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行动者
中国青年行动者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youngactivists2020@gmail.com.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n the report, please reach us at youngactivists2020@gmail.com

第二部分 青年劳工行动者

撰写者:匿名

2020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新冠疫情在中国境内的蔓延,造成大范围的产业停滞和失业潮,既加剧了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压力,也加速了劳动者保障体系的瓦解和劳动关系的非正规化进程。当然,疫情下的社会危机,一定程度上也短暂提供给青年劳工行动者介入工人议题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国家利用疫情持续收紧社会控制,限缩劳工NGO等民间自组织的行动空间和社会介入。过去数年的政治管控在不断加强。本报告将尝试梳理2020年青年行动者在劳工议题上的行动实践以及群体所面对的政治管控,并尝试对既有的行动模式进行反思,探讨新的实践思路。

一、行动者群体面貌

参与劳工议题的青年行动者,从家庭背景上非常多元。劳工议题虽侧重于底层压迫和社会不平等,但关注的青年群体既有来自城市的中产家庭,亦有来自农村的普通家庭,此部分在既往的年度报告中已有详细撰述。这类群体多数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基于对自身所在阶级群体处境的反思、或受到理论教育形成对资本主义下社会贫富差距的批评等,开始关注当下中国工人群体的命运与反抗。此外,行动者早期身份的边缘性,如作为性少数认同、或农村身份、或被主流排斥等的其他边缘性认同,同样是其成为劳工议题行动者的重要触发点。

在成长路径上,行动者在南北地域上有着非常不同的行动脉络。在过去较长时间,以广州为代表的南方行动者是通过与劳工 NGO等民间团体互动而开始介入劳工议题,具体参与方式包括成为志愿者、实习生或相关的实践能力培训等。行动者在具体的劳工实践中不断建立自身对于工人境况、社会不平等和资本剥削的认知,进而激发对于劳工实践的认同。行动者参与劳工实践的方式,也是沿袭传统上的劳工 NGO模式,扎根到具体工人社群做相应的支持性服务,包括提供社区服务、技能培训、法律咨询,以及必要的案例介入支持。

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行动者则多数是成长于校园社团,通过读书会、观影会、工地外展或校内实践(如开设工人课堂、工人调研等)等社团活动开启自身的劳工启蒙。其中对于工人运动的支持和认同,主要来源于理论学习。相应的,青年行动者实践的范式多以调研或者进厂为主,少数亦会加入到劳工 NGO。

南方和北方青年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并不算多,亦未建立充分的理解。南方行动者偏重于直接介入一线工人困境,而乏于理论上的反思和意识形态批评,行动者间相对分散和多元;北方行动者以理论出发,团体间有严密的组织秩序和路线区分,对他者的实践方式缺乏开放的态度。简而言之,南北地域的行动者成长于相应的地域文化和实践,但在当下政治逼仄的环境下,依然欠缺彼此互为开放的沟通和学习。

二、行动和组织模式

本部分初步概括当下青年行动者的的劳工实践模式。从现有实践中可看出,当下青年行动者的组织模式呈现多元化,但欠缺对工人群体的足够影响力。

1、疫情下工人困境的临时介入

新冠疫情在春节期间的大规模爆发,随后的防疫混乱和市场停滞造成巨大社会危机,激发了民间自发互助的行动力。处于隔离期间的各地青年劳工行动者也在此时,自发形成线上团体回应当下的工人需求。

针对疫情期间春节假期后返工问题,有行动者组成线上协调小组发起“延迟返工控制疫情”行动,组建起一个超过500人的微信社群,发起全网线上倡议动员,向国务院表达“延长休假推迟复工”的诉求。舆情升温间接促使政府在次日迅速作出回应,宣布延长假期三天,减缓了新冠病毒在返工人群中的扩散。

此外,由高中生、大学生以及社会白领多元组成的十多个自组织志愿团队掀起了一波关注环卫工防护健康的行动。城市环卫工作为防疫第一线的劳动者,在疫情期间严重缺乏防护用品。这群青年行动者,以“口罩+城市”作为代称,如蝴蝶效应般在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福州、珠海、成都、西安等十几个城市迅速散播,有团队甚至多达百人志愿者。ta们通过“调研+募捐”的方式,呈现疫情下工人的低福利、低保障困境,募款捐助口罩等防护用品填补破漏的劳保体系。ta们的行动一方面揭露了疫情下国家对一线工人弱势群体的忽视,另一方面也启发了公众对工人社群的关注——随后出现了很多市民和乐施会等NGO自发为环卫工送口罩。

亦有青年行动者团体关注受疫情影响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疫情迫使学校课程转为线上,但对于农民工子女,电子设备和通讯网络的缺乏成了政策盲区。网络上先后出现一些大学生自组织,如“8方公益免费课业辅导”为贫困的打工子弟提供学习辅导,“光援计划”、“七八点计划”等为农民工子女募捐电子设备和撰写调研报告反映网课背后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2、泛左翼青年社团的常态自组织

