化与排斥内地人的基础上。我能够理解这样的一种论述回应的是大陆人对香港所带来的不便与负面影响,以及大陆游客在香港所作出的各种不文明的行为所引发香港市民的反感。但我想说的是“大陆人”并不是一个可以用这些词语概括的群体,就如同香港人也很难被简单的几个形容词概括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大陆人都会以“祖国爸爸“自居,不尊重香港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决定自己的命运;更不是所有的大陆人都随地大小便、插队、没有基本的文明素养。

我还记得,在2014年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参与伞运的青年是一群“分裂国家、无所事事、崇尚暴力“的人,而今天,我看到了在伞运青年的口中,大陆人的糟糕形象。这种二元对立的、简单化的理解与对一个群体的描绘当然能帮助我们很快地”了解“另一个群体,也能最大程度上激起我们对本土、本族的认同。然而,这样非理性的思维对于我们想追求的目标来说,绝对不是有益的。

另外,就像端传媒对参与雨伞运动的在港陆生的访谈,我想我所拥有的将会是一种“无处安放的热情”。就如同里面的在港陆生所表达的,“大陆人”的身份让其身上背负着永生无法摘除的污点。因为来自于香港以北,因为生长于那个香港人所痛恨的政权之下,因此我将永远都会披着那个政权的阴影,披着作恶的原罪。我既是受害者却又是施害者,我在这场运动中只身一人,但他们从我身上望去,看到了那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我的参与与表达也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干预,似在剥夺香港人一直渴望的“命运自决“。同时,雨伞运动中香港人对于各种具体生活议题的诉求,更让我无所适从。比如反对大陆客所带来的物价飞涨,比如反对大陆学生占用过多的教育资源。这让我感受到,香港人在这场运动中所反对的,不仅仅我也反对的那个政权,还包括了”我“本身。我时常往返香港,很可能也在给香港带来着不便;而未来,我还很有可能成为”占用香港教育资源“的学生……

在此看来,有些尴尬似乎是无解的。

时至如今,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尴尬、失落、疏离与排斥。同时,我也自知这种尴尬或许在雨伞运动当中相比其他议题是不重要的、不值得讨论的。但它确实让我开始去思考一些问题,作为一个大陆人,往后我可以如何继续支持这一个运动?我的立场应该在哪里?而更加宏观的问题将是,在一个强调本土社群/市民参与的运动当中,非本土人士的参与将被如何对待?其有应该以何种方式,在不破坏当地社群的主体性的情况下参与到运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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