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善的同体性？——同时谈谈一位中共领导人的精神世界

8月23日，香港之路再次在网络上成为了热点。在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上，绵延于狮子山山脊上的灯光连成一线，如同星河落地，头顶是被蓝色的手电筒与手机照亮的夜空，脚下是暖色灯光照耀的香港都市，自由的香港人的光芒就这样屹立于天与地之间。这种壮阔的景象，无疑让香港的抗争与游行已经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白居易在诗中写过：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他一定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一个他还无法想象的城市，维护一种他还没有听说的价值时，竟然无意中重现了他诗中的景象。

香港的抗争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美”：五彩斑斓充满真挚情感的连侬墙，雨中的维园五颜六色的雨伞汇集在一起如同高山的花海，精美的海报，伤感而又不失优美的记录文字，运动中衍生出来的震撼人心歌曲等等，绘画、音乐、行为、文字，无一不蕴含着为人所称道的美感。这种对美的欣赏是基于人类精神深处共同的审美的意愿。而审美本身与善，与自由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如同刘晓波博士所说：“审美之所以是人的自由的象征，就是在于是以人活的生命、特别是以人的情感为核心的全身心的综合的运动，它既是自愿的又是能动的，既是沉入的又是超越的，是人的创造力的全面发挥，是以幻想的形式对人的生命的充分肯定。”审美本身就是是对人的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就是对人的精神自由的强烈认同。可以说，在有着审美能力的人的心中，美的背后就是对人性的肯定、与自由这一广义的价值的认同，这也就是为何，他这些人看来，美就是价值上的善的代表。

但在西方源远流长的希腊式悲剧当中，人的悲剧性总来自于具有高尚人性的人，面对外在的命运与自然的无力。对于审美来说也是如此，有着强烈审美能力与求善目标的人，在现实的导向之下不得不在行为上违背自己对人性与自由的追求。这种生命的悲剧在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史中十分常见。中共曾经的领导人瞿秋白就是其中一例。在中共传统的革命叙事当中，革命领导人当是意志坚决、有着铁腕的手段与旺盛的精力。但瞿秋白与这种叙事不同，他的身上更有传统文人的审美取向：“秋之白华”这样有着古典浪漫情怀的定情信物，“中国豆腐是很好吃的，天下第一”这样的临终遗言，他描述莫斯科是“秋云微薄，桦林萧瑟的天气，自清田站步行，向托氏邸宅行来。小桥转侧，树影俯窥溪流，水云映漾，轻步衰草上，如天然的氍毹”而非领导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核心。这种审美取向是古典浪漫主义倾向的，是碎片化、朴素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另一方面，瞿秋白在领导中共革命的时候，却也是“红色恐怖”盛行的时代，告发、刑讯、处决与人人自危的时代。这种“红色恐怖”显然与审美、人性都背道而驰，对于那些“意志坚定、目光长远”典型革命者，他们很容易地说服了自己，让自己满怀热情地相信这是完成革命当中必然的牺牲。但瞿秋白也是这样的吗？他在遗书《多余的话》这篇希望“写最后一点坦白的话”中反思自我：自己是一个“弱小”而缺乏革命者“冷血”特质的人。当卸下了所有的职责，“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的时候，他再次从自己内心出发，想起了初心中的审美、人性与同情心，但同时他又坚持着列宁主义对革命的指导，在精神中不断地自我否定。可以想象，瞿秋白在这之前，内心早已有了审美的“我”与列宁主义的“我”两个自我的斗争，工作中瞿秋白被列宁主义的自我所引导，但另一个审美的自我虽然被工作所压制，却也不断地提出不敢回答的疑问。最终在卸下一切职责后，瞿秋白开始审视这两个自我：一个是外在的自我，一个是内在的自我。正是这种现实的人格与审美的人格的斗争，凸显了瞿秋白自身的悲剧性。

审美是基本的人性，它与善息息相关。美与邪恶的对立成为了文学永恒的对立。而在历史当中审美的人常常被现实制约了行为，这种外在的自我与内在的自我的冲突。这无疑是人类生命永恒的悲剧之一。

（先挖个坑吧，以后有空谈谈当代左翼青年，与上个世纪革命中左翼青年的异同。）