北方青年劳工行动者的网络主要依赖在校泛左翼社团的常态自组织。但遗憾的是,自2018年佳士事件后,左翼社团遭遇来自学校的大清洗,被改组架空、或取缔注销。很多耕耘多年的社团无法开展工作,如北大马会因积极参与佳士运动而被强迫改组,北京语言大学关注社会工友的社团“新新青年”遭学校注销等。

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有极少数左翼青年团体坚持在学生社群中开展自我学习和劳工实践。左翼青年社团现今开展的活动以理论学习为主,以读书会、观影会、讲座等为载体;部分会开展常规的校工服务,如工人课堂、校工探访等。此外,部分社团也会与其他议题群体进行跨议题合作,如性少数和性别议题,共同在校内倡导。左翼青年社团当下的行动趋势总体上偏向温和,并趋于减少对社会议题的直接参与。

3、参与劳工 NGO实践

多年来,一部分青年行动者会选择以志愿者、实习生或全职等方式加入到劳工 NGO中,在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也会成为核心的工作者或者项目负责人。但由于自2015年以来政府针对劳工 NGO团体的政治打压,包括限制劳工组织的筹款渠道和对劳工工作的刑事犯罪指控,迫使部分劳工组织关门或改变工作方向,从直接的工人权益支持往社群康乐类活动和流动人口服务调整。危险性增加和行动空间的缩窄,间接减少了青年行动者参与劳工 NGO的机会,进而限缩了行动者在劳工议题的持续介入。

4、以新媒体为基础的新尝试

因线下行动介入空间的缩窄,劳工团体和自发的青年行动者在互联网上开始尝试建立以工人议题为导向的新媒体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抖音、播客等。这些新媒体平台尝试通过对工人权益相关议题事件进行报道或对特定工人权益进行解读和科普,以此提高公众对劳工议题的关注度和增强工人的权利意识。

当然,这样的尝试影响力仍然有限。一方面,在新媒体的实践中,青年行动者难以与一线工人建立直接的社群连结,传播上多止于对事件的报道和社会新闻的理论分析,无法涵盖针对工人社群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在现阶段的新媒体尝试中,很难深入接触到一线工人群体,与他们建立共同语言,也无法有效激发工人行动。因此,这样的尝试仍然在最初始的阶段。

5、针对白领群体的文化组织实践

在近一两年,随着华为、阿里巴巴、京东等市场头部企业不断曝出压榨员工的丑闻,白领行业的血汗剥削现状不断引发讨论,“社畜”一词成为白领劳工建立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文化认同关键词。在线上和线下,有青年行动者们开始积极倡导和实践白领群体间的合作社建设,亦组织关于“社畜”、“打工人”等议题的文化讨论,并长期组织针对黑心企业的社群讨论等。虽然目前影响有限,但可见白领劳工正在通过这些公共讨论开启对职场剥削的意识觉醒。如今,“出身985-工作996-离职251-维权404”式的工作场所压迫,正在不断增强白领劳工对自身作为受压迫者处境的认知,在未来或许会引发更多类似于“996.icu”式的行动实践。

三、政治管控与压制

行动空间与风险共存,是近5年来的劳工团体和青年的共同遭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民社会对工人议题介入的活跃性,多年来政治管控一直在加强。

1、疫情下对青年行动者的管控

即便疫情下涌发的民间互助多数是温和、去政治化、强调社会福利的,但仍然避免不了来自政府维稳部门的关注和干预。前述提及的关注环卫工的口罩团队,在行动中筹款遇到很大的制度限制和政治管控。2016年全国人大通过《慈善法》限制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公开募捐,社会筹款必须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才被视为合法。青年行动者自组织必须花费很大力气寻找挂靠机构,甚至承担自发募捐的法律风险,有团队因此受到来自公安部门的多次骚扰问话,要求告知捐款来源和喝令停止项目。

此外,有口罩团队因为发布了环卫工人防疫调研报告和工人状况视频,而遭遇安全部门的问话,也有主流媒体转载报告后被网宣部门要求下架。在北京,疫情志愿者陈玫、蔡伟因在GitHub开放平台搭建站点“端点星”,备份疫情期间遭微信、微博等平台删除的相关疫情报道和文章,而遭遇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随后起诉。可见对于自发的青年行动,政府视其为严重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借用“口袋罪”将其定义为非法行为。这些政治上的压制都迫使自组织行动无法在支持工人权益上走得更远。

2、后佳士时代的常态压制

2018年佳士事件是针对中国左翼青年的一次历史性的打压,也是对青年行动网络的重大破坏。针对佳士中劳工行动者的打压,包括社团解散注销、强制休学退学、短期拘押、教育转化、强制择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起诉判刑关押等,程度不一。部分佳士相关行动者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高压管控后,在2020年恢复了极小的自由,如缓刑或强制就业和居住安排。但是这些行动者仍然难以重新投入对工人群体的支援工作当中;生活工作仍处于密切监控之中,亦难以在就业或教育上拥有自主权;其原先附属的社团或NGO组织亦遭遇实质上解散,处于死寂状态。这类针对佳士相关行动者的常态高压管控,在可见的未来或将持续下去。

3、针对劳工NGO的双重管控

针对劳工NGO的政治管控方式,政府已经从常态化的政治骚扰彻底向有罪化论定转化,兼以募款上的财政限制。2015年以前,各地政府针对劳工组织的管理采取定期的问询和“拜访”,偶尔也会施压办公地房东以此逼迁劳工机构,从而达到限制劳工机构影响力的目的。2015年“123劳工案”是政府首次对民间劳工组织进行规模化的抓捕和判刑,开启了劳工工作有罪化的管控策略。

在此之后,中国劳工领域经历了2017年广工读书会事件抓捕、2018年佳士事件群体打压、2019年初深圳NGO五人打压(吴贵军、张治儒、简辉、何远程、宋佳慧)、2019年微工汇(iLabour)三人抓捕、2019年社工四人被抓(童菲菲、李长江、梁自存、李大君)以及2019年底的心环卫三人被捕。

到了2020年,所剩的劳工团体已不多,仍然存在的机构多数被迫转型。在2016年颁布的《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双重约束下,再加上劳工团体本身公众筹款能力偏低,大多数劳工团体陷入经济危机,在关闭边缘,无法及时获得境内外基金会资助;另一方面,今年亦有地方政府限制本土基金会资助劳工机构,也存在截留公众筹款的情况,致使遗存的劳工团体陷入更深的生存窘境。

四、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综上所述,尽管在困境重重的当下,民间的青年劳工行动者仍然在不懈探索新的方式介入工人议题和社会危机,但不得不承认,劳工工作的空间和影响力都在不断缩窄减弱。为了回应当前的运动困境和寻找新出路,行动者需要对既往行动模式的局限有所反思和批判。

青年行动者自组织在疫情期间的迅速聚合,有效地支援到一线环卫工人的防疫危机,并引起公众和政府对于工人疫情保障的关注。但该短期行动本身并无法本质上回应工人最为核心的权益诉求,同时行动者也未能(无计划或有难度)与一线工人建立长久连结——行动未能转化为对工人的赋权。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左翼青年社团中,行动者缺乏可见、安全的实践机会,以助于形成对工人阶级状况的真实感知,难以建立与一线工人群体持久有效的连结。

劳工NGO多年来的组织模式同样存在诟病。劳工组织模式传统上分为:社区服务型、法律援助型和运动(集体谈判)型。在遭遇政治打压之后,中国劳工NGO聚焦点已缩小到工人社区生活和文化服务、劳动法律咨询和心理支持等,谨慎地将自己角色单纯定位为服务提供者。三类模式存在的共同问题是:长期着眼于临时的劳资危机介入,对于工人工作场所的日常权力压迫缺乏足够认知和行动干预,故而减弱了对工人群体长期的赋能培育。

基于此,本报告尝试提出劳工青年行动者未来值得尝试和探索的两个关键方向:建立对工人群体的直接实践性认知,与探索赋权性的行业性工人日常组织实践。

1)建立对工人群体的直接实践性认知:理解和认识工人群体是一切行动的起点。当下中国工人群体形态和面貌正处在急剧变化的阶段,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新业态产业迅猛发展,都在重塑工人阶级生存形态和权利意识。唯有对工人在工作场所中多样化的产业变迁、日常压迫和剥削形成充分的实践性认知,才能够寻求一条适合工人自主赋权的有效组织路径。未来需要更多的有行动导向的实地调研与直接互动。

2)探索赋权性的行业性工人日常组织实践:让工人成长在日常抗争。当下的政治环境已极大限制了工人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行动者若继续追求集体抗争亦是不智的行动路径,更未能有效的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工人权利意识的萌发和培育来自于对工作场所权力压迫的日常抗争实践。青年行动者亟需在未来的实践中探索工作场所中日常反抗的新实践(如针对特定行业的工人培育),或采取新的组织方式介入到工人教育中(如新媒体等)。

最后,南北的青年劳工行动者仍然缺乏开放的互动、学习与合作,这既影响到推动工人进步议题上的团结和协作,亦极大限制了探索新行动路径的想象力。这要求南北劳工行动者逐步去形成互为支持的新网络。

在大规模的相继打压之后,劳工组织和青年行动者行动受限愈增,工人组织实践处于想象力的危机。青年行动者更加需要能够沉住气,重新投入到认识工人力量的探索中,并开启新的日常尝试。工人组织工作也会是低调、长久的,但培育积累的工人意识绝不会消失;青年人应跳出书斋、拥抱工人实践。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加载中…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